土匪的历史-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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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洗劫过后往往一片残垣断壁
这次抢劫案和枪杀案使浑源县上下震惊，成为全省的大案。张家将匪首相貌口音连续两次向县政府报案，并派人到太原告知其子张凯，又直接上报了省政府。经查，此案又是乔日成所为。阎锡山不得不再次下令各县严密侦察并悬赏重金通缉乔日成。
谁能料到，乔日成此次带上金条元宝烟土和银钱，连夜跑到阳高县，化装成商人乘火车往北平天津又去游玩去了。（参见康耀先：《山西土匪乔日成》）
有些匪帮为了获得大量的钱财，把列车也作为抢劫目标。一次，在京包线上，一列由西向东开行的火车，至福生庄时，遭到50多骑匪的拦劫。土匪们气势汹汹，怒声喝斥，遍搜乘客之身。此时，手无寸铁的乘客们只有俯首贴耳，任由他们搜身。凡穿戴华丽整齐的，都被脱去衣服，由匪徒们一并席卷而去。那些被脱去衣服的乘客，不分男女，都赤身裸体蜷伏在车厢内，有的披被单，有的围一条手巾以遮身，有的妇女无以遮身，羞愤交加，只有怀抱小孩哭个不停。
设备简陋的旧火车车厢，无疑为土匪的打劫提供了方便。
在云南，个碧石铁路（石屏——个旧——碧色赛）的列车不止一次地遭到土匪的截劫，凡是没有招安土匪保路或是军队保商的路线，经常有土匪扎着抢劫，行人插翅也难飞过，百姓真是寸步难行。“行路难”之叹，在土匪横行的时日里，已不是李白所指的道路艰险之意，而是指途中无安全可言。
打劫
2、砸窑
在东北，土匪劫掠钱财的方式是以武力强行攻入豪绅富户家，这种行动，称“砸窑”。攻进去叫“砸响了”，没攻进去叫“没砸响”。
窑有“软窑”、“硬窑”和“响窑”之分。“软窑”是指用柳条子、木板障子夹设的院落，四周没有碉堡炮台，但往往在屋角、马圈、道栅和猪圈里设有“暗枪”，也有设置地枪来自卫的。这样的窑顶多是些小康人家，虽说积攒了些家产，但还不够富，修不起坚固的院墙和炮台，防守能力很弱。“硬窑”是指砖砌起或土打的大院，四周有炮台，安置枪眼，有花大价钱雇来的胆大艺高的炮手专职护院，有一定的抵抗能力，这通常是乡村里富得流油的豪门大户。“响窑”又称“红窑”，是指那些常常悬挂小红旗的大院。这类人家大多是些乡镇富户、店商铺号、油坊、烧锅、粉房等作坊，自家修筑比较坚固的高墙大院，四周围墙安设炮台、枪眼，雇佣职业武装人员（炮手、炮勇）自卫。他们既怕土匪来砸窑，又想显示一下自己的武装，于是就挂出一面红旗，绑在烟囱上，意思是可以来砸。这是吓唬土匪。对这些响窑，一般小股土匪没有十足的把握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弄不好，窑也没砸响，弟兄们的命还要搭进去几条。再者，这类大户常常是地方豪强、士绅，其人或子弟往往与军方或官署有联系或有某种关系，甚至有财力买通了某股巨匪，所以，一般胡匪往往不敢触动响窑。尽管如此，土匪往往还是选择红窑作为攻打的目标，因为这挂红旗的窑，虽然难打，但油水也特别大。土匪经不起这巨大的诱惑，愿意舍本做大买卖；二来遵从“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道理，先把那挂着红旗向绺子示威的窑给砸了，可收到惩一儆百的效果。
