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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部分

娼妓的历史-第27部分

小说: 娼妓的历史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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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第三回《李月仙割爱救亲夫》等作,其淫欲不在《金瓶梅》之下。不同的性描写意图,其作品具有不同特征,大体有以下三种情况:    
    其一,“艳遇不断——纵欲淫乱”情节模式。专写接连艳遇,铺陈淫乱表节,着墨于男女赤裸裸的肉体动作。如《如意君传》,以武则天欲火炽烈,淫乱后宫,几易面首为线索,描写武则天的飞扬拔扈,荒淫无尽和暴戾无纪。武则天先与冯小瑶、薛怀义,后与张昌宗、张易之兄弟行奸作乐,但对武氏与其他四人的交媾描写着笔极少,全书以三分之二篇幅写她与后来得宠的薛敖曹的淫乱行为,细腻描述他们的床第细节与男女性交的对话、动作和淫态,重在感官刺激。又如《浪史》,写钱唐秀才梅素先的风流韵事。他先与王监生妻李文妃勾搭成奸,又与邻家赵大娘、妙娘母女及文妃婢女先后成奸。不久,浪子见李文妃义姐、寡妇潘素秋娇艳过人,又起欲火,求得重金引线,终结为床第之欢,淫乱不止。他到故友司农丞铁木朵鲁家,铁木妻安哥及妾樱桃、文如三人又与其勾搭成奸。这是一部典型的宣淫之作。全书极写淫人淫事,尽力描摹其形其状,而且始终是持欣赏的态度,即使是对乱伦悖理之事亦未加一语贬词。故昔人斥之为“如老淫土娼,见之俗呕”。    
        
    男风(清代春宫画)    
    其二,“色情狂——施虐狂”情节模式。这类作品,掺杂各种变态心理与行为。主人公多为男人,他们或是色情狂或是施虐狂。如《肉蒲团》中的未央生通过手术壮大了阳具,更借助于淫具、春药扩大威猛,使交合的女子个个痛苦不堪而求饶。《禅真后史》写西化和尚因阳具壮伟,使一女死亡,两女险些送命,一女难以站立,从而达到作者的性虐满足。《野叟曝言》中铁丐运用房中采战之术迫使女战俘求饶归顺,而连公子交而不泄,竟然采死春红。    
        
    玉祖    
    其三,“纵欲——顿悟”情节模式。这类作品的主人公原本惯爱风月,淫荡无度,只因偶遇一事、偶成一梦或高人点化而幡然醒悟,有的改邪归正,有的出家修行。如《怡情阵》之白琨、《宣春香质》之狃俊。《桃花影》之魏玉卿、《绣榻野史》之姚同心。《肉蒲团》之未央生均属此类。这类作品都津津乐道于赤裸裸的性生活场面,但整部作品的“精神状态”却陷于一种欣赏肉欲放纵又以这种放纵为罪过的矛盾之中。如《金瓶梅》中作者直接站出来进行说教的文字就很多,小说开篇第一回即告诫世人:    
    枕上绸缪,被中恩爱,是五殿下油锅中生活;罗袜一弯,金莲三寸,是砌坟时破土的锹锄。    
    小说第一回最后又以这样一首诗作结:    
    二八佳人体如酥,腰间仗剑斩愚夫。    
    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    
    语言之尖利可谓触目惊心。《肉蒲团》的内容、趣味无疑与晚明的纵欲风气一脉相承,但它的说教文字甚至比《金瓶梅》更多。小说第一回开篇有一首《满庭芳》,充分肯定和赞美肉体的享乐:    
    黑发难留,朱颜易变,人生不比青松。名利消息,一派落花风。悔杀少年不乐,风流院,放逐衰翁。王孙辈,听歌金缕,及早恋芳丛。世间真乐地,算来算去,还数房中。不比荣华境,欢始愁终。得趣朝朝燕,酣眠处怕响晨钟。睁眼看,乾坤复载,一幅大春宫。    
    但接下来以大段文字诲戒世人,认为谋淫他人之妻,有伤阴德,定遭报应。即使夫妻之间若纵欲无度,亦伤精耗血,有害无益。作者声称“做这部小说的人,原具一片婆心,要为世人说法。劝人窒欲,不是劝人纵欲;为人秘欲,不是为人宣淫。”    
    《金瓶梅》、《肉蒲团》二书的作者,在“奸淫之必报”中找到了解脱的空间,但《金瓶梅》解脱得干净利落些,《肉蒲团》免不了对未央生的怜悯和欣赏,给他留下了一条出家成佛的小路。    
        
