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何堪哀-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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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种对《多余的话》的理解，第一种和第三种虽在评价上相同，即都对《多余的话》表示肯定，但肯定的理由却大相径庭。第二种和第三种虽在评价上颇对立，但在对瞿秋白真意的体察上却更接近。其实，只要对瞿秋白投身“革命”后的人生遭遇有所了解，只要对瞿秋白所身历的中共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情形略为熟悉，就不难看出第一种理解是过于皮相的。就我来说，越是细细品味《多余的话》中的那一行行文字，越感到它是一首悲怆的诗。它把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反思表达得既朦胧又深刻，把一个“革命知识分子”临终之际对自身人生错位的痛悔表达得既隐晦又显豁。
三
瞿秋白1921年在彼得堡加入俄共，1922年正式加入中共。但从1928年开始，便饱尝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滋味。1928年至1930年，瞿秋白是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在苏联度过的，而正是在这期间身历的党内斗争的残酷无情和荒谬绝伦，使瞿秋白萌发了对“政治”的极度厌倦，也使瞿秋白开始了对自己人生道路的反思。据陆立之在《深藏在心底的瞿秋白及其它——王明对瞿秋白的打击迫害》（3）中回忆，在苏联时期，攀上了米夫做后台的王明，就开始对瞿秋白百般陷害，甚至必欲置瞿秋白于死地而后快。王明等人先是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内捏造了一个“江浙同乡会”，说这是一个“反党的秘密团体”，而背后的“大头头”就是瞿秋白。于是，来了一场气势汹汹的清查运动，向忠发在大会上宣布：“在共产党内搞同乡会活动的人，都要枪毙！”陆立之回忆说，运动“升级”后，“有人被捕，有人失踪，还有人上吊自杀了。列宁学院有几个中国同学在休假日自己烹调中国菜小酌，热闹了一阵。因为他们的方言别人听不大懂，王明的耳目就做了汇报，于是，就说他们在开会，以图制造‘江浙同乡会’的口实。”在运动中，瞿秋白的胞弟瞿景白被王明诬为“疯子”，最后“失踪致死”，而“这顶疯帽本想扣在秋白头上但没有得逞，就让瞿景白做了替身。”“江浙同乡会”的棍子未能直接打倒瞿秋白，米夫、王明们便干脆“向秋白直接诬陷”，“米夫硬说秋白和黄平都有神经病，强制送精神病院检查。”再后来，米夫和王明又编写了一份《共产国际对中共代表团的谴责决议》，把一顶“分裂主义”的帽子扣到瞿秋白头上，理由是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中山大学学潮中犯了“分裂主义”的错误，“助长了托派小组织和其他反党活动。”“最后，米夫又甩出王牌，必欲将瞿秋白置于死地，也就是把拎在手里的另一顶‘托派’帽子硬扣瞿秋白，大家可以想象：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这是一道催命符，米夫甩出这件法宝，喜形于色，料定瞿秋白逃不出他的魔掌。”只是因为斯大林最终并不认可米夫的构陷，瞿秋白才免于一死。然而，瞿秋白身虽未死，心却在开始死去。陆立之文章中说，其时的瞿秋白“对所谓《谴责决议》和‘分裂主义’的新帽子等打击逆来顺受，有时候他还嘲讽自己，轻轻地哼着越剧‘是我错’的曲调。但实际上他内心里是极度苦恼的。杨之华说：由于景白失踪又被说成是‘疯子’，他告诫（另一胞弟）云白必须言行谨慎，忧虑许多可能发生的事，他好几天连续失眠。以前那种说笑欢快的家庭气氛也消失了，夫妻俩都忧心忡忡，不知将会突发什么事故。但大白天，秋白仍是泰然自若的样子。”在这社会主义的苏联，瞿秋白其实生活在一种“红色恐怖”之中，人生安全毫无保障。他的“逆来顺受”，他哼着“是我错”的自嘲，都表明他已无意于去与那些“党内同志”争是非、论短长，表明他政治热情的冷却。不难想象，在那些连续失眠的夜里，瞿秋白一定对自己的政治道路有一遍遍的反思。数年后的《多余的话》中，有一句自成一部分的话：“我的政治生命其实早已结束了。”不妨说，在这种“红色恐怖”中，在这些连续失眠的苏联之夜里，瞿秋白的“政治生命”正在死去。《多余的话》最后一章《告别》，是以这样一句话开头：“一出滑稽剧就此闭幕了！”这句话也自成一部分。我想，在苏联的那些不眠之夜里，当瞿秋白一遍又一遍地反思着自己的人生选择时，一定已有强烈的滑稽感一遍又一遍地袭上心头。
两代“革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反思之一（4）
