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五千年--影响人类历史200件大事0015-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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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必大败，只有求和才是最好的出路。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
国的战争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浪潮。面对着全国同仇敌忾、抗日情
绪高昂的这种形势，汪精卫不敢把他的求和主张公开端出来，于是就来个公
开言战，暗中主和。他在公开的场合发表不少慷慨激昂的演说，宣称：“万
一这次抵抗不住日本的侵略，不止一切建设都要变成灰烬，所有自己的父母
妻子叔伯兄弟诸姑姐妹，每个人都要遭受屠杀，每个人都要遭受非人的凌
辱”，并大声疾呼：“为国家民族生存而死是光荣的”，当汉奸傀儡是“不
成材料”的“无赖”！说得何等悲壮！然而在暗地里，汪精卫却依然畏敌如
虎，对抗战前途，极度悲观失望。汪精卫私下常对人说：“能和就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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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对抗战完会失去信心，悲观消极的情绪溢于言表。
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尽管表现犹豫和动摇，但在全国人民抗日浪潮的冲
击下，为了维持其自身的统治地位，不得不接受中国共产党早已提出的国共
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与汪精卫相呼应的，还有周佛海一伙人。在周佛海家里，周与高宗武、
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以及胡适、熊式辉、陈立夫等人，凑集在一起，议
论抗战。他们认为这次战争“真是冤枉极了”，“是阴差阳错的打起来”的，
不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是侵略战争，散布抗战是“玩火自焚，前途是未
可乐观”的。他们鼓吹“战必大败”，唯一的出路是从战争的途中“恢复和
平”。因为他们唱的是“抗战低调”，胡适就取了一个名字，叫“低调俱乐
部”。
1937年7月29日，汪精卫在南京发表“最后关头”的广播讲话，散布
民族失败论调，说什么“我们是弱国，抵抗就是牺牲；牺牲的程度，我们要
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8月4日，汪精卫又发表题为《大家
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广播讲话，反对抗战，鼓吹对日求和。他说：
“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的承
认打败仗。我们不掩饰，我们不推诿，我们不作高调，以引起无谓的冲动。”
他曾多次面见蒋介石，写过十几封信，要蒋介石与日本实现“和平”。他还
挑拨国共两党的关系，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战。汪精卫污蔑共产党是利用
中国几年来的民族意识，挑动中日战争，攻击国共合作是上了共产党的“大
当”，“这种大当断断乎上不得的”，并且声言在西安事变以后，他仍然“牢
牢认定剿共事业决不可中止。”表示了他要坚持反对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
的反动立场。
汪精卫与周佛海这两伙人，原来是属于国民党内两个政治派系，彼此矛
盾很深，曾相互骂对方“不是东西”，都说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一起做事”。
这时，由于都主张投降，终于在国民党内形成了一个以汪精卫为头子的“主
和派”。这表明，抗日战争的惊涛巨浪，已使国民党发生了新的分化。以后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发展，他们终于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而叛逃投敌。
要抗日就必须联共，要降日就必然反共，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
中坚力量，也是对日求和的主要障碍。汪精卫一伙是反共的死硬派。西安事
变以后，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形成的时候，汪精卫利用电台、报纸、会
议，说国民党人接受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真糊涂”，叫嚷万万
不可中了他们的“挑拨离间的毒计”，竭力反对国共合作。1937年9月，蒋
介石准备公开宣布国共合作。汪精卫等人得到这个消息，十分恐慌。可是迫
于形势，蒋介石拖了3天，还是不得不发表了关于联合共产党的谈话。到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之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则竭力挑拨国共关系，
破坏国共合作。他们诬蔑共产党是“以抗日为颠覆政府的工具”，是“利用
民族意识”来“摧残民族断送国家”。特别是他们看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
日力量获得迅速的发展，更是恐慌万状，他们除了攻击中国共产党是假借抗
战“保全实力”之外，还到处散布说：“照现在的情形抗战下去，国民党必
愈战愈弱，共产党必乘机得势，日见强大。为了防止共产党为患，非早日和
日本讲和不可。”主张“联日反共”。
汪精卫集团的投敌，除了他们的民族投降主义思想，反共情绪之外，还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都有强烈的政治野心，都想乘国难之机飞黄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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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汪精卫是一个领袖欲极强的政客。他自命不凡，不甘屈居人下，自孙中
