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上的生存游戏-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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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辉祖笔下也有禁革班房的记载。他说，数年前禁革班房，但那些临时关押的实际需要仍然存在，于是官员们便让衙役将人关押于“私家”，结果更难稽查，弊病更多，还不如关押于“公所”。
汪辉祖一直在师爷和知县的位置上转，他亲自查点班房，随时审结随时放人，以防衙役作弊。汪辉祖比张集馨更了解实际情况。他知道，禁革班房的代价是由被关押的人承担的，他们将因此更容易遭到衙役的敲诈勒索。本来关押三五天的，很可能被悄悄关押上几个月——在自己家里，衙役们更加不受监督了，为什么不乘机多挤榨一点油水呢？这真是一个惊人的观点。原来班房并不是坏透了的东西，而是一种利益折中的产物，其中还包含了对被关押者适当保护的意思。
由此看来，真正要紧的是那种“万不得已而用之”的关押需要。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从汪辉祖谈到的内容看，这种需要似乎关系到破案或断案的效率，关系到官员们付出的努力和收获的政绩。在这方面汪辉祖说得比较粗略，既没有详细展开，更没有追根寻源，而李昌平提供的当代案例正好可以补充上述不足。
李昌平引用了一篇记者写的调查报告，其中追究了监利县小黑屋的历史和产生原因。原文抄录如下：
据了解，监利县动不动就是关、押、打、罚农民是从1989年开始的，发源于当时的城郊乡。
城郊乡政府有一个“小黑屋”，各个管理区都有一班“打手”，名曰打击抗粮抗款的坏分子的“纠察队”，直属乡主要领导的指挥，备有橡皮棍、电棍、手铐等警具。城郊乡的“小黑屋”因关押过一个特殊的“抗粮抗款的坏分子”——县人大某主任的外甥而名震全县，一时间也让全县上下“抗粮抗款的坏分子”闻风丧胆，制造了很多“冤案”。
虽然城郊乡的“小黑屋”在上级人大和检察机关的干预下撤除，但没有一个干部因此受到处分，相反城郊乡的领导同志还荣升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全县的“小黑屋”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几乎是各个乡的各个管理区都有了，甚至有的村里也搞“小黑屋”。
一个“小黑屋”就是一个监狱。在监利蹲过“小黑屋”的农民每年都数以万计。
这段调查写得很清楚，关押的需要产生于征收粮款的需要。有人抗粮抗款，基层政府不得不打击震慑，于是，“灰牢”小黑屋出现了，“灰警”纠察队也出现了。
经过两千多年的教育培养，中国农民一般是不抗粮的。在他们心目中，种地纳粮乃天经地义之事。在名义上，皇粮一般也不太沉重，汉朝之后每亩三十税一，税率不过3。3％，抗粮又有正式监狱和一班如狼似虎的衙役伺候着，很有点得不偿失。
农民天经地义的观念并没有明显变化，干部方面却有变化。他们要盖超标准的办公楼和宿舍楼，要买高级小车。天经地义应该由政府出面该做的事情，譬如蠲免赈济，却公然撒手不管了。
不仅如此。按照如今的规定，农民的合理负担不能超过年收入的5％，尽管这比汉朝之后历代王朝的名义负担多了1。66个百分点，农民倒也没有不满的表示，毕竟从前的数字也不过是个名义，何况什么都在涨。但是一家人一年交2000多元，实在高得离谱。根据李昌平提供的数字，监利县农民合理负担的总额大约是1。7亿元，县政府同意征收的是2。2亿元，多收了5000万元。经过层层加码，全县实际负担的总额是3。87亿元，比合理负担增加了2亿多元。超出了1。27倍。实际上，如今农民的负担已经达到了全部收入的25％左右，比儒家经典的“什一而税”高出一倍还多。这样，农民抗粮的意愿自然增加。他们觉得不公道，又觉得心疼，拿出这么大的一笔钱来也确实有困难。
政府收了这么多钱干什么用呢？除了一次性的建楼买车之外，据李昌平介绍，主要用来发工资养干部了。监利县各级干部任意安排亲朋好友吃财政饭，导致人员严重超编。仅一个容城镇财政所就有150多人，其中正式编制不过20来人，超编130多人。
现在我们知道关押的需要从何产生了：根子在额外征收的税费。而额外的税费又产生于超标准的办公楼宿舍楼和小轿车，产生于严重超编的人员。
这还不算完。李昌平说，在征收出现困难，上级政府又严厉督催的时候，基层干部经常向亲朋好友借高利贷垫付，有的干脆自己借自己的钱。2000年，监利的县、乡、区、村四级债务约10亿元，为此，全县每年支付利息约2亿元，而全县合理的农民负担不过1。7亿元，还不够还高利贷的。每到收款的季节，乡村干部就拼命收钱，截留下来偿还自已经手的高利贷。结果，利率高达20％的10亿？
八、灰牢利害续考
写出上述定义之后，我又觉得心虚了。莫非灰牢完全没有维护公众利益的作用吗？如此断言恐怕有失公正。在实际征粮的时候，公共利益（合法征收部分）与代理人利益（冗员和超标准用品等）是搅和在一起的。谁说得清抗粮抗的是哪一部分？代理人的利益之所以能够搭便车，正因为有这种模糊性存在。
另外，据我所知，灰牢并不仅仅关押抗粮者，前些年还大量关押过违犯计划生育规定的人。一位河北农村的朋友告诉我，他们那里对付超生游击队的主要办法，就是把潜逃孕妇的公婆或父母抓起来，锁在小黑屋里冻着饿着，同时放出话去，让孕妇拿着流产证明来赎。
