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山的晚风-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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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崇祯帝，正为自己一举粉碎崔、魏集团的英明果断而沾沾自喜，天下臣民也是赞颂不已，而这位倪编修竟说什么现在是“方隅未化”、“正气未伸”，大有藐视明主之意，这还了得。崇祯帝被泼了一头冷水，当然很不高兴。他给倪编修的奏疏下了一个结论，说是“持论未当”，并批评倪元璐说：
朕屡屡下旨，秉公斟酌，起用官员，有什么“方隅未化”、“正气未伸”？！
崇祯帝这样的态度，也自有他的道理。皇兄天启帝临终前谆谆叮嘱，要他重用魏忠贤之流。而自己却在皇兄尸骨未寒之际，把魏氏之流一网打尽。在他看来，已是不易，再搞下去，范围不仅越来越大，涉及的人也势必越来越多。更麻烦的是，魏忠贤所做的事，都是借天启帝的名义，现在用魏忠贤等人去充当替罪羊，还勉强过得去，但要再深究下去，天启帝大概也脱不了干系。别人就要说闲话了。况且，在崇祯帝眼里，东林党人也算不上什么好东西。
正因为如此，崇祯帝此时不太愿意再有大举措。对东林党人，他不愿予以彻底平反，仅是免去仍然欠着的“赃款”，释放被株连的家属。对那位很有可能是受东林余孽指使而出面攻击首辅黄立极的山阴籍监生胡焕猷，崇祯帝也下令把他除名，以示警戒。在崇祯元年（1628）正月，崇祯帝还下令册封天启帝的皇后为懿安皇后，也多少有点安抚未亡人的意思。
倪元璐的奏疏还令许多人不安。在当时朝廷之中，许多人都与魏忠贤集团多少有点瓜葛。“九千岁”，大家都跟着喊过，“生祠”，大家也都去拜过，不少人甚至还走过魏忠贤等人的路子，这叫做“无可奈何，不得不然”。现在事情过去了，一切往前看，不要再纠缠这些说起来令人难堪的往事了，大家相安无事算了。这是当时许多人的共同想法。而倪元璐竟又重提旧事，这不是挑起事端，破坏朝廷的安定团结、同舟共济吗？所以很多人开始感到不安。大学士施凤来给皇帝拟旨时，第一条就称倪元璐“持论未当”。杨维垣更是上疏指责倪元璐说：
“词臣（指倪氏）持论甚谬，生心害政可虞！”
这位杨维垣也是犟脾气，后人对他的评价不高，就是因为他在这方面的表现。魏忠贤时代，是他力主修《三朝要典》，把东林党人彻底打倒。崇祯上台后，他又首劾崔呈秀，高举倒魏旗帜。现在他又跳出来，要维持旧局。当时朝中，与魏忠贤有瓜葛的大有人在，而他却偏偏要跳出来出头，招来一身是非。他的所作所为，固然考虑到他自身的利益，但也与他的性格有关。大概正因为如此，当后来清军攻破南京时，这位当时已是被人不屑一顾的魏氏余孽，竟也自杀为朝廷尽忠！他的表现并不比那些正人君子差，甚至还比其中的一些好。你说他是忠臣还是奸臣？说不清！
偏偏倪元璐也是犟脾气。他不服！他竟再次上疏抗争。在他的第二疏中，倪元璐笔锋犀利，用词刻薄，把历史老账全给抖了出来，弄得许多人下不了台，真有点骂人揭短、打人上脸的味道。
倪元璐的第二疏内容过多，不能一一列出。这里只能择其要者，录出一二。
倪元璐很聪明，他首先声明上次的奏疏是针对杨维垣而发，言下之意就是说并不是针对皇帝的，他也不敢。然后他开始逐条反驳：