为了砸窑，特别是为了砸开“硬窑”和“红窑”，土匪很懂得“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道理，为此，必须事先派专司侦察情报事情的人——“插千的”去探地枪，这是个艰巨而危险的任务。
1923年春，吉林双阳县双镖绺子准备攻打一个姓胡的大地主家，这个窑插的是红旗。双镖这时当炮头，和插千的装成卖布的货郎子，背着一个大口袋就进了村。他们围着老胡家大院吆喝一阵，老胡家的小姐就把他喊进了屋里。这胡家是东西大厢房，宽敞明亮。那时双镖正年轻，长得高大英俊，这老胡家的小姐叫二霞，长得精灵美貌，从小喜欢舞刀弄枪的，像个小小子。卖布的进了家，她上去挑成色，与双镖眉来眼去，心中爱慕不已。双镖借口喝水，就走到外屋，往西屋的墙角一打量，有4台暗枪和2杆地枪。老胡家掌柜的发现这小伙探头探脑的，就猜出来者不是卖布的。双镖发现对方已有所察觉，况且地枪已探好，赶紧和插千的溜走了，胡家立刻布置了人巡夜。
大家族豪宅往往是大股土匪的砸窑的对象
第二天夜里，他们攻打胡家窑。双镖领着几个人从大板障子跳了过去，然后爬上了墙头。当年，挂红旗的大户人家都是两层院墙，外边那层就是大板障子，里边才是砖土垒的带炮台的墙。他们从大墙上跳过去，已绕过了地枪，谁知一个弟兄忙中出错，脚尖碰在地枪线上，只听“咕咚”一声响，惊动了胡家护院的，当场打死两个，双镖被打伤让人捆了起来，胡家掌柜的提着灯笼走过一看，说：“这不是白天卖布的那小伙吗！”胡家把双镖吊在马棚里，用皮鞭蘸着凉水抽。
旧碉堡
为了砸窑探地枪，大炮头、二炮头有的被打成了残废，有的挺不过苦刑，招出绺子地点，又领着官兵去围捕。双镖算是幸运，后来胡家小姐救了他一命。
探好窑的内部情况，砸窑就开始。砸窑的当天，就由翻垛的（匪帮里的军师、参谋）看好黄道吉日，然后出击，砸窑往往在夜里行动。炮声（土炮）一响，弟兄们在炮手带领下猛攻。有怕死怯阵的，就当场“插”了他（枪毙处死）。如果谁立功，回去就披红授奖。
火车是常被土匪打劫的对象
砸窑是不容易的，每次都扔下一些崽子。如果砸响了（进去了），就花天酒地，残害百姓。让老头和小孩给溜马，女人给他们做饭，要吃啥饭自己点。衣食足，思淫欲。土匪酒足饭饱后，就开始玩女人。有时为了争一个女人，匪徒间往往醋性大发，相互争执不下，甚至撕打。
砸窑之后，他们不会停留太久，以防备官兵围剿。往往吃喝玩乐一通，带上值钱的东西赶紧“划了”（撤走）。
有时碰上硬窑，如里边“枪头子硬”，打不进去，但也要想方设法硬攻。1914年，佳木斯“小白龙”攻城砸窑，在爬犁前竖起草把子，上边浇上水冻冰，造成屏障，人在屏障后面驱赶着马爬犁前进射击。还有的，将豆饼垛在爬犁前面浇水冻冰，作为屏障，边打边叫。1923年，洮安土匪“天照应”攻大安城砸窑。因城墙坚固，天寒地冻，无法攻进，土匪就用牛粪火把墙外的土地烤化，从外边招到城墙里的马圈里，终于将这个窑“砸”了下来。（曹保明：《土匪》，第49～52页）
砸窑一般都是势力不太大的小股土匪的“业务”。那些几百人乃至上千人的匪帮，兵强丁壮的，有着大得惊人的胃口，他们一般去砸“框子”（即集镇）、砸“圈子”（即县城）。三十年代胡匪两次洗劫伊通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31年，土匪第一次攻入伊通县城后，街道的商号店铺，均遭到了抢劫，无一幸免，就连县政府保存的民国年间的行政、清乡、检察等档案和簿据及已经编纂完稿的伊通县志共4000多卷宗，均被付之一炬。1932年，他们再次攻陷伊通县城，这次，他们理直气壮地扯起了一面大红旗，旗上写着“天下第一团，是人都该钱，善要他不给，恶要他得还。”这几句顺口溜倒是典型地反映了一般土匪那种不达目的势不罢休的贪婪心态。这次的抢劫比上次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不仅如狼似虎地把各商号店铺的贵重财物洗劫一空，而且街道的普通居民家和县城避难的老百姓，都成了他们抢掠的对象。（刘庆祥、李南浦、王中光：《群匪两祸伊通城》）
