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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

景山的晚风-第13部分

小说: 景山的晚风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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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叶向高毕竟还有文人的不少禀性。在魏忠贤向他公开表示不敬后,他还是沉不住气,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文人心理占了上风,最后坚决要求挂职而去。或许是叶向高已预计到了后来的局面,才毅然辞职,使自己与魏忠贤之间留下一点余地,免得以后遭其毒手。假如是这样的话,叶向高确实是高明之至,并也达到了目的,因为他活到了崇祯初年,在魏忠贤专权的黑暗时代能侥幸过关,未遭血光之灾。    
    天启四年(1624)九月叶向高的去职,使原先本已脆弱的政治平衡迅速打破。失去叶向高的东林党阵营,很快土崩瓦解,魏忠贤终于达到了目的。    
    或许是苍天已经预知人间即将到来的灾难,而以它特有的方式警告芸芸众生。就在这时,已过汛期高峰的黄河突然在徐州铜山县东南的奎山(魁山)决口,徐州城内水深丈余,徐州府治只能迁到云龙山办公。    
    不过,人间似乎并不理会这些警戒,仍一步步地滑向深渊。    
    同年十月,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被罢免。争端是因御史崔呈秀而起。御史崔呈秀巡按淮扬,一路贪赃枉法,等到还朝时,高攀龙按惯例对他进行考察,发现了他的贪秽之状。赵南星立即议处崔呈秀充军戍边。崔呈秀大急之下急忙跑到魏忠贤那边,哭诉委屈,并说:    
    “不去赵南星、高攀龙之流,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    
    于是,魏忠贤便开始策划阴谋,最终逼赵、高下台,同时受牵连的还有魏大中、夏嘉遇。赵、高的下台,使东林党失去了对都察院、吏部这两个核心部门的控制。    
    天启四年十一月,吏部侍郎陈于廷、御史杨涟、佥都御史左光斗被削籍。    
    不久,才当了一个多月首辅的韩也被迫辞职回家。韩爌廉直自持,没有手段。他当上首辅后,大学士魏广微竟要求分享他的首辅权力,魏忠贤则公开支持魏广微。老实巴交的韩爌只有辞职。    
    十二月,与叶向高、韩爌、赵南星、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关系密切的内阁中书汪文言,被下镇抚司狱。魏忠贤希望从这位小人物的身上打开缺口,再行株连,兴大狱,全面打击东林党人。这一招既狠又毒,后来东林党人为此吃尽了苦头。    
    不久,首辅朱国桢罢职。朱国桢才刚刚接替首辅之位,就被魏忠贤的人弹劾。大学士魏广微也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他只得辞职。不过魏忠贤觉得这位老家伙还算顺眼,放了他一马。魏忠贤对手下的人说:    
    “这老家伙也是邪人,但不作恶,可以让他体体面面地回去。”    
    有了魏忠贤这句话,朱国桢才保住了颜面,在离京前被加少傅少保,朝廷派行人护送回乡。朱国桢是这一时期被解职官员中最风光的一个。    
    魏忠贤也并不是无所禁忌。当时最令魏忠贤头痛的是孙承宗。当魏忠贤在京师力排东林党官员时,东林党的辽东督师孙承宗突然要求入朝祝贺皇上万寿节(十一月十四日,天启帝的生日),据说孙承宗是想借此向皇上当面揭发魏忠贤的罪行。魏广微立即向魏忠贤提出警告:    
    “孙承宗拥兵数万,将清君侧,兵部侍郎李邦华是其内应。”    
