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王-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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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上由戴笠领导，而实际上由他的副手李崇诗控制。这一部署在国民党将军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一正式占领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时便形成了。
在华北也出现了同样的形势，戴笠迅速地采取了一系列防止八路军和新四军接受日军投降的行动。军统在华北的官员，如文强、张振武、陈仙洲等，则授权委任汉奸军事头目从日本人那里接管领土并维持地方秩序。戴笠还与通讯部长、银行家张嘉敖于1945年12月3日、4日会面，策划将他的25000人的“忠义救国军”部队改编成铁路警察，来监视和控制华北地区的通讯网络。
第二十五章 陨落之星东北区办事处
1946年初，文强被任命为军统东北办事处处长，该办事处对外以东北行辕督察处名义活动。该处作为核心组，与当时任中国国民党战区北平司令部司令的李宗仁密切合作。东北办事处的管辖范围从北平和山海关一直到锦州和新城。这是一个战略要地，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事将领们都力争夺取承德，以便占领沈阳。在这场具体的竞争中国民党胜利了，而一旦沈阳成了他们的，戴笠便在“东方文化研究社”（该社名义上由一位前东北中正大学校长领导，而实际上受文强控制）的公开名义下开始设立军统分支东北办事处。所有投奔军统的日军逃兵都得到这个单位报到，然后办事处为他们提供身份证、护照及旅行证件。
军统的沈阳站还控制了一个秘密通讯单位——“特研会”，它雇用了20多个曾在日本皇军远征司令部里负责监视共产党从延安发出的通讯的密码分析员。这些密码员在北京被抓获，然后被送到沈阳，安置在平马路上的东亚烟草工厂后面。他们在中山公园北侧的无线通讯天线对准延安方向。然而，虽然他们侦收了好几百份电报，但最终仍无法破译解放军的密码。戴笠死后的1946年6月，被临时召到北平的文强最后决定关闭这个单位，把这些日本密码员打发回家了。
尽管东北办事处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花在了反共上，但他们大部分的工作是用于招募日本居民和东北的战俘当情报特工。作为东北办事处日韩组一部分的日管人员，表面上负责归国事务。但日韩组实际上包含了一个由刘治泽和张瑞领导的秘密特工机关。张瑞把潜伏在东北的日本情报头子福田德次郎（Fukuda Tokujir）引诱出洞。
当时，据信有多达10万人的关东军潜藏在长白山一带，因此在保安成立了一个叫做“日军招降组”的特别办事处，专门负责遣送他们归国。在该办事处的支持下，福田将军组织起一个日本工作队，该队真的进山寻找失散的日军部队，希望能说服他们投降。1946年10月，文强还组织起一支由军统、中统、三青团和国际问题研究所情报团体构成的军事先遣联络组。这个联络组不仅指导了一个辅助福田将军在长白山工作的日本特工队，而且还安排释放了一系列日本战犯，让他们替国民党做情报工作。
这一安排中最关键的人物是新里一朗（Niizato Ichir），张瑞在沈阳与他进行联系。小柴是日本皇族联盟在东北的代表，该组织是一个皇族忠实者的团体，由天皇的弟弟控制，宣称躲藏在长白山里的许多关东军成员仍然忠于天皇。新里一朗不仅向文强透露了那些部队的躲藏地点，而且两人还探讨了用投降日军来对付在东北的共产党的可能性。
与日本人建立密切关系的计划中的最后一个要素，是在东京成立一个“日本国民党”支部。1946年7月，军统派遣了一些日本特工回东京建立东方文化研究所，来作为这个活动的掩护。军统希望最终在美军占领的日本设立它自己的中国联络办事处，由张瑞任办事处武官。由于国民党在内战中战败，这些计划便泡汤了。
第二十五章 陨落之星赦免
早在1944年，重庆政府就暗示，汪伪政权中“案情较轻者”可能会受到赦免。其中最突出的大赦例子是蒋介石于1947年3月26日将周佛海从死刑判决改为终身监禁。这之后不到一年，周佛海死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但由于他在战争中努力帮助戴笠，并在日本人投降后在长江下游地区维持了秩序，便多活了11个月。
在处理战时债务的初期，戴笠亲自赦免了一些著名的汉奸，其中有几个是为傀儡政府情报部门工作过的臭名昭著的秘密特工。在有些情况下，如被监禁的“满洲国”电影明星李香兰，戴笠对他们“温柔”相待，给予他们各种特殊的待遇。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他则通过中美合作所把他们送到美国侨居。他最臭名昭著的干涉跟那些与汪精卫的寡妇陈璧君有联系的广东汉奸们有关。这些人全都是
地方参议，在另一些将其叛国行为揭露出来的议员们的要求下，他们被何应钦关进了监狱。但戴笠声称他们是“地下英雄”，在秘密抗战中立过“丰功伟绩”，把这些“汉奸”转移到了军统的招待所，让他们过着奢侈的“狱中”生活，享受各种优惠，而且既未受审，也未受罚。
最后，约有2720名汪精卫政权的军政要人被处死，2300人左右被判无期徒刑。
第二十五章 陨落之星戴笠、梅乐斯及冷战