圣上说“分别门户，已非治征”、“化异为同”、“天下为公”。而第一个提出孙党、赵党、熊党、邹党之说的正是杨维垣。因此，“陛下于方隅无不化，而维垣实未化；陛下于正气无不伸，而维垣不肯伸。”
杨维垣指责我盛赞东林，理由是东林曾推选过李三才，也拥护过熊廷弼。殊不知东林中也有力击魏忠贤的杨涟、首劾崔呈秀的高攀龙之类的人物！魏氏穷凶极恶，杨维垣竞口口声声称“厂臣公”、“厂臣不爱钱”、“厂臣为国为民”，那么东林人推选李三才，则何罪之有？至于熊廷弼行贿之说，实是魏忠贤用来诬陷清流，迫害杨涟、左光斗的借口，天下无人不知，而杨维垣犹因循旧说！
杨维垣指责我盛赞文震孟。文震孟忤珰（指魏忠贤）削夺，“破帽策蹇，傲蟒玉驰驿”，确实令人敬佩。试观数年来，“破帽策蹇”的气节之士，与那些孜孜求利之徒，孰荣孰辱，不辩自明。正是那些不愿“破帽策蹇”之辈，竞相歌功颂德，倡建生祠；也正是那些希望“蟒玉驰驿”之徒，口呼“九千岁”而能恬不知耻。
杨维垣指责我盛称邹元标。如果说他在京城讲学之举有错则可，如果说他讲学是别有用心则不可。当时魏忠贤驱逐诸人，毁废书院，目的正是钳制学士、士大夫之口，恣行不义。正是从邹元标被以“伪学”之名驱赶出京以后，魏忠贤才以真儒自命。国子监内，魏忠贤俨然与孔子平起平坐。如果邹元标等人仍在，能如此吗？
杨维垣驳斥我“假借”、“矫激”。当初魏、崔得道时，个个任真率性，颂德建祠，如果有一人敢“假借”、“矫激”，而能不颂不建，局面或许会有所改观。
杨维垣竟然说什么，真小人到其恶贯满盈时，自然就可攻而去之。我认为这不是长久之计。如果要等到恶贯满盈，那坏事已做绝，即使翦除，不也太晚了吗？即使像崔、魏之流，恶贯满盈已非一日，如果不遇圣明之主，谁能翦除！
杨维垣还始终以“无可奈何”为那些替魏忠贤颂德建祠者开脱，我认为这也说不过去！如果只有崔呈秀一人献媚称臣于魏忠贤，魏忠贤能成这样的气候吗！？如果魏忠贤以武力挟持诸臣叛逆造反，诸臣亦能以“无可奈何”而靡然从之吗！？
杨维垣还说什么，今日之忠臣，不应当以反不反崔、魏作为标准，我认为就应该以此为标准。只有通过崔、魏之案，才能确定人品。因此东林之人，反对崔、魏而遭迫害者，当然是正人君子。即使是那些攻击过东林，但因不附崔、魏而遭贬被逐之人，也可算是正人君子！杨维垣不以崔、魏定邪正，是因为他不敢这样做！
最后，倪元璐提纲挈领地说，东林得罪魏逆最深，受到的迫害最酷。时至今日，应当体谅他们被杀被压之苦，而不应当抓住他们的小节不放。魏忠贤之流曾以贬杀东林为首功，而东林党人今天竟然与魏忠贤之流一样，同为邪党恶逆，这算什么逻辑？倪元璐大声疾呼：
“人才不可不惜，我见不可不除，众郁不可不宣，群议不可不集。”
倪元璐之疏，撕开了脸面，把该说的都说了出来。崇祯帝当时尚不想依倪元璐的办法去扩大打击范围。如果依倪编修的严格标准，那么在魏忠贤当权时在台上的官员，大部分都脱不了干系，要是个个严查，打击面自然很大，人事变动就相当剧烈。因此，崇祯帝也就遵从那些稳健派官员（大多是与魏氏有些瓜葛的人）的意见，表达了他不想进一步扩大打击面的想法。他做出批示，说：
朕总揽人才，公正清明，你们这些大臣，同舟共济吧，不要再互相攻击，纠缠于门户之见了。
但既然开了口子，想压下去就不太容易了。继倪元璐之后，又有一位叫瞿式耜的官员，上了一疏，为东林党鸣不平。瞿式耜，常熟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当时居官户科给事中。他在此疏中，大言他有“六不平”，对往事大发议论，要求把清算运动推动下去。这在当时代表着一种政治呼声。