    魏忠贤非常紧张,在天启帝边上直打转,急得直哭。天启帝也担心孙承宗此举,命阁臣拟旨,商量对策。顾秉谦奋笔拟下一道十分严厉的圣旨,内称:“无旨离信地,非祖宗法,违者不宥!”并连夜打开宫门,召兵部尚书入宫,由兵部尚书连下三道命令,由飞骑连夜送出,严令孙承宗停止前进,立即返回驻地。孙承宗接到圣旨和兵部令时,虽已到通州,但他最终还是未敢再往前跨出一步。魏忠贤此时也得知,孙承宗并没有带什么人马随行,真是虚惊一场。    
    假如孙承宗继续向北京进发,而且也带着足够的人马的话,朝廷后来的局面是否仍会这样惨烈,就不得而知了。当然,对于像孙承宗这样的文臣,也难以想象他能做出抗旨不遵的事情来。不过,当时朝廷上下都已知道魏忠贤控制着天启帝及朝廷上下,自然也应该明白圣旨中难免掺了魏忠贤的水分,甚至有些圣旨就是魏忠贤本人的意思,但奇怪的是,东林党人中竟没有一个人对此提出过质疑,始终不敢越雷池半步。他们抱着只要是圣旨就须无条件执行的绝对信念。或许也正是如此,魏忠贤以及后来魏忠贤式的人物能如此狐假虎威,猖獗之至。    
    
7。血洗“东林”

    魏忠贤把那些东林党骨干清除出朝廷后,已基本上控制了朝政。至此,他便开始向东林党全面开刀了。    
    他首选汪文言作为突破口。    
    汪文言是南直隶徽州府歙县人(今属安徽),本是一位布衣。这徽州地区,虽地瘠人贫,但出了不少巨商大贾,实力雄厚。而且这些徽州商人,十分崇尚人文,喜交接文人官宦,一旦发家致富,则必然要子弟读书做官,求取功名。这位汪文言大概就是有这样背景的一位人物。他在万历末年游京师,捐纳了一个监生的身份。由于他为人侠义,人也聪明有术,所以结交了不少朝廷要员,如开始时与宫中的实力人物王安、内阁首辅叶向高等人,后来又与韩爌、赵南星、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关系都十分密切,也难免参与了不少党争之事。叶向高对他十分欣赏,破格提拔他做了内阁中书。这个位置,对一个捐纳监生来说,当时是不太容易的。    
    魏忠贤原先也不会考虑到用汪文言作为突破口,内阁中书这样的人物毕竟还是太小了一点。问题是出在阮大铖身上。    
    这位阮大铖也是安徽人士,极具才华,后来孔尚任在《桃花扇》中给了他不少笔墨,把他渲染得家喻户晓,这是后话。阮大铖与东林党人原先并无矛盾,而且与汪文言、左光斗是同乡,关系相当密切,也互知底细。但问题也就出在同乡、朋友这层关系上。    
    当时吏科都给事中一职空缺,左光斗有意让阮大铖顶这个职位,而阮大铖论资历也应该升迁此职。于是,左光斗便把家居的阮大铖召回。没想到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几位东林党魁,认为阮大铖性格轻躁,不适合任此职,便改由魏大中担任,阮大铖改补工科给事中。兴冲冲的阮大铖犹如冷水泼脸,很不高兴,不仅不感激同乡好友左光斗的提拔,反而记恨起左光斗、魏大中来。东林党人对阮大铖的做法,违背了古训,即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最终吃了大亏。    
    阮大铖心怀不满,竟唆使同事傅櫆,出面弹劾汪文言结纳左光斗、魏大中,徇私舞弊。汪文言随即被下了诏狱。然而东林党人当时在朝廷还占有优势,而且汪文言也是叶向高提拔的,所以当时负责此案的镇抚使刘侨还是就事论事,没搞什么株连,只是把汪文言除了名,廷杖了事。据说御史黄尊素专门给刘侨打了招呼,说是汪文言不足怜惜,但不要由此祸及缙绅,刘侨也同意并照办了。    
    魏忠贤自然不满意这种处理,便以刘侨办事不力而撤了他的职,起用许显纯主持镇抚使。不久,御史梁梦环投魏忠贤之意,上疏再劾汪文言,旧案再提。魏忠贤随即指令许显纯将汪文言逮捕下镇抚司狱,严加鞫治。同时,大理寺丞徐大化,也在魏忠贤的指使下,上疏纠弹杨涟、左光斗等人,党同伐异,招权纳贿。这样一来,汪文言的案子一下子就复杂起来了。    
