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王-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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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蓝衣社的“法西斯主义”蓝衣“党”
上海警察局特别分局曾在一份供内部使用的备忘录里解释，为什么1932年的报纸报道，尤其在报道任何不快事件时，人们经常会用“蓝衣社”一词。1933年8月25日，特别分局认为，尽管无法指出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的名字，但有可靠的消息证明，“国民党内最接近蒋介石的部门组成了一个秘密组织，它以蓝衣社著称。”
这个团体的人没有使用正式的名字来称呼他们的组织，但以它在组织和行动方面与意大利“黑衫党”的相似之处来看，“蓝衣社”的名称便自然而然地被公众采用了，尽管国民党及其任何一位领导人都完全不承认它的存在。
1933年夏天，《中国论坛》（China Forum）杂志刊登一篇文章，指出蓝衣社敢死队的存在。为此，国民党公关负责人方治亲自来到上海保证说，“所谓的蓝衣党”并不存在，并指责该杂志的出版人海若德·易萨克（Harold Isaacs）是一个故意把公众引入歧途的激进分子。三年以后，1936年5月，《亚洲杂志》发表了一篇维布·伯敦（Wilbur Burton）的题为《中国的秘密结义》的文章，说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红帮”和“青帮”的成员，并说这些帮会与蓝衣社都有密切关系。中国驻纽约总领事于吉否认有蓝衣社这类组织的存在，并要求该刊收回这篇文章。
然而，根据上海警察大量来自于中国情报人员的报告（其中有些人至少是属于力行社卫星组织的成员），复兴社和中国革命同志会的一些人经常把自己认作是蓝衣社的人。他们声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纲领，致力于加强“蒋介石将军的独裁”，为此甚至不惜使用武力。他们认为：
“蓝衣社”成立于1931年，其目标是建立一种有效的“党的统治”。它得到蒋介石和他的一些最热诚的支持者们的赞助。这是一个秘密组织，它只在国民党内部运作。它的主要目标是制造“在普通军人中的强烈的国民党感情”。一旦达到这个目标，军阀们以及他们对军权的滥用便会被挫败。
根据秘密情报，将要掀起三个运动。第一，“建军运动”。其目的在于对全国的将领们进行监视，并通过在政治训练学院搞军事训练班来使中国的军队“法西斯化”。这个运动也许是对“国民军训运动”的呼应（在关于力行社的叙述里曾经提到过这个运动）。第二，“建党运动”。它致力于驱逐竞争集团，恢复蒋的全面总统权力；同时“为确保该组织的法西斯运动”而把蓝衣社成员送往各级地方党支部。第三，“建财运动”。它将平分土地，为国有企业集资，并“向法西斯运动提供物质援助”。
最后这个“建财运动”也许就是力行社所谓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它遵循孙中山的民生原则，致力于创造一个土地拥有者和开发者的国家。在明确的“自力更生”的精神下，力行社力图重新分配土地，支援农田耕作和生产，并积极鼓励农业生产和出口。这个计划本应以黄埔校友会会员费为基金来执行。1932年夏天，蒋介石下令校友会团体从它的经费里拨出35万元，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南昌行营财务部的65万，用这些钱来为河南、湖北、安徽和江西四省建立一个农民银行。根据计划，土地从“土匪”那里夺回以后，该银行应向回来耕作的农民提供贷款。1933年春蒋介石为此又增加了资金，使总数达到400万。凭着这笔资金再加上财政部的批准，一个国家农民银行成立了，它向信用社提供低息贷款。陈果夫被任命为董事长。
不过，对公众来说，中国农民银行与“蓝衣社”之间是毫无联系的。后者的思想原则从该团体的三大“理论家”——贺衷寒、邓文仪和刘健群——的演说和文字中得到阐明。他们反复强调的宗旨是，为了赶走外国侵略者，中国人民首先应当团结起来，通过消灭共产党来强化国家。等到这个歼灭任务完成后，在农村会有一个社会与经济的振兴，从而向中国人民提供所需要的资金来建立自己的军队，使之能够集中“民族精神”于惟一的领导和政党上，而后者将指挥人民打击外来侵略者。
在这些文字中隐约可见一个政治纲领，但一个前省级领导人后来模糊地记得它的大致内容：绝对支持蒋介石领导，实行中央集权政府，收复失地，捍卫国家主权，废除不平等条约，平均地权，发展农业，实行经济控制，发展国家资本，加强国防；实行征兵制，严格训练和发展国家军队；在政府中清除官僚腐败，普及教育，彻底消灭共产党，给国家带来和平与社会秩序。在所有这些当中，他记得最清楚的是两个最被强调的要点：全面支持蒋介石和彻底消灭共产党。
第八章 蓝衣社的“法西斯主义”法西斯成分
很难说人们对这些“法西斯化”的提法应该看得有多重，甚至很难估计它在什么程度上代表了蓝衣社的整个思想意识形态。当然，那时的报纸文章把蓝衣社当做具有国家社会主义倾向的“法西斯”或“半法西斯”来描述。《中国北方日报》（North China Standard）曾报道在香港“一帮以‘蓝衣社’著称的半法西斯分子在恺因（Caine）路一家豪华的公寓里建立了一个总部”，并声称他们要按照墨索里尼政府的模式来建立一个独裁政权这些中国法西斯分子认为，要有一批强人来控制政府，为此，将以纳粹手段来对付政治上的对手。还有，从当时的警方报告来看，复兴社当中至少有些人直言不讳地表示对法西斯的标签非常当真。黄埔毕业生中属于这一类的人大多曾在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留过学，他们把曾任复兴社第一届书记、后来当了驻柏林的中国武官的酆悌看做自己的领导。酆悌相应地与唐纵结盟，后者也任过驻柏林的武官，还有在法国留学过的顾希平，在比利时接受警训的刘番，以及在意大利学习过的汤武。这批人要求蒋介石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为榜样，他们通常被认作是无所不在的所谓的蓝衣社。