山逝世后，他就一直想当国民党的一把手。何香凝曾经说过：汪精卫这个人
要么不干，要干就要当领袖。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汪为了争当国民党领袖，
多次联合国民党内的反蒋派，和蒋介石进行了尖锐的斗争。抗战开始后，他
虽然担任了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但处于
蒋介石之下，没有掌握最高权力，心里很不高兴。汪精卫为了满足自己的领
袖欲，不惜叛国投敌，去当汉奸傀儡王。
周佛海也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年青时，先是想当驰骋于国际舞台的外
交家。后来又抱着一种野心，想做领导广大民众，树立革命政权的领导者。
周佛海虽然颇得蒋介石的宠爱，当上了厅长、部长，并进入蒋介石的侍从室，
得到蒋的器重，但他认为蒋介石对他还是没有重用，总感到不满足。周佛海
被称为汪精卫叛国集团的参谋总长，筹建汪政权是由他一手具体负责的。周
佛海对于自己在汪伪内处于掌实权地位甚为满意，认为汪精卫对他真是有知
遇之恩的。
除了汪精卫、周佛海之外，其他附汪的人，也莫不是想攀龙附凤，做上
大官。汉奸李士群常对他的部下说：“可以在河边摸大鱼，何必到河中心摸
小鱼。我们都是没有根基的人，到重庆是同别人竞争不过的。蒋介石依靠英
美，我李士群什么都没有，就依靠日本人，你说我是汉奸也好，流氓也好，
反正我现在有的是钱，有的是力量。”
由此可见，这些人落水当汉奸，都是醉心于个人权势。
汪精卫集团为了达到与日本谋和的目的，从各个方面开展活动，不惜出
卖国格人格和民族利益。首先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周佛海通过知名学者胡适
等人，向蒋介石宣传和平。结果，都未为蒋所采纳。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
汪精卫等人求和的心情更为迫切。日军攻占南京之后，日本政府提出更苛刻
的条件，汪精卫还要刚上任的行政院长孔祥熙签字。这时蒋介石去河南，没
有蒋的点头，孔祥熙不敢同意。汪说：“假如我是你，一定签字，……你何
必一定要问蒋。他是负军事责任的，不好表态，你签了字，他自然得承认。”
1937年11月5日，陶德曼往见蒋介石和财政部长孔祥熙，转达日本对
蒋介石提出的条件： （一）承认伪满洲国；（二）内蒙独立；（三）在华北
建立非军事区，成立新的亲日政权； （四）扩大上海非军事区；（五）停止
反日，共同反共；（六）减低日货关锐；（七）尊重外侨权利。对于日本所
提条件，蒋介石表示不能正式承认，但对陶德曼表示： （一）可以将日本所
提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 （二）华北的主权完整和行政独立不得侵犯；
（三）在和平谈判中自始即由德国任中介人。他还要求陶德曼和日本政府，
对于谈判的情况和日本所提“条件”，要严守秘密，否则他的地位将会大为
动摇以至下台。但是汪精卫、周佛海一伙，却毫无顾忌地要求蒋介石全部接
受日本条件。12月6日，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竭力主张接
受日本的条件，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接受陶德曼的调停，实现中日和平，企
图造成既成事实逼蒋介石承认。
1938年2月，以低调俱乐部一伙人为核心，在汉口成立了一个“艺文研
究会”，以周佛海为总务总干事，其宗旨：“第一，要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
反抗共产党的笼罩。第二，要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汪精卫集
团利用这个公开的“文化团体”，以雄厚的经费，拉拢一些不同情中共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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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界人士。越是强调反共的人，拿钱就更多些。“艺文研究会”还在广州、
西安、长沙、重庆、香港等地设分会，办报纸，出刊物。以后汪精卫逃出重
庆，这些人连同他们所掌握的舆论工具，一起成为汪投敌活动的吹鼓手。
为了投降卖国，他们还大量制造舆论，周佛海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
代理部长，他说：“我是相信抗战下去是要灭亡的，但宣传上却不能不鼓吹
最后胜利”。“我是主张和平之门不全关的，但宣传却要鼓吹抗战到底”。
“这是我顶痛苦的一件事”，内心矛盾极了。干是，他提出了所谓“科学和
理性”的宣传方针，要大家“根据理性，运用科学，去认清事实，不可为盲
目的感情所驱使”。在这种方针指导下，他们利用“艺文研究会”，办刊物，
出丛书，连篇累牍地把中日战争说成是“科学战争”，把人民的抗日运动说
成是一种“缺乏理智的感情冲动，表现为一哄而起的行为”。
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前后，汪精卫集团既震惊于大中城市的
陷落，又害怕中国共产党抗日力量的发展，他们公开对日求和乞降，并竭力
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广州沦陷的当天他接见路透社记者说：
“如日本提出和议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我们可以接受之”。与此
同时，汪精卫又连续发表文章，诬蔑抗战是“消耗民力”，共产党是假借抗
战，“保存实力”，“颠覆政府”，并抓住国民党火烧长沙的错误，大做文
章，攻击“焦土抗战”是要将“一切物资烧光”，“一切人的生命杀完”，
使“大家都变成大贫”，汪精卫的那些追随者便紧跟而上，公开讨论所谓“和
平”的文章，连篇累牍地发表。汪精卫的求和舆论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谴
责，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
为了完全降日，汪精卫等人下决心逃出重庆。1938年 11月 27日，
梅思平将重光堂秘密协议缝在西装马甲里，带回重庆向汪精卫等报告。汪精
卫对协议内容没有意见，但对是否离开重庆意见不一：陈公博不赞成，而陈
壁君极力主张走。在这期间，汪精卫一直心神不定，每天晚饭后总在院子里
踱来踱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