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条英机-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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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8月20日。
从清早天气就很好。敌人的歼击机和轰炸机50架，一群群地出现在天空。6时30分，敌人的炮兵全力进行射击。炮弹在我们头上呼啸。
炮弹遮天盖地打到我们近旁。真可怕。观察所使用一切办法寻找敌人的炮兵，但毫无办法，因为轰炸机在轰炸，歼击机在扫射。敌人全线获胜。
7时45分。可怕。人们怨声载道，炮弹隆隆爆炸，简直像在地狱一般。形势十分困难，情况很糟，我们被包围了。如果黑夜即将到来，全体人员应呆在交通壕里，排成一行……士兵的心灵是悲哀的……我们的处境不好，很糟，乱七八糟。
8时30分。敌人火炮不停地向我军射击。躲到哪儿都没有生路，到处是炮弹，只有在菩萨脚下才能得救。
10时40分。残酷的战斗在继续着。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死亡，多少人受伤……射击一直不停。
8月21日。
苏蒙空军大批飞机轰炸我们的阵地，火炮也不停地轰击。在轰炸和炮击以后，敌人步兵投入射击。死亡人数不断增加。晚上敌人的飞机轰炸我们的后方。
8月22日，9时30分。
敌人步兵开始冲击，敌人机枪猛烈开火。我们处境极为危险，我们胆颤心惊。士兵情绪糟透了。所有军官死光了，我被任命为连长。这事使我非常不安，一夜都睡不着。
就是在这个时候，福田的生命和日记都中断了。1939年8月30日，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的日军第六军团全军覆灭。这是对日本法西斯的严重打击，迫使日本执政当局不得不重新考虑苏联武装力量的威力。
然而，正当日军在中蒙边境的反苏战斗中被打得惨败时，8月23日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因为希特勒事先根本没有向日本打招呼，日本对此毫无所知。消息传来，日本政府大为震惊，于是便向德国提出抗议，责备它背信弃义。苏德条约加深了日本政府内部的意见分歧，平沼内阁被迫下台。不久日苏签订了诺门坎停战协定，这次相当于局部战争规模的反苏军事挑衅，以日本帝国主义的彻底失败而告终。日军伤亡5万多人，损失飞机180多架，火炮损失达72％。
东条英机是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的鼓吹者和阴谋策划者。早在他担任伪满洲国宪兵司令和关东军参谋长期间，他在侵华的同时，就积极准备进攻苏联。在他升任陆军次官后，更利用自己的显赫地位煽动反苏反华。这个被东洋法西斯匪徒称为“日本前进动力”的东条，于1938年11月28日，在日本军人会馆召开的“陆军管理事业主恳谈会”上，就发表过所谓“爆炸性的演说”。他声嘶力竭地狂叫，要确定“对苏支（对苏联和中国）两国同时正面作战”的紧急任务。
东条在阐述了必须对苏联和中国同时正面作战的所谓理由之后，鼓吹要进一步加强扩军备战。他说：“为确立皇国天赋使命之东亚永久和平，建设东亚新秩序，不见蒋政权之溃灭决不收兵。且当前蒋所有之兵力，虽已气息奄奄，犹有百余万，另外尚有企图扰乱我后方之共产党游击队，其数实达四五十万，由于以上实际情况，我依然须继续作战，故弹药之补充、资材之输送，今后仍将达相当数量是不言而喻的。……今后由于面临准备对苏中两国同时进行武力作战之必要，必须倾注人马资材之全力以建设新军备。”
东条强调：“今后一个时期要排除所有障碍，向军备之充实、军需生产之飞跃扩充以及基础生产力之扩充而迈进。”
东条的“爆炸性演说”发表之后，在日本经济界、舆论界引起大哗，兜町、北滨一带的股票界人士尤其痛骂东条是战争魔王。这是因为他讲演的消息发表后，次日股票便一齐下跌。
如今，诺门坎事件的失败，无疑对东条和其他军政头目是当头一棒。在这之后，日本法西斯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决定暂时把三国军事同盟谈判搁下来，留待以后解决。日本法西斯开始考虑在北方对苏联“保持静谧”，以便通过在南方扩大侵略来摆脱因全面侵华战争而造成的困境。
第二部分 鼓吹南进第16节 鼓吹南进（1）
近卫第二期内阁，是日本历史上最不稳定的短命内阁之一。仅仅一年，内阁就进行了3次大改组。而东条英机的地位倒是巩固的，他飞扬跋扈，一任陆军大臣，就成了左右朝政的核心阁员。
1940年是世界局势急剧动荡的一年。希特勒在鲸吞了波兰之后，又于5月10日在西线发动了闪电战，低地国家陷入一片慌乱。4天后的黄昏，荷兰总司令投降。次日一清早，刚上任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从梦中被来自巴黎的电话吵醒。“我们战败了！”法国总理雷诺惊呼道，“我们被德国打败了！”两星期后，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尔德三世不顾他的政府的劝告，宣布投降，并拒绝到英国避难。不到一个月，法国投降，英国也危在旦夕。
希特勒的“赫赫战功”使日本军部东条一伙大为陶醉。他们认为千载难逢，法国已经败北，英国也在为存亡而战，此时不进兵东南亚夺取石油和其他急需的战略物资，还待何时！甚至几个月前，还担心对华战争失败的一些人，眼看着希特勒在欧洲的突然走运，不禁垂涎欲滴，一心想拿到东南亚的资源。
7月底，平沼内阁垮台，近卫公爵在皇室的举荐下重新参政，第二次组阁。内阁中两个要缺由两位锋芒毕露的人物充任。一位是能言善辩的外交家松冈洋右，他是一位堂·吉诃德式的人物，遴任外相；另一位是东条英机将军，遴任陆军大臣。