不管蓝衣社的真相如何，上海市政警察特别分局把蓝衣社的成员（据日本外交部调查局估计，其成员在1935年底达14000人左右）视为复兴社的三重结构中的“法西斯派”。无论戴笠在绝对秘密的特务处里有多重要，他的名字没有被这些警察当做蓝衣社的头子列入名单。而贺衷寒则被当做蓝衣社的主要领导人。
贺衷寒显然认为自己正在成为所谓的“黄埔派”的政治领导人。该派系一般是指黄埔军校最初三年的毕业生，但使它最接近一个派系结构的是复兴社。因此，蓝衣社有时被简单地当做纯粹的黄埔派，而且就像力行社及其外围组织的成员们自以为的那样，它也被认为是蒋介石的“嫡系”。
第八章 蓝衣社的“法西斯主义”蒋介石的“嫡系”
“嫡”这个字显示了一个家族中妻生与妾生子女的等级差别，用在这里很说明问题。蒋介石的嫡系是在他与汪精卫和胡汉民为争夺对行政院和政务会这类国家合法机构的控制权的过程中产生、直属于总司令本人的权力结构。这些团体在实行政策方面展开竞争，因为该领域里集中了国家的资源。他们的斗争伴随着蒋介石在中国政府体系中即便不是称王称霸，至少是上升到了顶峰。因此，在嫡系和旁系之间的区别，不仅是一个重要的行政分界，而且被用来鉴别蒋介石的军队（嫡系部队）：由陈诚、胡宗南和汤恩伯将军们指挥的50万军队，被认作是总司令的“禁卫军”。在这些自认为“嫡出”的人眼里，蒋的权力结构中其他派系的人不过是假装孝顺的外来户而已。例如，CC派的人被当做蒋的“养子”（螟蛉子），而“政学系”领导人杨永泰和张群则被看成是“师爷”和“管家”。
虽然蓝衣社的人并没有对政学系的人持太多的敌意，在他们看来政学系的人跟雇来的帮工差不多，但他们着实把“养子”CC派当做真正的敌人。从1933年起，他们搞了许多活动来取缔陈家兄弟的影响，尤其是在新闻出版界和教育界。
第八章 蓝衣社的“法西斯主义”CC派
组织派，也就是众所周知的CC派，是由陈家兄弟陈果夫和陈立夫领导的，他们两人都早在国民党执政之前，就享有与蒋介石十分密切的关系。此二人是中华革命党江浙派领袖陈其美的外甥。蒋介石于1906年在日本首次遇见陈其美时，他正在日本学习警法，从那时起他便成了蒋本人成长的楷模。
1907年蒋介石在东京振武军事训练学校研习重武器课程时，陈其美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1911…1912年辛亥革命期间，蒋当过陈手下的一个团长，后任上海的军事头目，在进攻杭州的浙江总督衙门时领导过陈的一支“敢死队”。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中，蒋继续被认作是陈其美的忠实追随者，直到陈于1916年被袁世凯的秘密特务暗杀，蒋一直对陈忠心耿耿。此后，蒋介石继续同他前师的其他追随者和亲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包括这两个来自浙江离蒋的家乡不远的吴兴的外甥。1920年蒋在政治流亡期间，积极介入了陈果夫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金融活动，那是戴季陶和张静江根据孙中山为中国革命党筹资的命令而协助建立起来的。四年之后，蒋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陈果夫曾任过短期教员，接着他当了党的征募人，在浙江——江苏——安徽一带为军校招收新生。
与此同时，陈果夫的弟弟立夫从宾夕法尼亚学习了两年后回国。他在那里的匹兹堡大学获得了煤矿工程的学位，并在斯克兰顿（Scranton）的地下煤矿工作过。1926年，陈立夫谢绝了在山东煤矿工作的机会，成了蒋介石的英语机要秘书，在北伐战争中当他的密码负责人。这两兄弟很快在反共分子组织扶蒋的过程中成为主力。到了11月，他们协助在广州的革命同志会中的建立了浙江社。次月，陈果夫去了南昌，企图从共产党手中夺回江西革命党支部，并与段锡朋和程天放领导的“反布尔什维克联盟”（AB团）挂钩。这些人中有些后来成为CC派的核心人员。该派系于1927年6月正式成立，成为革命同志会的浙江社、西山会议派、孙文主义学会、AB团，及“执杖”派（如此命名是因为其成员爱用棍棒来恐吓共产党对立派）的大联合。CC派在国民党内变得如此强大的秘密，在于这两兄弟对组织部十年的控制。该部负责建立和审查所有省市级党组织，并向政府、军队、工会和青年组织里的党支部派遣中高级人事干部。陈果夫于1926年成为该部部长，任职六年。而他的弟弟陈立夫负责该部的调查系统，该系统对所登记党员的政治倾向集中存档，并指导了1928…1929年的清洗运动。
后来，到了1932年，陈立夫接替他哥哥的位置，当了组织部长，并在后来的四年里把他的活动扩展到情报、调查和安全领域，成了共产党的心腹之患。结果，陈氏在党中央形成了绝对强大的势力。1931年里72名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执会）成员中，有15％属于CC派；中执会180名在1935年当选的委员中有50人是陈氏的人；而且在抗战爆发前它的顶峰期间，CC派已有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