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王-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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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下令只能成立一个统一同学会，他自己却一直以继续任命前临训班毕业生为各省站长的方式，当着湖滨同学会的“靠山”：钱霁林任贵州站长，吕世琨任重庆站长，董士立任西康站长，等等。
总之，军统的末日已经屈指可数了。失去大陆之后，国民党政府开始重新组建特工机构。蒋介石最终以直接的统治取代了秘密的和地下的统治。本来，中统在军事委员会领导之下已经改名为“内政部调查局”。一到台湾，它又被命名为“司法行政部调查局”，简称为司调局，由张庆恩和后来的沈之岳与阮成章领导。另外，军统在抗战胜利后由毛人凤领导，并于1946年夏天改名为“国防部保密局”。但迁到台湾后，它变成了“国防部情报局”，先后由张炎元、叶翔之、汪敬煦、张式琦领导。
第二十五章 陨落之星家人
戴笠的后裔结果更糟。他的弟弟云林（或春榜），一直是个多事的同胞，跟他们的父亲一样，他也是一个嫖客和赌棍。云林当过学徒、店员，并在江山的一个公共澡堂当差，一直到他的哥哥成为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为止。1936年，戴笠把云林带到西安，并把他介绍给警察局长马志超，马任命他为当地的税务局局长。那时，戴云林经常“征用”济良所的标致女子当他的丫头，并供他玩弄。西安事变之后，戴云林逃到了甘肃，当了三个月的景泰县县长，后来被造反的农民赶下了台。他再一次倚仗兄弟的权势被保送到中央军校高教班，毕业后成了军统兰州办事处主任。
那年夏天抗战爆发后，云林逃回了家乡保安，又一次靠着哥哥的影响当上了“忠义救国军”的一个少校。虽然偶有战事，但他却轻易地活了下来，并且当上了当地的警察局长，自己成了“二老板”，而且还征用了足够的土地（500亩地）来建造“雨农农场”，成了大地主。
戴笠自己的儿子藏宜，据许多人说不仅在习性上和书法上非常像父亲，而且也是个年轻的赌棍、好色之徒和花花公子。这也许是为什么这两人相处得非常糟糕的原因，尽管戴藏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他父亲的支撑，这两人在藏宜的婚姻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为加强与十人团的关系，戴笠曾希望儿子与王天木的女儿结婚，藏宜拒绝后，戴将军把他软禁在南京，强迫他跟一个从杭州警察学校来的教师袁伦立学英语。戴将军的母亲出来调解，眼泪汪汪地劝说戴笠让他的儿子回保安老家，藏宜回去后便与衢州（王村）一位年轻女子郑锡英结了婚。他慑于父亲的脾气，不敢离开保安，便在保安开办了一所“树德小学”，并自任校长。
中日战争的爆发略微打开了藏宜的天地。上海的肇和中学迁出敌占区，转移到了离保安约28里的三卿口，不久藏宜便在该中学主办了一个剧团，开始成天泡在三卿口的肇和中学里，或与峡口建国职业学校的师生厮混。至于收入，他主要依赖父亲势力得来的一系列挂名职位：江山县参议会员、江山县银行董事长、交通总局少将专员。
戴笠的飞机在南京郊外坠毁之后，戴藏宜卷入了家中对父亲财产的纠纷，搞得很不体面。藏宜非常想得到那两辆派克牌和别克牌汽车；以及戴笠在上海法租界拥有的一座花园洋房。派克牌轿车最后落到了军统南京站站长手里，但藏宜总算得到了别克牌汽车的钥匙和那座别墅，但他舅舅毛宗亮抢夺汪伪分子周佛海送给戴笠的贿赂品100根金条的企图未能得逞。
在此同时，一个更为体面的机会出现了：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梅乐斯送了他1万美元，在衢州前国民党机场宿舍建立一个雨农中学来纪念戴笠。梅乐斯、胡宗南、汤恩伯、杨虎和姜绍谟等都当了校董事会成员，而戴藏宜则任校务主任。他利用该职位从中国银行杭州分行又榨取了5万元。
为了纪念父亲，戴藏宜还希望在内战时期用组织反共民兵的方法来使父亲的使命永恒化。为此，他需要武器。1946年，他向保密局浙江站站长章微寒要求提供给他200支步枪和10支卡宾枪来武装保安特工纵队。该纵队由他本人和他的叔叔戴云林领导，备有无线电和几辆卡车。当战局急转直下，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入江山时，戴藏宜企图逃向福建。但道路被共产党部队封锁住了，他几乎无法逃回保安。等他最终回到保安后，便与他叔叔一起组织了一个1000人左右的大队，其中大多数是当地的土匪。这支大队分成两股力量突破了封锁，但戴藏宜于1949年9月9日在大溪滩乡刘家山被抓获；戴云林于当年12月28日在江西广丰鳌峰乡被捕。于是，戴笠的弟弟和儿子都被带回到江山的三卿口，在当地的群众大会上公审后被处决。
第二十五章 陨落之星戴笠之墓