中美合作所于1946年3月1日在潘其武与美方参谋签订的合同精神下正式解散。所有物资归军统使用，而美方则协助赶运由军统局指挥的特务武装赴东南占领上海和浙江北部。美方还答应从冲绳向秦皇岛运送3000吨武器，同时向南京、天津和北平的警察部队输送中美合作所警察培训班的毕业生。据说梅乐斯曾告诉戴笠：“日本这个敌人是打败了，但我们还要帮助中国战胜另一个凶恶的敌人，那就是共产党”。
与此同时，对于马歇尔将军主持的和谈，戴笠非常怀有偏见。他说，问题的关键是相对的军事实力。延安跟重庆一样清楚这点，而美国人却异想天开。在这一点上共产党具有优势，因为他们更能对外国人采取温和立场。“共产党的软功夫比硬功夫强，软功夫能迷惑人”，也就是说他们更能迷惑世界舆论。
然而，尽管蒋介石在国内越来越不得人心，但美国公众则越来越拥护蒋，把他看做国统区的最后最美好的希望。当冷战不断加剧时，美国驻华海军参加戴笠反共活动的事实成了一个荣誉勋章，而梅乐斯则越来越像电影“泰利和海盗”里的人物。朝鲜战争停战10年之后，罗伊·斯特拉顿（Roy Stratton）在其著作中曾描述过一种传单（这种据传说曾经出现过的印刷品，似乎没有一份幸存），在对日战争时期它们传遍整个亚洲，向官员、警察和地下分子悬赏“不论死活——100万美元”，来追捕中美合作所的领导人物，因为他们既是共产党也是日本人的敌人。“追捕者是日本军队和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被追捕的是戴笠中将，中国国民党秘密警察头子，以及他的美国副手米尔顿·梅乐斯上校（后来以海军中将军衔退休）……在他们手下有10万游击队、25万名海盗，以及3000名美国技术人员和教官，这位中国将军和美国上校让日本人和中国共产党吃够了苦头。他们跟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将军一起上了东条英机（Tojo Hideki）和毛泽东的死刑名单。”
第二十五章 陨落之星定位
在1946春天流传着许多关于戴笠将来计划的说法。有些人相信他会继续充当蒋介石的一个忠实奴仆，另一些人则想他会退休回老家孝敬母亲，而第三种传说认为他会从事业余爱好，去领导一个疏浚黄河的工程。其中没有任何一种说法可以得到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蒋介石准备召集他的秘密特工头子们开会，以确定战后政府保密组织的各种角色和作用。在这一点上，不止一次几乎被委员长“允许”自杀的戴笠陷入了深深的忧郁和沮丧之中。根据戴笠自己的理解，他肯定蒋想利用召开这个会议来废除军统组织。正如他对一个亲信说的那样：伴君如伴虎。
因此，在蒋和他的情报头目们举行高级会议之前，戴笠大肆活动，在全国甚至国外争取同盟。1946年2月12日，他坐一架C…47式飞机离开重庆去上海、苏州、南京、北平、济南和青岛。表面上是为了“肃奸”，实际上则是去鼓动何应钦这类军界要人共同对付即将面临的摊牌局面。
当然，美国海军是他在国外的主要支持者。事实上，美国海军的一些高级将领希望将戴笠提升为中国海军总司令。美国第七舰队柯克上将于1946年3月在北平受到戴笠问候时几乎把这话说了出来。接着，戴笠在柯克的访问上花了大量的功夫：命令部下替他定制专门的中国海军制服（由上海的裁缝精制）；有专门陪同的故宫之游；以及由风流妩媚、英语流利的舞伴作陪的招待会。
然而，当戴笠于3月初还处在诸般筹备之中时，他接到了一份由毛人凤转交的蒋介石的电报，正式列出了即将举行的会议的出席人名单：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陈焯、叶秀峰、郑介民、唐纵，以及戴笠本人。在这七位被邀请者中，有三位——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是戴将军多年的对手。而且，写在蒋介石电报背后的一个注提醒戴笠说，在重庆会议期间，宣铁吾、李士珍和黄珍吾会“捣鬼”。这个注的署名是“以炎”，它是毛人凤的代号之一。
李士珍的名字为什么列在戴笠的前面？宣铁吾难道不是戴笠不共戴天的敌人？而且，李、宣、黄难道不都是黄埔一期或二期的“老大哥”，而戴笠则不过是六期他们的后生而已？当戴笠把自己的助手文强召到他在北平的住宅特别会面的时候，这些问题显然在折磨着他。
文强发现他的上司怒气冲冲。戴笠把背后写有注的电文给文强看，然后他拍着胸脯说：
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奔波劳累，一心为校长，想不到会有人乘机捣鬼，落井下石，想端我的锅。同室操戈。实在欺人太甚！请为我拟一复电，说我处理平津宁沪的肃奸案件，事关重要，无人可以代理，请宽限半月才能返渝面陈一切。
他镇静下来后，又接着对文强说：同时要表达对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捣鬼必须揭发的意见，措词要委婉一些，不要露出与人争长短的痕迹。”然后戴笠要文强把电文稿在发出之前交送他过目，并命令他别对任何其他人提起这些事情。
文强一边考虑着电文的措词，一边琢磨起委员长电谕的意思。这些人无疑是敌人，不仅是戴笠的敌人，而且是蒋本人潜在的敌人。蒋是否有能力抵挡这三个“老大哥”再加上陈焯？陈焯直到孙中山死后蒋一举领先之前，差不多是与蒋介石平起平坐的。而郑介民和唐纵为何对这些人的“捣鬼”一无所知呢？难道戴笠的这个江山老乡毛人凤故意把这二人排除在外，以在他和戴中间形成一个共同防御性的小圈子？
文强自然不敢对戴笠提出自己的这些疑问，但他感到有必要冒昧建议：对付这种危机的惟一办法是“以退求进”。戴笠问这是什么意思，文强答道：委员长在“下野”时三次采用了这一策略——他战略性地撤出政府以度“难关”。对戴笠来说，有很多办法可以达到同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