    魏忠贤与东林党人当时已是水火不容,仇怨很深,大规模打击迫害东林党人,也是不可避免之事。汪文言只不过是魏抓到的借口而已。东林党人在劫难逃。最不值得的是阮大铖。他最初唆使同事弹劾汪文言,本意也只是公报私仇,出口恶气,他大概也没有想到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后来他活得不尴不尬,遭人唾弃,跟他的这一举措是分不开的。    
    汪文言被逮捕后,许显纯按照原先制定的策略,一步步逼供、诱供,用尽手段,想撬开汪文言之口,株连东林党人。    
    株连的名单早已初步拟定。顾秉谦、魏广微两位内阁大学士在此以前就编定了一份《缙绅便览》,把叶向高、韩爌、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百余名东林党人或与东林党关系密切之人,定为邪党,同时把黄克缵、王永光、徐大化、贾继春、霍维华等同党定为正人,交给魏忠贤,由魏忠贤根据这份名册来定黜徙。    
    不久,王绍徽又根据《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将”的名目,重新编排了《东林点将录》交魏忠贤。崔呈秀也编了一份《同志录》,内录东林党人名单,另编《天鉴录》,收录不附东林党人的官员名单。这样,魏忠贤已基本上把当时朝廷的官员分成东林党和非东林党两大类,以示甄别。    
    为了把东林党诬蔑成人人痛恨的邪党,魏忠贤又指使手下为“梃击”、“移宫”、“红丸”三案翻案。首先由御史杨维垣、给事中霍维华提出重新评判三案,痛斥刘一燝、韩爌等东林党人当时的处理方法,并由此涉及到辛酉(1621)、癸亥(1623)的京察以及其他之事。凡是东林党人否定的人或事,此时全都被翻了过来。到后来甚至发展到了凡是对魏忠贤手下的人有冤恨,或者他们不喜欢的人,一概被安上东林党的罪名,予以打击。到天启五年(1625)四月,朝廷重修《光宗实录》,把上述的这些“成果”以法定形式确立下来。    
    对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评价,往往反映了现实政治的倾向,甚至直接就是现实政治的表现。东林党人当时为整倒方从哲及其同党,一上来就追论“红丸”等案,从历史事件入手,达到现实党争的目的。魏忠贤上台后,也同样采取了这种手法。最可怜的是李可灼,他为了那粒该死的红丸,开始是获赏,后来又被罚俸、甚至充军,魏忠贤重论“三案”之后,他又被免除充军,真是朝悲暮喜,大起大落。同样的事,同样的人,因不同的人当政,结果是迥然不同!因此,小人物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最好不要去掺和,因为小人物往往是政治斗争中的棋子,具体放在哪里由不得自己作主。    
    魏忠贤深知,要置东林骨干于死地,像“移宫”之类的罪行还不足至此。汪文言在天启四年底被捕后,许显纯原准备用“移宫”等罪名来迫害东林党人士,并于次年三月正式逮捕前左副都御史杨涟、佥都御史左光斗、给事中魏大中、御史袁化中、太仆寺少卿周朝瑞、陕西副使顾大章等。这六人是东林激进分子,被称为“东林前六君子”。大理寺丞徐大化认为原定罪名过轻,杀之不足以服众,应该给他们上纲上线。于是,徐大化给魏忠贤出了条毒计:    
    “如果只定他们‘移宫’罪,则无法与贪赃枉法搭上边。如果以杨镐、熊廷弼行贿、他们纳贿来定罪,则事关重大,杀之也更有名目。”    
    徐大化所以定出这条毒计,也是事出有因。熊廷弼兵败辽东后,被朝廷论处死罪,他为了活命,据说曾托汪文言向内廷许诺行贿白银40000两,得以暂缓执行死刑。但这位熊廷弼也算是清官,平时也没有什么积蓄,所以话虽说出,到时却又拿不出这笔钱,这下可惹恼了魏忠贤之流,熊廷弼自然也难以活命了。这位恃才傲物的熊廷弼,在位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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