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何堪哀-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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浔诘ぱ掳酰昝婺恳讶隆＞墒毖岫寂拙。嘧庸槔幢ㄔ绱骸！�1961年冬，邓拓还写了《看吴作人等东北采风画展》：“画外无穷意，白山黑水长。昔年边塞地，今日稻粱仓。跃进经三载，红旗举八荒。热情调彩笔，点染好风光。”1962年2月，邓拓写了组诗《南游未是草》，腔调、“口径”与1960年7月的《江南吟草》没有什么差别。例如其中《咏沙村公社》写道：“大理光荣五朵花，银苍玉洱老农家。高原万里东风早，公社千秋众口夸。劳动英雄多后继，青春儿女灿朝霞。但求生产经营好，岁岁丰收愿不赊。”（邓拓此番“南游”游的是两广和云南一带。）在一些人看来，这些诗作与同时写下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相矛盾，但在邓拓那里，二者并不矛盾，——它们本来就不矛盾。
邓拓的《燕山夜话》共150多篇，在《三家村札记》中则写了18篇。这些文章，绝大多数并无什么锋芒，或者说，都离“政治”很远。其中的《大胆练习写字》、《交友待客之道》、《谈“养生学”》、《养牛好处多》、《中医“上火”之说》、《三七、山漆和田漆》、《握手与作揖》、《大豆是个宝》、《多养蚕》、《谈谈养狗》、《养猫捕鼠》、《白开水最好喝》一类文章，简直可以说颇为琐屑，甚至不妨说有些无聊。如果考虑到其时的民不聊生，就不能不让人想起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一类文章中对周作人、林语堂的批评。这类看起来远离“政治”的文章，能够弥合和安定人心，能够不知不觉间消除人们心中的火气，所以，实际上又能十分巧妙地为现实政治服务。邓拓们写《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主要目的是要向读者传授知识。他们写下的绝大多数文章，也的确像是中小学教师的讲义。面对饥肠辘辘的读者大谈养牛养狗养猫养蚕一类知识，似乎有意在以“精神食粮”代替窝窝头与糠菜团。——说《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多少起了“帮闲”的作用，不知是否有些过分？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所提倡和所批评的，往往都能从毛泽东的讲话、指示和中共中央的文件中找到理论和政策依据。在当时的纠“左”和“调整”过程中，毛泽东多次强调“读书”，1958年11月9日更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22）。虽然毛泽东一般是要求读特定的几种书，但却使当时的人们认识到，“要经常读一点书”（23）。于是，我们在《燕山夜话》中就一再读到对读书的呼吁和对读书方法的谈论。《燕山夜话》的第一篇《生命的三分之一》，就是倡议人们利用夜晚的时间读书。在这时期，毛泽东极力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也正在这时，毛泽东找到了30年前写的《关于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此文写于1930年春，是针对当时的所谓“教条主义”而写的。在战争年代文章失散。据说毛泽东多年寻找未得。1959年“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建馆时，到各地征集“革命文物”，在福建的龙岩地区发现了该文的石印本（24）。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这篇文章在这个时候“重现江湖”，对于毛泽东来说有如神助。这能显示他的“一贯正确”和先见之明，从而能够缓解他的现实困窘。如获至宝的毛泽东，将此文加上按语，印发给参加有关会议的人员（25）。在1961年3月的广州工作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毛泽东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则作为该“指示信”的附件，发到县、团级党委（26）。在这期间，毛泽东将多名身边工作人员派下去调查，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则亲自下乡调查。明白了这种情形，就能明白邓拓们为何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屡次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例如，《燕山夜话》中的《变三不知为三知》，就是强调要通过“调查研究”知晓事物的起源、发展和结果。这样的文章，就完全是对毛泽东的响应。甚至邓拓们对某些很具体的问题的论说，也能从中共中央当时的条文中找到“合法性”。例如，《燕山夜话》中有一篇《青山不改》，是强调对山林要注意“保护”，要合理“砍伐”，不能“滥伐森林”。这在今天看来，很难能可贵，但也并非邓拓的“独出心裁”。当时，刘少奇、陶铸等人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大跃进”对森林资源的严重破坏，于是便在《农村六十（修正草案）》中加了保护山林的条款，并制定了《林业十八条》这样的专门文件（27）。可以说，《青山不改》这样谈论很具体问题的文章，也是在宣传中央政策。何况，《青山不改》只是在正面强调保护山林的重要，并没有直接说到现实中对森林的破坏。
邓拓的本来面目（7）