1930年8月，瞿秋白回国。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这次由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夫操纵的会上，瞿秋白又成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靶子。尽管瞿秋白在会上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此前的三中全会和政治局所犯的“错误”，但王明等仍毫不留情地将瞿秋白逐出了政治局。据邵玉健《试析王明一伙残酷打击瞿秋白的部分原因》（4）一文中说，王明等人在会上宣称，向忠发“是工人同志，他们虽有错误，我们现在决不让他们滚蛋，要在工作中教育他们，看他们是否在工作中纠正自己的错误。如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纠正自己的错误。”邵玉健文章说：“之后，六届四中全会的中央连续两次强迫身患肺病的瞿秋白写声明书，公开承认强加给的莫须有罪名。瞿秋白于1月17日和1月28日两次违心写了声明书。虽然他态度十分诚恳，但王明等仍不依不饶，欲彻底批倒批臭，最后在2月20日，由中央政治局专门作出了《关于1929——1930年中共中央驻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硬给瞿秋白戴上‘调和态度’、‘两面派态度’、‘右倾政治意见’等帽子。在生活上，王明中央每月仅发16。7元生活费给瞿秋白，远低于上海工人的一般工资，仅能勉强糊口，更何谈治病，实际上是欲置秋白于死地。”被逐出中共领导层的瞿秋白，可谓贫病交加。但即便这样，“党内同志”仍不肯放过他。1933年9月22日，已从上海迁到江西“苏区”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突然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对瞿秋白进行了毁灭性的政治打击。“决定”指责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发表的一些文章是“又来偷运和继续他过去的腐朽的机会主义，同时在客观上，他是整个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并号召“各级党部对于狄康同志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这个“决定”传达到上海，上海的党组织立即召开了对瞿秋白的批判会。瞿独伊在《怀念父亲》中说：“我听母亲说：在一次小组会上，父亲对这样歪曲和污蔑进行了平静的申述，但是宗派主义分子竟蛮横地吼道：‘象你这样的人，只有一棍子敲出党外去！’”（5）在遭受这样的打击迫害后，瞿秋白于1933年9月28日写了《“儿时”》一文。细味此文，可知瞿秋白其时的心境，也能明白瞿秋白并非是在成了国民党的俘虏后才开始写《多余的话》的。《“儿时”》不长，才数百字，其中说道：
生命没有寄托的人，青年时代和“儿时”对他格外宝贵。这种浪漫谛克的回忆其实并不是发见了“儿时”的真正了不得，而是感觉到“中年”以后的衰退。衰老和无能的悲哀，象铅一样的沉重，压在他的心头。青春是多么的短啊！
“儿时”的可爱是无知。那时候，件件都是“知”，你每天可以做大科学家大哲学家，每天都在发见什么新的现象，新的真理。现在呢？“什么”都已经知道了，熟悉了，每一个人的脸都已经看厌了。宇宙和社会是那么陈旧，无味，虽则它们其实比“儿时”新鲜得多了。我于是想念“儿时”，祷告“儿时”。
完全可以将《“儿时”》视作是《多余的话》之一部分的先期写出和发表。本来早已信仰了共产主义并立誓为“共产主义之人间化”而奋斗终身的瞿秋白，现在却感到自己是一个“生命没有寄托的人”。在感到生命失去了寄托的同时，瞿秋白如此深情又如此惆怅地怀念起“儿时”来。他怀念得之所以如此深情，无非是因为“儿时”的人，有着种种寄托生命的可能性，他可以选择做科学家，也可以选择做哲学家，还可以选择做其他各种正当有益而又干净有趣的事业，是因为“儿时”的生命是一张白纸，可以在上面画各种各样美好的图画。而他之所以如此惆怅，是因为“中年”的他虽感到原有的生命寄托已经失去，但却无由重新选择生命寄托；是因为他感到自己的生命虽像一张画满了错误图案的纸，但却不能把这些图案抹去重来。在瞿秋白如此深情又如此惆怅地怀念和祷告着“儿时”时，是多么渴望能从“中年”回到“儿时”，让生命重新开始；是多么渴望此生的一切原不过是一场恶梦，一觉醒来，仍然躺在母亲的怀里。
在《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下达之后，瞿秋白马上写了这篇《“儿时”》，但却并没有马上拿出去发表。想来，其时的瞿秋白对于公开发表这样的言论还有着顾忌。临近年底，中共中央派人向瞿秋白宣布了要他去中央“苏区”的决定。要瞿秋白离开上海赴“苏区”，实在说不上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在政治上瞿秋白已被打翻在地，当然谈不上“苏区”有什么工作非他去担当不可，而以瞿秋白的身体状况，无疑留在上海更适宜。但信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党内同志”，却偏是既不让他好好“工作”，又不容他好好“养病”。当时，有人劝瞿秋白以身体需要调养为由争取不去，瞿秋白“有些怅然”，“沉吟了片刻”，说：“去，早晚还是要去的，否则有人要说我怕死呢。”（6）早把命运交给了“革命”的瞿秋白自然只能服从“革命”的安排。瞿秋白只向中央提了一个要求，即允许夫人杨之华一同前往，但却被莫明其妙地拒绝。对此，有论者这样评说：“在全党一派无情斗争声中要瞿秋白去中央苏区，是好意吗？他的心情能舒畅吗？于是不准这个重病号要求生死与共的夫人同行，也就可以明白是一种什么样的性质的‘决定’了。就是人身迫害！当时有同志实在看不惯，要为瞿秋白申冤叫屈，他马上制止，不准同志为他而去作无畏（谓）的牺牲。这个时候的瞿秋白，如果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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