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人 作者:徐百柯-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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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不可太寒碜。夫人催他早些休息，他搁下笔，抬头对
夫人说，他正在为一份杂志赶写文章，急于想拿到稿费，好做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
说罢，他起身指着壁上的书架说，这些书，还有存在史语所一房间的书，他死后要留给儿子。他要请董作宾先生为自己治一方印，刻上“孟真遗子之书”。
他长叹一声，接着对夫人说：“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10多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
夜深了，窗外吹起一阵寒风，室内盆中的炭，已化为灰烬。
1950年年底的这个夜晚之后不久，傅斯年去世。不多日，卫生署一人来傅家，送来一副眼镜，说是傅先生托他在香港为某学生配的。原来，傅斯年为了发掘高才生，在台大举行作文比赛，由他亲自出题阅卷。一日，他回家兴奋地告诉夫人，自己看到一篇好文章，约作者面谈，果然文才非凡。但这学生家境贫寒，患深度近视而不戴眼镜，问他为何，该生默然不答。
傅斯年的至交胡适评价道：“他的感情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
傅斯年在认识丁文江之前，痛恨其政治立场，甚至当着胡适大骂丁文江，说：“我若见了丁文江，一定要杀了他！”后来胡适介绍两人认识，他们却迅速成为莫逆之交。丁文江在长沙病危，正是傅斯年第一个从北京赶去看护。
这样一个敢说敢骂的山东好汉，在台湾，人们称道他是惟一一个敢在蒋介石面前跷起二郎腿放胆直言的人。其实，早在1944年，傅斯年就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发难，揭发其在发行美金公债中贪污舞弊。会后，蒋介石亲自请他吃饭，为孔说情。席间，蒋介石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曰：“我绝对信任。”蒋介石于是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在大陆，傅斯年一度被当作“反动史学研究方向”的代表人物而遭到狠批，进而几乎被遗忘。近年来，“回到傅斯年”渐渐成为学界的一种声音，关于他的一些介绍文字也开始见诸媒体。有人发出这样的感叹：“傅斯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学问、最有志气、最有血性和最有修养的伟大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典范，在这个伟大知识分子几近绝迹的世界上，也许不会有人知道，我是多么深沉而热烈地怀念着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而有关蒋、傅之间的谈话，人们评价：“这样的君臣对话，如此之豪杰气，当今之士，且不说有过，又可曾梦想过？”
还如胡适所言：“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的学问贡献，仅以他开创的“史料学派”就足以名世。他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原则，经得起时间考验，实足堪称一代史学大家。同时，他又被称为最杰出的学术组织家：海峡两岸顶尖的学术机构，从中央研究院到北京大学、台湾大学，其历史上所达到的高度，傅斯年功不可没。
这个人真的是“天生的领袖人物”。1919年5月4日，上午的游行筹备会议是傅斯年主持的，下午开始的游行，总指挥是傅斯年，他扛着大旗走在队伍前列，后来又是他率领队伍冲进赵家楼。从学生成为教授后，他创办并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20年间被认为是中国最有实绩的研究机构，聚集了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一代大家。
傅斯年死后葬在台大。行政大楼的对面架设有一口“傅钟”，每节上下课都会响21声，因为这位校长曾说过：“一天只有21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张伯苓：巍巍乎南开大校长
张伯苓（1876—1951），天津人，教育家，南开学校创办人。抗战期间率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组西南联合大学，与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共同担任联大常务委员。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美国过70大寿，老舍和曹禺合写献词，曰：“天下人谁不知，南开有个张校长？！”
然而，曾有那么一段时间，南开似乎漠视这位老校长的存在。
1949年，曾出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考试院院长等职的张伯苓拒绝蒋介石的去台邀请，留在大陆。但由于曾“一脚踏在臭水沟里”，1950年9月，当他回到故乡，当时“进步”的南开师生对归来的老校长并不欢迎，态度冷淡，许多同学认为他是“战犯”，没按反革命分子去政府登记就已宽大他了。