由于“大跃进”本身并未被否定，所以“大跃进思维”在“调整”时期仍然有市场。《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的有些文章，就仍表现了一种“大跃进思维”。以《燕山夜话》为例，其中的《不怕天》、《粮食能长在树上吗？》、《金龟子身上有黄金》这类文章，就仍是“大跃进式问题意识”的产物。例如，《不怕天》强调“革命的人民是一切都不怕的，首先是不怕天”，鼓吹“天不可怕，人能胜天”，这是典型的“大跃进话语”。再如《粮食能长在树上吗？》，谈论的也是在“大跃进”时期才成为“问题”的问题。文章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会有这样的日子到来。那时候，不但树上能够长出粮食，而且到处都可以长粮食。无论高山、平原，麦子像野草一样，年年自己生长；甚至种庄稼可以不必土地，只要有水就行。许多在现时看来如同神话一般的事情，到那时候都将变成极其平常的普遍现象。这样的日子距离现在大概也不会太过于遥远了吧。”“外国人往往把巧克力当作高级的干粮，殊不知我国古代人以栗子为干粮，其好处决不下于巧克力。”“我们如果能够利用所有的荒野童山，普遍地种植栗子树和枣树，让这些树林长满了富有营养价值的粮食，够多么美妙啊！”这样的文章，表现的也是典型的“大跃进”式的奇思妙想和胡思乱想，“大跃进”式的浪漫狂热和弱智短视。
《燕山夜话》中的有些文章，还“左”得可怕，这在谈论西方时表现得分外明显。例如《“一无所有”的艺术》、《“无声音乐”及其他》之类就如此。这几篇文章都是从对西方现代艺术试验的批判上升到对整个西方世界的批判。在《“一无所有”的艺术》中，邓拓说：“这样的艺术毕竟是太无聊了，它象是一种恶性的传染病，迅速地弥漫了西方世界，成为资本主义总危机发展新阶段的不可救药的痼疾。”“这真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世纪末的悲哀啊！资本主义的末日就要到了。……呻吟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广大人民必将得到真正的解放。”在《“无声音乐”及其他》中也说：“这一切证明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极端空虚和无聊。在那里，生活本身就充满着欺骗、胡混、死一般的沉寂”。在自己的国家到处啼饥号寒、每天都有大量的人“非正常死亡”时，还如此起劲地批判西方，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恐怕都不能说是“书生意气”使然吧？
五
邓拓这时期确实写过一些对“大跃进运动”中某些现象进行批判的文章，但在他这时期的全部文章中，所占比例并不大。如今经常被人提及并称颂的，在《燕山夜话》中有《一个鸡蛋的家当》、《王道和霸道》、《说大话的故事》、《两则外国寓言》等；在《三家村札记》中则有《伟大的空话》、《专治“健忘症”》这几篇。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之外，还有一篇《郑板桥和“板桥体”》（28）也颇受今人重视。如果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形势，就不难明白，这一类如今看来不同程度地具有批判锋芒的文章，仍然是与主流“口径”相一致的，仍然是对毛泽东讲话和中央精神的宣传和配合。当时的所谓“调整”，就是对此前的一些言行予以否定，而邓拓的这些文章，只不过是跟在毛泽东讲话和中共中央文件后面亦步亦趋。其批判的尖锐程度，甚至远远比不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讲话和中共中央的文件，与陈毅的讲话相比，就更是小巫见大巫了。邓拓的批判锋芒集中于说大话空话假话。而对所谓“浮夸风”，当时毛、刘、周等人在各种场合都予以严厉的抨击，在正式文件中也将反对“浮夸风”作为重点。所以，邓拓对说大话空话假话的批判，完全应该视作是对“中央精神”的呼应。邓拓的有些文章，看来今人对之有所误解。例如《一个鸡蛋的家当》，确有批判锋芒，但恐怕所批判的并非“大跃进”式的妄想，而是另有所指。邓拓临死前写了一封给中共北京市委的长信，为自己文章做了辩解。他说之所以写《一个鸡蛋的家当》，是有感于当时有些社队又在搞“投机买卖”和“剥削行为”。（29）如果细读原文，就会相信邓拓对写作动机的自述是真实的。这篇文章的核心，是对明人江盈科所著《雪涛小说》中那则故事的阐发。故事说：“一市人，贫甚，朝不谋夕。偶一日，拾得一鸡卵，喜而告其妻曰：我有家当矣。妻问安在？持卵示之，曰：此是，然须十年，家当乃就。因与妻计曰：我持此卵，借邻人伏鸡乳之，待彼雏成，就中取一雌者，归而生卵，一月可得十五鸡。两年之内，鸡又生鸡，可得鸡三百，堪易十金。我以十金易五牸（母牛），牸复生牸，三年可得二十五牛。牸所生者，又复生牸，三年可得百五十牛，堪易三百金矣。吾持此金以举债，三年间，半千金可得也。”邓拓如果仅仅批判这个市人不切实际的空想，那还可以认为是在对“大跃进精神”的嘲讽。但对这个故事，邓拓又做了这样的阐发：“更重要的是，他的财富积累计划根本不是从生产出发，而是以巧取豪夺的手段去追求他自己发财的目的。”“如果要问，他的鸡蛋是从何而来的呢？回答是拾来的。这个事实本来就不光彩。而他打算把这个拾来的鸡蛋，寄在邻居母鸡生下的许多鸡蛋里一起去孵，其目的更显然是要混水摸鱼，等到小鸡孵出以后，他就将不管三七二十一，抱一个小母鸡回来。可见这个发财的第一步计划，又是连偷带骗的一种勾当。”“接着，他继续设想，鸡又生鸡，用鸡卖钱，钱买母牛，母牛繁殖，卖牛得钱，用钱放债，这么一连串的发财计划，当然也不能算是生产的计划。其中每一个重要的关键，几乎都要依靠投机买卖和进行剥削，才能够实现的。这就证明，江盈科描写的这个‘市人’，虽然‘贫甚’，却不是劳苦的人民，大概是属于中世纪城市里破产的商人之流，他满脑子都是欺诈剥削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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