政治运动一经开始，便会层层深入，刹不住车，想挡也挡不住。既然崇祯帝倒掉了魏忠贤集团，那么许多与魏忠贤有关的人和事，就得重新评价。既然魏忠贤是十恶不赦之徒，那么反对魏忠贤而遭贬杀的那批人就要平反复出。只要案子一有松动，而有人能为他们讲话，或有人复出，自然又要牵动一片，继续造成人事上的变动。原先遭打击的人越来越多地复出，原先在台上的人则自然要被贬被罢，而这种人事变动又会推动运动的继续深入。因此，在魏忠贤刚倒台时，像杨维垣之类还是倒魏的功臣，但随着运动的深入，杨维垣之流最终成为了运动的对象，沦为魏氏的党羽或倒魏运动的绊脚石，从而被清除出局。
不知崇祯帝是否清楚这一点。不过他的态度不久便有了改变。至崇祯元年（1628）三月，崇祯帝下令追恤天启时遭冤屈陷害而被迫害至死的诸臣，像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等被魏忠贤直接逮捕迫害而死的，都被平反昭雪。而像冯从吾、邹元标、高攀龙等被魏忠贤贬削的旧臣，也都有赠恤。那位敢说敢讲的编修倪元璐出了大名，崇祯帝也没有过分追究。在当时的氛围中，这无疑是一个鼓励。
当时力主调和并阻止给东林党人平反的内阁大学士施凤来、张瑞图，至此也被罢免。出头攻击他们的是御史罗元宾。这位罗御史措词激烈地说，施、张两位，身为大学士，却在魏忠贤擅权之时，贪图高位，一味迁就迎合，让魏氏为所欲为：赏公封爵，颂德建祠，诛杀削夺，无恶不作。这实在是误国徇私！施、张两位坐不住了，要求辞职，崇祯帝立即同意。这两位阁臣的去职，更有利于运动的深入。
到了四月下旬，那位出了大名的倪元璐，再次出头，上疏要求崇祯帝焚毁那部给东林集团定性的《三朝要典》。这又是一个惊人之举！
《三朝要典》的内容包括万历后期的梃击案、泰昌时期的红丸案及天启即位之际的移宫案。魏忠贤通过《三朝要典》的编修和刊印，不仅给东林党人定了性，为其贬杀东林党人提供了历史和现实依据，而且还把自己大大美化一番。当时为了奉承魏忠贤，有人竟把魏忠贤抬高到与孔子一样，同是圣贤，列举的理由就是魏忠贤杀东林、修《三朝要典》，与孔子诛少正卯、编《春秋》可以相提并论。此说虽荒唐，但也足见《三朝要典》的分量。现在魏忠贤既败，东林人要彻底翻案，就必须搬掉这块绊脚石。倪元璐是聪明人，所以提出毁掉《要典》。
问题在于要毁《要典》，谈何容易？天启皇帝曾为这部书御制了序言，给定了性。《实录》中有关三案问题的记述上，全都参照了《要典》。更重要的是，主张修《要典》、参与修《要典》的当事人，不少仍在位，当时的内阁大学士来宗道、杨景辰就是天启朝编修《要典》的副总裁。
因此，当倪元璐提出毁《三典》时，大学士来宗道赶忙票拟圣旨道：
“所奏关系重大，着礼部史馆诸臣详议具奏。”
崇祯帝看了不太满意，便笔一挥，添了一句：
“听朕独断行。”
这句话已有明显的倾向性，所以礼部与史馆诸臣商量的结论也就不难预料。就像来宗道这样的当事者，见风向已变，也竟然要求毁掉此书。当时只有两人公开站出来反对。一位是翰林院的侍读孙之獬，一位是协理京营戎政兵部尚书霍维华。
孙之獬当时跑到东阁，力主不能毁《要典》。话说得相当难听：
“皇上同枝继立，非有胜国之扫除，何必如此心狠手辣？于祖考则失孝，于熹庙则失友。”
孙之獬的话分量很重，意思也很明白：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