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条英机-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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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华战犯东条英机，1884年诞生在日本一个武士世家。他的父亲东条英教是一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老刽子手，早年毕业于陆军教导团，是一个由下级军官逐步晋升为中将的大军阀，号称为陆军军部内屈指可数的战术家。
东条英教从日本陆军教导团毕业不久，就在1877年参加“西南战争”，为明治天皇平定西乡隆盛之乱，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他又参与指挥了1894年侵略中朝的甲午战争。当时他作为大本营的高级参谋，辅佐日军参谋总长川上操六大将，为打败中国、吞并朝鲜积极出谋献策。
早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封建军阀就多次发出要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叫嚣。明治天皇即位伊始，便制定了分期进行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所谓“大陆政策”，就是用武力征服中国和朝鲜。其步骤是：第一期征服中国的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中国满蒙（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第四期征服中国内地；第五期征服全世界。日本政府在明治天皇即位的那一年，发表的《天皇御笔信》就表露了这种野心。《御笔信》中宣布，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使“国威布于四方”。
日本政府为了发动侵略战争，大办军火工业，积极建立近代化的陆海军。1890年，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要求国会通过准备对中国作战的军费预算。当时，他公然声称：“国家独立自卫之道，一是捍卫主权线，二是防护利益线。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同我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的区域是也。”就在山县发表讲话的这一年，1890年，日本军费的开支占国家预算的30％。1892年更高达41％强。随着军费的增加，日本的陆海军在加剧膨胀。据1893年的统计，日本陆军的兵力平时为63万余人，战时可达到23万人。日本的海军也迅速地发展起来。到1894年7月丰岛海战前夕，日本海军已拥有军舰32艘，共60771吨。还有鱼雷艇24艘，排水量1475吨。此外，为了适应对外侵略扩张的需要，日本政府还按着东条英教的建议将“西京丸”、“山城丸”、“相横丸”、“近江丸”等商船加以武装，改为军舰。因此，到丰岛海战前，日本海军共拥有舰艇72万多吨。
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就绪，便开始寻找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了。1894年春，朝鲜爆发了大规模的东学党农民起义。起义军提出了“逐灭洋倭”、“尽灭权贵”等口号，反映了这次起义的反帝反封建性质。日本政府早就蓄谋发动战争侵略中国和朝鲜，随即派兵进行镇压，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日本派赴朝鲜的侵略军已达1万人左右。
日本企图发动侵略战争的阴谋虽已昭然若揭，但满清政府却不积极采取有效的抵抗措施，仍然梦想依靠第三国迫使日本从朝鲜撤军。当时，日本政府是得到西方帝国主义支持的，而且在军事上又处于优势的地位，于是决意挑起这场侵略战争了。
1894年7月23日，侵入汉城的日军悍然发动军事政变，攻进朝鲜王宫，拘禁了朝鲜国王李熙；两天之后，即7月25日，日本联合舰队在朝鲜牙山口外的丰岛附近不宣而战，对援助朝鲜的中国北洋舰队发动了海盗式的袭击。丰岛海战发生后，日本侵略者大造舆论，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把自己对中国军舰发动海盗式的突然袭击的丑恶行径赖得一干二净，反咬一口，说北洋舰队进攻了日本军舰。
中国军队增援朝鲜本属军事机密，日本又是怎样获知的呢？原来，窃取运兵计划的日本特务石川五一，受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部的派遣，早就悄悄地隐蔽在李鸿章的外甥、天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的衙门里。石川五一又名义仓告，来中国多年，化装成中国人，一向住在外国租界，以洋行职员的身分作掩护，进行特务活动。他买通了张士珩的书吏刘芬，搞到了中国的运兵计划，便报告了驻天津的日本海军武官井上敏夫。7月22日，日本大本营接获情报后，当即命令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亨，于第二天率“松岛”、“千代田”、“桥立”等15艘军舰从佐世保港向朝鲜海岸进发；在双方没有宣战的情况下，日本海军根据他们政府的命令，对中国舰队进行了卑鄙的海盗式的突然袭击。中日甲午战争的序幕就这样揭开了。