我觉得这是株连，不妥，那位朋友反问我有什么妥当办法，我又答不出来。设身处地替基层干部想想，假如计划生育的完成状况具有一票否决的作用，几个超生户将使我在仕途上的多年努力付诸东流，我会有什么感觉？真的进入情境了，便觉得“怒从心头起，恶从胆边生”。谁不知道计划生育符合全民族包括生育者本人的利益？凭什么你们非要多生几个？我发现自己也很愿意设立小黑屋，关押那些有同谋嫌疑的公婆们。假如这么做不出事，不犯错误，不丢乌纱帽，那我就放开手去抓。如果县里追问，我就采用拟态策略，说这是计划生育学习班。我相信县长和我可以达成默契。
同理，办小偷小摸的学习班也有维护公众利益的作用。用这种办法，我可以更自由灵活地收拾他们，更少受到约束，更有效率。同样，如果想敲诈勒索，想制造冤案，我会感到身怀利器，当贪官污吏自然也更方便了。
于是就出现一种权衡：对中国社会来说，究竟是因此而多出的贪官污吏更有害，还是因此而多出的小偷和超生游击队更有害？假如正式制订了计划生育法，干部们就难免受到许多约束，至少株连政策是不好再用了。如此或许可以减少不公和非法侵害，但是难免增加超生人口。我猜，计划生育法迟迟不能出台，部分原因就在这种权衡之中，从这个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立法人的价值判断。
话又说回来，即使计划生育法出台了，我相信照样“下有对策”。只要计划生育完成指标对干部的升迁有影响，我们广大干部就可以找到株连九族的办法。不许办公婆学习班了，“收容”这些被子女遗弃的老人行不行？收容也不许，“双规”总可以试试吧？让公婆们在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地点讲清楚，他们的儿媳妇躲到什么地方了，这也算违法吗？如果非算不可，你究竟还想不想搞计划生育了？
九、灰牢利害逆考
我们考察了灰牢对谁有利，还没有仔细考察对谁有害。我们已经知道，小黑屋的发明者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反而荣升了。这就是说，他们是只受益不受害的，受害的主要是无权势的下层百姓，这本来没有什么可考察的。不过侵犯平民百姓也有一道灰色界线，越过这道界线便可能遭到反抗，使侵犯者也受到伤害。这种反制能力正是维护权益边界的关键因素，即决定灰色界线位置的关键因素。这个道理就如同国防军的数量和武器装备影响着边界线的位置一样。假如没有杀伤入侵者的实际能力，界碑再多再大，也不过是一些摆设。
除了延安时代的整风班之外，本文引用的故事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平民对灰牢所代表的对自身权利边界的压缩的认可。从班房开始，经过牛棚到学习班，灰牢一直没有遭遇真正的反抗，甚至没有遭到质疑。中国农民接受潜规则式的征粮标准，也接受灰牢的关押。他们不闹，也不告，他们并没有把人身自由和公民权利之类的漂亮说法当真。不过这已经是底线了，更深入的侵犯就难免遭遇抵抗。譬如，不能在该给救济的时候不给，同时还按照潜规则的标准征粮。再譬如，抓人可以，但不能把人打坏；关入灰牢也可以，但不能把人冻死。越过这些界限，农民就要上告，就要闹，实在不行就要自杀。
说到这里，我应该交代上述三起死人事件的结局了。
1、朱长仙。农妇朱长仙自杀后，尸体抬到了乡政府，时任柘木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在外学习已有一月，闻讯后立即赶回乡政府处理后事。时隔7天，监利尺八镇一位民办教师因农民负担问题自杀身亡。两起农民自杀事件发生在香港回归前夕，中央领导批示从重从严从快处理。按中央文件精神，一个县连续发生两起死人事件，不仅监利县主要领导要受处分，荆州市领导也要受处分，湖北省委应给中央写检查。
于是监利县委书记想了一个丢车保帅的办法，派李昌平最尊敬的老领导找他谈话、做工作、许愿，要求李昌平顾全大局，做到“四不推”。一不推过去——不说1996年救灾政策没落实，不说柘木乡财政赤字1200多万元；二不推同志——不说自己不在家；三不推兄弟乡镇——不说其他乡镇提早征粮、死人、关人事件；四不推上级——不说县里文件、讲话、纪要、电报不合中央精神。
按照县委书记的要求，李昌平向荆州市委书记写了一封请求处分的信，荆州市纪委随即撤销了李昌平党内外一切职务。
2、熊华品。熊华品喝农药自杀后，黄歇口镇委镇政府与死者家属达成协议：安葬费2万元，抚恤费5万元，若6日12时前火化再给1万元，12时以后火化不给这1万元。6日12时前，熊华品遗体被火化。在记者调查之时，除5万元的抚恤金需进一步落实外，其他3万元已到位。
3、李启栋。李启栋被干部关进管理区所设的“小黑屋”两天两夜后冻死，镇里赔偿其家属8万元，同时释放所有被关押者。
这里的两起自杀有一个共同动机，就是唤起更高层的注意，给侵犯者施加压力，让他们受处分，赔钱，因此受到损害。百姓用一条命换官员的一个行政处分和一笔丧葬费和抚恤金，似乎亏得很，但是毕竟没有白死，多少换来了东西。这些东西可以看作人命的官价——上下共同认可的公平价格。对照明清两朝历史，尽管现在人口数量更大，人命的官价仍然上涨了，而不是下降了，这种反损害能力正是意义重大的新生事物。
按照《大明律·刑律·人命》的规定：“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