    园中偷欢(明代春宫图)


嫖客:粉阵花丛买风流嫖客众生相(1)

        
    男风,男同性恋为嫖界中的异数(清代春宫图)    
    美国社会学家拉斯马森等人在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下,提出了存在主义社会学的新观点。他们认为,男人嫖妓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追求更大的刺激和快感。这个观点建筑在这样的经验事实之上:有相当多的妓女在卖淫时,并不一定都与嫖客发生性交,不少嫖客在嫖妓时,也不一定是都要求与妓女性交,他们往往寻找的是一些特定方式的、非性交形式的性行为,有些嫖客甚至有种种怪癖。    
    单光鼐《中国娼妓——过去和现在》指出:存在主义社会学家“开始意识到,过去对卖淫活动的研究,大多从常识出发,仅注意金钱与肉体的性交易,重点放在妓女向男人提供性欲满足上,这显然是十分狭隘的。性活动显然不仅仅是金钱与性活动的交换,性行为还涉及到各种不同的动因和各种不同的活动。他们认为,应该把卖淫活动的含义推而广之,也应该重视和注意对嫖客的研究,也应该注意那些‘为非性方面的原因而从事的性行为’。”    
    (一)合嫖    
    宋徽宗周邦彦争风吃醋    
    宋徽宗赵佶即皇帝位后,整天沉溺于歌舞声色和狩猎游乐之中,并且派人在国内到外搜罗奇花异石,建筑行宫。徽宗在新建成的堂皇行宫里昼夜淫乐,然时间一长,便对六宫粉黛渐有乏味之感,于是又心生一计:装扮成一般的嫖客到烟花柳巷中去寻求刺激。    
    心腹太监张迪在没有净身之前,曾在京城狎妓,和名妓李师师的老鸨熟。他窥知皇上心意,便从中牵线搭桥,做起了拉皮条的勾当。从此,宋徽宗“累至汴京填安坊京妓李师师家,计前后赐金银、钱帛、器用食物等不下十万”。他似乎是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偷偷摸摸地溜出宫门嫖妓的皇帝。    
    李师师身为京城名妓,其青楼车马如云,往来不绝,不少文人名士拜倒在其石榴裙下。其中,风流词人周邦彦与李师师关系尤为密切。一次,周邦彦正与李师师金樽檀板,风情旖旎,忽报皇上驾到,他无路可出,情急之下只好钻进李师师的床下藏起来。只听皇上进来,与李师师打情骂俏,还亲剥一颗新橙喂师师吃。师师吃过橙子,便与皇上携手登床。这一夜,云鬟半卸,口脂微度,香融雀舌之酥,宝靥低偎,斜背春灯之影,嫣薰兰被,私语轻轻。周邦彦听了个一清二楚。一时词兴大发,即赋《少年游》一道: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低声问,向准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真是少人行。    
    宋徽宗再来时,李师师情不自禁地吟唱了周邦彦的这首词。宋徽宗知道周邦彦偷窥了自己的隐私,龙颜大怒,回朝后令蔡京治开封府监税周邦彦“课额不登”之罪。退朝后,蔡京调来京尹一问,才知“惟周邦彦课额增羡。”然而,“上意如此,只得迁就”。蔡京为了维护皇上的脸面,借口周邦彦“职事废弛,可日下押出国门”。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宋人张端义的笔记《贵耳集》详细记载了这一事例。    
        