1946年8月初，蒋介石前往戴笠的临时墓地志公殿向他做最后一次悼念。委员长携宋美龄同行，他在询问毛人凤是否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点安葬遗体后，便与夫人开始朝灵谷寺走去。蒋夫人因为脚登高跟凉鞋而无法多走，两人便返回了。
两星期后，蒋介石与毛人凤一起察看南京城外中山陵后面的烈士公墓，然后下山为戴笠寻找一个最佳地点。蒋亲自为他的这位随从选定了一处安葬之地。蒋介石这个一向被认为圣经不离手的基督徒，以对风水非常内行的样子指着中山陵东面的一个地方，解释说这是安葬戴笠灵柩的最佳之处，大家对此都感到非常惊讶。
米尔顿·梅乐斯要求获准参加戴笠的葬礼，但乔治·C·马歇尔将军由于意识到即将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开始的内战而禁止他以官方形式参加。于是，梅乐斯穿着便服从上海坐火车去南京目睹了他朋友的安葬仪式。随后，他给戴笠的母亲写信，表示对听到“我的长兄戴笠将军”死讯的“最深切的悲哀”：
他通过文字以及在我所听到过的他对同事们几百次的讲话中，体现出一种领导魄力、坚定信念和先进思想的结合，这是一个民主国家真正伟大的领导人的精华所在……他总是向我表示出对三个人的极端敬仰：孙中山总统、委员长以及您本人……他是一个杰出的领导……而我，您儿子的弟弟想要参加他在保安的葬礼。但从现实角度讲这次不可能了。
他在信的结尾与妻子艾玛（Emma）一起提出，愿意负责戴将军的养女淑芝在美国的教育。
梅乐斯在1947年3月27日为戴笠扫墓时，向他最后一次致悼。那天，他在这个巨大的陵墓入口处庄严地种下了两棵梅花树。1949年，共产党部队挖了戴笠的坟并毁了他的遗骨，这两棵树也被拔掉了。4年之后，戴笠的前部下潘其武从台湾给梅乐斯写信说：“为了纪念我们去世的领导，我们在离台北不远的山坡上建立了一个纪念堂。在其入口处我替您种下了两棵梅花树。”
第二十五章 陨落之星陨落
1989年春，在戴笠的飞机于南京郊外坠毁43年后，几百个他生前的情报特工员在台北集会，成立了一个“三十七联谊会”（即3月17号）。为了名符其实地纪念他们的上司，他们宣布这个联谊会的目的是形成一个同盟来“打击反革命势力”。联谊会的所有成员都有治安背景，他们被前台湾情报主任叶翔之召集起来，而后者的领导是曾任戴将军总督察官的乔家才。
于是，晚年戴笠的形象包含了两个截然相反的方面。对于中国大陆的共产党人，他完全是一个邪恶的象征，魔鬼的化身。而起码对于在台湾的一些国民党人来说，他一直是个英雄人物：这位“间谍王”也许把中国从最凶恶的敌人那里拯救了出来。或许，不把戴笠从这两个极端来看倒能更好地表现他的复杂性。不过，在本书接近尾声时，一位中国朋友不带倾向地问：“最终，他到底是坏人还是个好人？”
像戴笠这样一个模糊不清的异种是无法用如此简单的方法来概括的。他曾一度是法西斯恐怖的象征，现代警察国家的化身，严格的儒家理想的执行者；在他永不休止的梦想中，他是传说中的中世纪那些在王朝颓落时应运而生的战略家们的一个雄心勃勃的继承人。在所有这些形象下面，戴笠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所处的复杂时代的产物，身居传统与现代政治斗争的顶峰，坚信自己生必逢时，但终究难以摆脱命运的叵测无常。
想到戴笠对诸葛亮这个《三国演义》中最核心而且最暧昧的人物的崇拜，人们不禁会想起孔明在公元234年去世时，对自己在乱世之中毕生致力于平息反汉叛乱的反思。“万事皆由天意”，眼看北斗之中的一星摇摇欲坠，诸葛亮无可奈何地叹道：“吾本欲竭忠尽力，恢复中原，重兴汉室，奈天意如此。”孔明的魔力此刻已无法挽救他，随着他将星的陨落，周围的魏兵鼓噪不止，这位卧龙逝于军帐之中。6个世纪之后，诗人杜甫写道：“长星昨夜坠前营，讣报先生此日倾。”诸葛亮终年54岁，而戴笠死时49岁。
第二十五章 陨落之星跋：妖魔
我在十多年前开始研究戴笠和国民党特工。在那些年月里，我经常禁不住自问：你为何要花费这么大的精力来探究一个如此变幻多端的人物？假如戴笠并非完全是个凶神恶煞，那么他充其量不过是个狡黠暧昧之徒而已。人们可以佩服他的勇气和能力，或者对他既能周旋于蒋介石叵测的政坛险滩之中，又能博得部下敬仰的本领表示尊敬。但是，在道义上，他永远是一个模棱两可的人——甚至对“委员长”本人来说他都是个谜。
难道仅仅是好奇使我如此聚精会神？用同时代人的眼光来观察戴笠则好比在一房之遥看一条眼镜蛇。渐渐地，我意识到，我是在间接地面对一股力量、一个妖魔，它像某些道家法师那样，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能治理中国社会特有的内乱。
这又使我认识到，我对中国历史如此大量的关注全都在于展示从而理解和抵制那蛇眼的迷惑力。“社会动乱”、“冲突和控制”、“重建帝制”和“管辖上海”，毛主席宏伟的意志——对这些命题的选择，此刻在我眼里都显得合情合理。出于一些连我自己也不甚明了的原因，描述那巨蟒的注视使我产生一种幻觉，好像我在同它搏斗。
可以说，我自己最终恐怕是戴笠无意中的猎物之一。当然，我这个安全处境下的奇想说明，通过描述戴笠，我不知怎么的便能想象自己在抗拒那恶魔冷漠的目光。历史学家们常常以此来平息他们遥远的噩梦并压住以往的惊骇。但难道我们从此便能高枕无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