丰岛海战后，东条英机的父亲协助参谋总长川上操六大将，一面休整侵朝的陆军部队，一面改编海军舰队，准备扩大侵略战争。从8月9日以来，日本联合舰队多次袭扰威海卫，借以阻挠中国军队增援平壤，并力图消灭中国年轻的海军。黄海海战之前，中日双方海军在黄海上皆未掌握制海权。开始，日本联合舰队对北洋舰队采取回避方针，不与正面交锋。北洋舰队则与之相反，屡次在海上追逐敌舰，欲求一战。对日军采取攻势，这不仅是主将丁汝昌的主张，也是北洋舰队广大爱国将领的普遍要求。但是，丁汝昌采取攻势的主张，又受到李鸿章的掣肘和压制。腐败的满清政府反以“观望迁延，毫无振作”的莫须有罪名，将丁汝昌革职，“责令戴罪自效，以赎前愆”。然而丁汝昌早置个人的荣辱安危于度外，仍然决心伺机与敌拼战。可是，在当时的情势下，他是很难有所作为的。
8月18日，丁汝昌身负重伤，北洋舰队由右翼总兵兼“定远号”管带刘步蟾代行指挥。这次海战，进行了一个下午，北洋海军损失很大。虽然如此，在作战中，有不少官兵很英勇，以邓世昌为舰长的“致远号”在舰只重伤、弹药用尽的危急时刻，开足马力向日本快舰“吉野号”撞去，不幸中鱼雷下沉，全舰250多人壮烈牺牲。“经远号”舰长林永升指挥官兵奋勇作战，在竭尽所能打击了敌人以后全船沉没。主力舰“定远号”和“镇远号”在不利的形势下坚持战斗到底，终于使敌舰不得不退却。这一场鏖战竟使李鸿章吓破了胆。他命令北洋舰队从此全部躲进威海卫港口内，实行他既定的所谓“以保船制敌为要”的方针。这实际上是保存自己的实力，等待战争结束的方针。他没有料到，就是这个方针，导致了他的舰队悲惨地覆没。
黄海海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更加嚣张，东条英教所在的大本营，一面派第一军渡过鸭绿江，侵入辽宁腹地，一面派第二军在花园口登陆，进而侵占金州。李鸿章在事后奏报说：“查旅顺一岛，孤悬海中，所筑炮台，专为备击洋面敌船而设。若论防守周密，必须于后路金州一带设立重兵。……此次倭兵于金州东北之皮子窝登岸，本非旅顺海口守台兵将所能远防。贼已袭据金州，则大连湾和旅顺俱成绝地。”其实，在金州和旅大，当时清军还有相当大的兵力，但是几乎所有的将领都相率放弃阵地，望风逃遁。因此，日本侵略军在攻占金州后，只用了两天，就于1894年（光绪二十年）11月7日不放一枪就占据了大连湾，又于22日占领了北洋舰队的重要基地旅顺口。日军侵占辽东半岛后，烧杀抢劫，无恶不作。据当时的中外报刊报道，仅在旅大地区屠杀的中国军民，就在数十万以上。
旅顺失陷后，清政府内部进一步发生动摇，日军遂于1895年1月，以陆海两路齐头并进，直取清政府的另一个重要海军基地威海卫。日本侵略军进攻威海卫的目的，是消灭北洋舰队，以迫使清政府在最屈辱的条件下求和。早在日军登陆龙须岛之前，伊东亨即策划对丁汝昌实行诱降，但遭到拒绝。丁接到劝降信后愤慨地说：“予决不弃报国大义，今唯一死以尽臣职，决与舰队共存亡！”他带领全军英勇奋战，但因敌众我寡，腐败的满清政府又不给援助，这支拥有大小舰只40多艘的北洋舰队，终于在刘公岛全军覆没！
北洋舰队是中国近代最大的一支海军舰队。这支舰队从1879年10月开始筹建，1881年初步建成，到1888年正式成军，历时整整9年。甲午战争失败之后，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派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主要内容为：第一，中国承认朝鲜完全“自主”；第二，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第三，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第四，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第五，允许日人在中国通商口岸任意设立领事馆和工厂及输入各种机器；第六，片面的最惠国待遇；第七，中国不得逮捕为日本军队服务的汉奸分子。《马关条约》的签订，大大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和民族危机。
甲午战争后，东条英教名声大震，以“智将”闻名海外，被誉为日本陆军的“天才”。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又为日本打败沙皇并取代其在中国东北的支配地位立过“显赫战功”。后来，因日本军阀内部派系斗争，与当时的陆军大臣、长州军阀的巨头寺内大将不合，以中将身分退出现役。晚年著有兵书《战术麓之尘》，被称为日本“陆军之宝典”。
东条英机就是诞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并在他的军阀父亲的熏陶下长大的。当时东条英教一家住在东京四谷区须贺町。英机从小就是一个顽皮而倔强的孩童，在学校念书，功课一向不好，是个不爱用功的淘气包，玩起来连饭都顾不上吃。
父亲东条英教觉得有必要改变他的这种顽童恶习，从他七八岁起就严加管教。其中有一条是：吩咐他做的事必须完成，否则不予放过。有过这么一件事：有一天早上，父亲吩咐东条英机拔掉院子里的草，可是他只顾玩，竟忘掉了，快要点灯时，才饿着肚子回家来吃晚饭。父亲把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并立即叫他把用一个钟头才能干完的活全部干完，否则不给饭吃。
东条一家从四谷须贺町搬到西大久保，英机也随之转到贵族子弟学校学习院念书。那时学习院的学生是很奢华的，上学都用人力车接送，并在食堂吃饭。可是父亲却对他说：“我们小时候上私塾，都是穿草鞋走着去的。决不允许你坐车！”因此，东条英机也不得不拎着木头饭盒，徒步从西大久保走到学习院去。他的同学看到这种情景，都把眼睛瞪得溜圆，表示十分惊讶。
东条英教为了培养儿子的武士道精神，特请了日比野雷风氏，教他学习“神刀流剑舞”，为的是更有助于培养他“杀身仁成”的精神。东条英机对这种剑舞也很喜欢，因而进步很快。在学校举行文娱会演或其他集会时，他的表演充满了“凛凛的魄力”，因而常常博得观众的喝彩。直到他当上将军以后，也常常在酒席上乘兴表演他拿手的“神刀流剑舞”，借以宣扬他的所谓“虎威”精神。
东条英机的母亲是九州小仓人，具有朴实而严谨的性格，在丈夫出征的动荡岁月里，经常一个人带着孩子为生活历尽艰辛，这对东条英机的“艰苦奋斗”精神也有很大的影响。
东条英机的父母为教育这个顽皮的儿子伤了不少脑筋，可是他从学习院毕业升到城北中学以后，仍然是一个爱胡闹的孩子。他总是把功课丢在脑后，常在外边打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