    马背寻欢图(清代春宫图)    
    周邦彦既被削职逐出京城,宋徽宗出了一口恶气,便兴冲冲来了李师师家。岂料,不见师师,一问才知其为周邦彦送行去了。宋徽宗直等到更初,李师师才回来,愁眉泪睫,憔悴可掬。宋徽宗大怒,问:“尔去那里?”李师师奏道:“臣妾万死,知周邦彦得罪,押出国门,略致一杯相别,不知官家来。”宋徽宗又问:“曾有词否?”李师师答:“有《兰陵王》词,令《柳荫直》者是也。”宋徽宗云:“唱一遍看。”李师师奏曰:“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词为官家寿。”遂唱道: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    
    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宋徽宗听罢,以为周邦彦认错,遂又将其召回,任为大晟乐府乐正。从此,留下了这段君臣为名妓争风吃酣的风流佳话。    
    三公侯侑酒戏名妓    
    明朝初年朝廷虽然禁止官吏嫖妓,但是官吏明里暗里嫖妓的事仍有不少。《尧山堂外记》曾记一则轶事:明初号称“三杨”的杨士奇、杨溥、杨荣,虽身居内阁大学士,道貌岸然,但骨子里却喜欢声色犬马。有一次“三杨”侑酒,命江南名妓齐雅秀陪酒。有人问齐雅秀:“你能使三阁老发笑吗?”答曰:“那有何难。我一进门就能让他们发笑。问者不以为然。齐雅秀环佩珊珊,娇靥含春,身穿时花绣袄,低束罗裙,故间姗姗来迟。三阁老问她:“为何来迟?”她答:“我在看书,不忍释卷。”三阁老又问:“你看得什么书,这般要紧?”她答:“《烈女传》。”三阁老哈哈大笑之余,颇感滑稽,再一琢磨,有讽讥的味道,遂笑骂:“母狗无礼。”齐雅秀聪慧过人、应声而答:“我是母狗,各位就是公侯(猴)。”幽默机变,语带双关,不卑不亢,把三阁老搞得下不了台,“一时京中大传其妙”。


嫖客:粉阵花丛买风流嫖客众生相(2)

    (二)痴嫖    
    屠隆得“花柳”而不悔    
    明中叶后,整个社会纳妾嫖妓成为风尚,名士豪杰拥姬宿娼附庸风雅。康对山与妓女同驴“游行道中,傲然不屑”(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八)。李卓吾经常出入于孀妇卧室,大白天公然携妓同浴。有人向他请教经学,“辄奋袖曰:‘此时正不如携歌姬舞女,浅斟低唱’”(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卓吾先生李贽”)。然而,具代表性的要属屠隆。    
    屠隆(1542—1605),字纬真,长卿。万历五年进士,授颖上知县,调青浦,时召名士饮酒赋诗,纵游九峰、三泖,以仙令自许。后迁礼部主事。有《鸿苞集》、《采真集》等著述。他整日和妓女厮混一块,常常在士大夫之家“男女杂坐,绝缨灭烛之语,喧传都下”。因与妓女纵情声色,身患花柳病,依然痴嫖不悔,终至“筋骨段坏”。    
        
    荡秋千(清代春宫图)    
    我国最早发现花柳病是在明中叶。据俞辨《续医说》记载:“弘治末年,民间患恶疾,自广东人始。吴人不识,呼为广疮,又以其形状,谓之杨梅疮。”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说:“近世弘治、正德间因杨梅疮盛行,率用轻粉药取效。”又说:“杨梅疮古方不载,亦无病者,近时起于岭表,传到四方。”有人认为,葡萄牙人在明朝弘治年间已出现于我国沿海。由此可以推断,梅毒可能是由葡萄牙商人传给广州娼妓而蔓延开的。但在当时,人们对“花柳病”的危害认识并不深刻,以至把屠隆的病仍作为文人的桃花运看待。汤显祖在赠屠隆诗《长卿苦情寄之疡,筋骨段坏,号痛不可忍。教令阖舍念观世音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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