东条英机心毒手狠，果断专横，故有“剃刀将军”之称。由于他在中国东北和华北的侵略战争中“功勋卓著”，深得天皇和日本统治阶级的赏识。东条虽然是一个法西斯狂徒，但他反对“下克上”，所以他在“二二六”事件中与其他那些摇摆不定的将领们不同，他立即通电宣布满洲处于紧急状态，从而粉碎了任何同情性叛乱。因此，他赢得了军方保守派和害怕再次发生流血叛乱的文官的敬重。
松冈洋右却是另一种类型的人物。他虽然足智多谋，但浮夸外露，好冒险，办事凭直觉。他口若悬河，有“五万言先生”之称。此人言行不一，经常出尔反尔。在国际开会辩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问题时，他像老鼠一样蹑手蹑脚地溜出会场。他那修剪得像枪弹一样的脑袋，八字胡子，玳瑁边大眼镜，矮矮的个子，像个马戏团的小丑，以及他的戏剧性的表演，给各国使团和新闻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松冈的童年也与一般大臣不同。他出身并非豪门贵族，13岁就飘洋过海，被他的叔父扔在美国海岸上，要他自谋生路。俄勒冈州波特兰一家美国人收养了他，在尔后成长的年代里，他发奋自强，刻苦读书。他做过工，当过听差，为了赚到学费，甚至临时做过仆人。在俄勒冈大学毕业后，他在美国工作了3年，然后回到了日本，由于聪明伶俐，善于活动，一举成名，当了南满铁路的总裁，成了日本政界、财界的显赫人物。
松冈性格怪癖，故弄玄虚，经常说一些与他的信仰相反的话。他的想象力丰富，很少解释他所想象的事情，即使解释也是一场滑稽的问答戏，弄得大家都糊里糊涂，连那些认为他是日本俊杰的人士也为他玩弄外交游戏而焦虑。他一再向同僚们保证他是亲美的，但讲起美国来却深恶痛绝；他口称不相信法西斯德国，却向希特勒献媚；他标榜反对军国主义，却发表主战言论。无怪乎有人称他是一位神经不正常的“智力体操运动员”。
面对着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刚成立4天的近卫内阁就一致通过了一项新的国策。这项国策的基本目的是实现日本的霸权，也就是说，建立在日本领导下的“大东亚新秩序”。为此，对内必须实行全国总动员，加紧扩军备战，实行军事计划经济；对外，要与德国、意大利签订三国条约，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也要设法与美保持“和解”；对华，加强诱降，促进蒋汪合流，争取尽早解决中国问题。总之，要趁欧战之机，日军开进东南亚或更远的地方，攫取战略物资，掠夺英、美的殖民地。
这项“勿误良机”的国策，是东条一伙炮制出来的。他们说服了近卫首相和内阁中的其他文官，使这些人相信，在混乱的现代世界上，这是日本“求得生存的最后希望”。在他们看来，法国战败了，英国在为自己的生存战斗，印度支那的橡胶、锡、钨、煤和大米“是丢在街上只等人去拣拾的宝物”。
松冈对东条等人的谋略持有异议，他反对南进，但支持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他认为南进必然走上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发生正面冲突的道路，而签订三国条约“将迫使美国在执行反对日本的计划时要谨慎行事”，并将阻止日、美发生战争。再者，如果德国真的与美国打起来，日本也没有义务自动地援助德国。那些不同意签订三国条约的军政高级官员，因为敌不过松冈的唇枪舌剑，也违心地同意了。1940年9月27日，条约在柏林签字。从此，日本就与德国和意大利两个法西斯国家拴在一个战车上，在开向死亡的悬崖上愈走愈远。
松冈自以为策划了一项争取“世界和平”的计划。有些认为他与美国友好的老朋友感到不解，松冈对他们说，这是避免与美国开战的好办法。他对他的大儿子说：“只要你坚定地站着，开始反击，美国人就会知道，他是在同一个男子汉讲话，然后你们两个就像男子汉对男子汉一样谈话。”他认为，只有他自己才真正认识美国。
惯于拐弯抹角的松冈向内阁提出，实现他的外交目标的最好办法，是支持里宾特洛甫提出的把德、意、日与他们的共同敌人俄国联合起来的计划，他请求允许他到欧洲去亲自实现这一目标。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之后，东条同意他去欧洲，由陆军代表永井大佐作为顾问同行，但拒绝了他提出的顺便带给希特勒的一件礼物——日本进攻新加坡的许诺。
一到柏林，松冈先后拜见了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德国纳粹元首竭力说服松冈，占领新加坡对日本是有利的。里宾特洛甫说，占领新加坡“非常可能把美国排除在战争之外”，因为届时罗斯福不敢冒险把舰队开进日本水域；同时，希特勒向他保证，日本一旦参战，德国“一定援助日本”，“即使撇开德国军队远比美国人优越这一事实，美国也根本不是德国的对手”。但是，一谈到新加坡问题，日本外相总是躲躲闪闪。例如，当戈林接受了一幅富士山的画后，开玩笑地说：如果日本攻下新加坡，他就到日本去看看富士山真貌。松冈转向紧张不安的永井大佐，点点头说：“请你问他吧！”
松冈对他同苏联签订和平条约一事，早已胸有成竹，但使他感到不解的是，他听到曾向他提出签订“四国联盟”这个主意的里宾特洛甫说：“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签订这样一个条约？请记住，俄国是从不白给东西的。”永井认为，这是一个警告，但松冈的热情并未减退；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浩私下告诉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