城门虽然如此坚固，但仍逃脱不了被土匪洗劫的命运。
抢劫一般家室，称砸黑窑或掏窑。砸黑窑者大多是当地的散匪，知道人家根底，如钱物的数量、存的地点，便临时组织几个无赖，拿一枝枪，甚至没有枪，往往以木棍、刀子、假枪做行凶工具，运用一切暴力手段抢劫财物，见什么抢什么，货币、马匹、衣物，甚至袜子也抢。为防人认出，戴上假面具、口罩、帽撸（只露双眼的帽子），趁黑夜入室作案。巨匪称他们是“捅鸡蛋的”、“胡子的小舅子”。这类胡匪，哨聚成窑，分赃即散，与大绺子无内在联系。另外还有“棒子手”（单人的暗杀）、“地崩子”、“打杠子”、“别两子”（劫路）之类的劫匪，他们的作案手段与砸黑窑者类同，只是称呼不同。
土匪劣迹种种绑票勒索
二绑票勒索
1、绑票
“票”一词，意为钱，因绑来的是人，所以称肉票，又称财神爷。在四川一带，则称肥猪。绑架人质的行动则叫“绑票”。湘西一带，绑票叫“牵羊”、“吊羊”。
土匪的绑票勒索信
这是土匪主要的创收渠道之一。匪团无论大小，不管是义匪还是恶匪，都干绑票的勾当。因为绑票勒索“是一种完全可靠的方式，与单纯的抢劫相比它有三个明显的好处：首先，由于这种方式基本上为受害者所接受，因而风险较小；其次，抢夺的赃物很难处置，而绑票的家人肯定会赎出受害者；最后，绑票可以移动，在匪帮迁徙时易于带走。”（菲尔·别林斯里：《民国时期的土匪》，第213页）
绑票首先要物色对象，这里面很有讲究，并不是想绑谁就是谁，调查清楚哪一家是不是有足够的钱财值得他们冒风险，是很重要的。土匪有时候也讲条件，讲求“先礼后兵”。湘西龙山县匪首瞿伯阶，在“吊羊”之前，先摸清楚哪家有钱财，哪家反对他，哪家有何靠山。然后，他送张条子去“开借”（写信索取钱财），根据对方情况，或要鸦片，或要粮食，或要光洋。如果事主按时照数送来，他还出具收据，甚至与这户人家拉上关系。因为他认为这家拥护他。如果事主请了官兵来围剿，他认为这户人家反对他，便乘其不备，率人前来烧屋杀人抢夺东西。如果事主心存侥幸，拖延不交的，他就正式下令“吊羊”，进行勒索。（瞿伯平：《湘西土匪瞿伯阶股内幕纪实》）
东北的土匪绺子，在一般情况下，总是“优先考虑”那些有油水可榨的富裕大户，但是，绑这样的票得冒很大的风险。因为到了土匪活动频繁的季节，有钱人家的子女上学堂都有兵来接送，当家掌柜的也不轻易出门，有什么事都让伙计去办，如果有要紧事非要出门不可，也都带上保镖。这一来，使得许多实力弱的小股土匪只能望而却步。弄不好，就会落得个鸡飞蛋打的下场。这样，许多中、小户人家也会成为土匪绑架的主要对象，因为他们家里虽然稍有家产，但还达不到雇保镖的水平。
关押肉票的地方
绑架的人在家庭中应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这样家人才肯舍得下大本钱将其赎回去。比如宠爱的独生子，“他们的家庭为了保证血脉的延续，以告慰祖宗，会被迫立即交出赎金。”19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