张伯苓希望暑期到南开大学暂住一段时间，特意征求南开大学党支部意见，却未得到任何答复。不久，南开校庆来临，他早早准备前去参加有关活动，但南开中学不允许他进入，而南开大学也只安排他在相关活动中坐一般席位。自此，他变得沉默孤独，常常呆坐居室，以手击头，神情颓丧，叹息不已。研究者司徒允认为：“这与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愈挫愈奋’的虎虎生气相比，其晚境之凄凉无奈，适成两极。”
他周旋于军、政、官、商各界人士之间，惨淡经营私立的南开学校，为了筹款，向人求见，坐过冷板凳，挨过白眼，却坦然面对：“虽然有时向人家求见捐款，被其挡驾，有辱于脸面，但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
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当年曾说过：“近几年来，每当我见到张伯苓，他总是说：只有他深知我的苦处，也只有我深知他的苦处。他是在述说在中国创办一所私立大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罗隆基早年就读于清华学校，一位美国女教员请学生吃茶，突然正颜厉色地对他们说：“孩子们，你们将来都得学南开学校的张伯苓。假使中国多有几个张伯苓，中国一定会强的。”
女教员说的是英文，把张伯苓三字念得像外国名字Chamberlain，于是罗隆基就一直以为鼎鼎大名、篮球队能打败“强大”的清华队的南开学校，原来是个外国人Mr．Chamberlain办的，而“外国人办的学校，自然是好的”。后来，他才知道张伯苓先生是个中国人，而南开是中国人办的学校，当然，其间“南开的足球、篮球亦好几次打败清华了”。
曾任教于南开大学的文史名家柳无忌，称张伯苓为“大校长”，因为张伯苓给他的第一个印象，就是“那魁梧的身体，像泰山般屹立在陈设俭朴的校长办公室内”，而张伯苓的为人与他的事业，则“比他体格更高大”。后来在美国的南开校友聚会，齐唱校歌“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柳无忌以为，同样令人心驰神往的，还有那位“巍巍乎南开大校长”。
陈垣：保住民族的文化
陈垣（1880－1971）字援庵，广东新会人，史学大师。
前不久启功先生逝世，让众人哀叹，大师的时代真的已经远去了。启功离去的背影，让我们更加怀念那些曾经的大师们，其中，就有启功的老师陈垣。
北平沦陷期间，陈垣曾语重心长地对启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没听说，民族文化不消亡，民族可以消亡的。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你我要坚守教书阵地，只管好好备课，教书，这也是抗战！”
当时，被日伪接管的北平其他高校都被强迫实行奴化教育，把日语作为必修课，改用日文课本，校门悬挂日本国旗。惟有辅仁大学，由担任校务长的德国籍天主教司铎及校长陈垣出面，与日伪政府周旋，提出不挂日本国旗，不用日文课本，日语不作为必修课，从而使辅仁大学成为沦陷区惟一不悬挂日伪旗帜的大学。
抗战结束后，有北平媒体赞誉辅仁大学为故都的“抗日大本营”。
由于陈垣在学界和社会上的声望，日本占领军曾派研究中国文化的日本学者前往游说，此君劝陈垣与日本人合作，并问他：“你总不依命令，难道不怕死吗？”陈垣见对方自称懂汉学，于是从容地引用《孟子》作答：“孟子说过，‘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还说，‘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
沦陷区提倡所谓“读经”，陈垣得此机会，常用儒家经典中的话对人晓以大义。辅仁大学每届毕业生都会出版一份“年刊”，陈校长必引经书题词。1940年的“年刊”，他题词：“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敬笃，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敬笃，虽州里，行乎哉！”
陈校长以“蛮貊之地”喻沦陷区，告诫辅仁的学生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做正直的人，即使是生活在日伪控制下，也决不能卖身求荣、助纣为虐。
一日，他和几个知心的师生在辅仁主楼看书画展，偶然凭栏而望，只见日军趾高气扬地走过。陈垣沉默不语，片刻后，低吟“登临独恨非吾土，不为城关画角悲”。语毕，他已眼含热泪。
抗战8年间，除到校授课外，陈垣闭门谢客，撰写了大量著作。后人评价，其中多有“发愤之作”。《明季滇黔佛教考》完成于1940年，主要写清初西南遗民的宗教活动，但书名用的是“明季”，用以强调这些遗民终未降清。明亡后，南明王朝曾在滇黔建立政权，而这一地区，也正是抗战时的大后方。陈垣在书中称：“明季中原沦陷，滇黔犹保冠带之俗。”
在这本名著中，陈垣的一段结语堪称自诉衷肠：“按祖宗之遗我也厚亦，似比广漠无垠之土地，取无尽，用无竭，进退绰有余裕，吾何修而得此！”
1945年12月底，光复后的北平举行元旦团拜会，国民党要员陈诚批评说，北京这地方没有一点儿民族意识。在场的陈垣听了大为不满，当即站起来反驳道：“陈部长，你过去来过这里没有？我们在日本人统治下进行斗争，你知道吗？可惜你来得太迟了！”遂愤然离席而去。
研究者孙邦华将陈垣的这一时期称为“学术抗日”，并赞叹他是“傲骨撑天地，奇文泣鬼神”。
在非常时期，“保住民族的文化”，表征着陈垣作为一个学人的节操。从更广义上说，他所治之学，无一不是在追求“保住民族的文化”。
陈垣名著《元西域人华化考》曾在中外学界引起巨大轰动，论述的是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和外来侨民的汉化。此书刻意在“全盘西化”论兴起时著成，饶有深意。他的朋友、另一位史学大师陈寅恪为之作序：“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感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
陈垣校阅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