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逢1966-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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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的苦痛人生：生逢1966 作者：胡延楣
《生逢1966》是一部描写文革背景下的“老三届”少年艰难成长的长篇小说。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高一学生陈瑞平在短短的一年中经历了父亲自杀、母亲病死的家庭变故。
最后，亲近的女生又不得不离开。他为参加红卫兵同家庭决裂，但又不知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确定自己人生座标。他在迷茫中行走，几乎失去了一切，承受着心灵的巨大伤痛。最后终于在绝望中获得了来自同学和老师的亲情安慰。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第一章
陈瑞平从喧嚣的淮海中路走进大同坊的时候，好像突然陷落到了黑洞里。
这是9月1日的午夜，他刚刚从游行队伍解散回来。
淮海中路在1966年夏天无论日夜光芒万丈，而且风起云涌波澜壮阔一往无前披荆斩棘摧枯拉朽。无数喧闹的人群，一支队伍接着一支队伍走过。人们兴高采烈地挥舞着红旗，挥舞着标语，敲锣打鼓，口号声不断。灯光照亮钢铁洪流，高音喇叭正唱着豪迈的进行曲。那时候城市正在沸腾着。
弄堂这才显得黑洞洞的，因为不是革命的主战场，只有那些革命不需要的人才早早回家。现在陈瑞平走在昏暗如豆的路灯之下，孤独感更夸张了黑暗。
陈瑞平，18岁，上海重点中学68中高一的学生。如果不是因为出身资本家，他的手臂上一定有一个红袖章。
文化革命一开始使陈瑞平豪迈万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瑞平和同学们经常面对毛主席的画像举起拳头说“我们，我们无产阶级的新一代”。瑞平和同学们走上了街头，得知南京路已经被复旦红卫兵改成“反帝大道”，他们抢在交大学生从徐家汇出来之前涂抹了每一块路牌，将“反修大道”贴满了整条淮海路。一时，“反修大道”上，“亨得利”、“徐重道”、“吴良材”、“正章”、“龙凤”等等老招牌全部被烧，木质的时装模特儿连同奇装异服一起被揪出来点上了火，一个女营业员用家常菜刀斩着鞋楦，另一个男店员将一米高的店招用斧子劈开。同时被焚烧的还有隔壁皮鞋店的尖头皮鞋、照相馆里的黑色腐朽底片、以及饭店里为封资修服务的鱼翅和燕窝。上海旧书店将三十年代发黄的杂志和所有鲁迅所有论敌的著作拿出来，增加火焰的革命力度。一个作曲家被揪了出来，他的“反动唱片”就被扔进火堆，和那些百代黑色的电木唱片俱焚。只任黑色的蝴蝶在天空中随风翩翩，和盘旋的浓烟一起轻舞。空气中弥漫着有机物在高温下进行化学反应的刺鼻臭味，红卫兵来不及写下分子式和反应方程式，因此不知道反动阶级的臭味如何构成。陈瑞平和同学们还在街头发表演说，绘声绘色，他们尽量模仿列宁在十月，或者是五四青年在北京沙滩的姿态和口气。
淮海路一切已经变革。瑞平和班级的同学曾经亲手在妇女用品商店门口捉住了一对“流氓阿飞”。他们大约20出头，小青工的模样，刚刚开始谈朋友。男的穿的那双皮鞋是尖头的，况且裤子是包屁股的，头发是吹过风的包头。女的连衫裙的领头非常阔，颜色是鲜红鲜红的，胸口的第一个钮扣没有扣上。那个女的脸上有着很浓郁的雪花膏香气，而且在嘴唇上涂了口红。同学们拿出剪子，要将男的裤子剪掉，脱下皮鞋，让他赤脚回家。还要将女的领子撕掉。不料，那对男女乘人不备，仓皇逃了出去，身高腿长的陈瑞平追逐一对“资产阶级男女”不在话下。最后他们被抓住，男的赤着脚，穿着四散飘荡的裤子。女的红红的口红被抹了满面，领子被撕，露出半个肩膀。他们被68中红卫兵押着，在淮海路上示众。
生逢1966 1（2）
陈瑞平还记得那些晚上的空气的味道。在革命喧嚣的年代，所有人全部用最高的音阶说话，声音就变得不再重要了，鼻子就成为判别“革命气息”的感官。战争的革命是碱性的，是炸药和硝烟的刺鼻气味。文化革命是酸性的。因为革命时期使用最多的武器是糨糊，糨糊带有酸味。革命时期人们要揭发斗争和忆苦思甜，泪水是酸咸带涩的。革命时期正好是夏季，很多的人推迟洗澡时间或者减少洗澡次数，汗酸味是一种时髦。革命的气息在马路上飘荡。当人们在这样的酸性之中熏陶过了，嗅觉立刻就有极端灵敏，完全就能闻出封建主义的霉蒸味和帝修反的香风毒雾，以及百雀灵冷霜的小资。
可惜，文革并不属于他。前天上午，68中红卫兵团成立的时候，宣布只有“红五类”子弟才能参加。红五类就是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的子女。在68中，主要就是工人的子弟。于是，陈瑞平注定要被解散，沦落为“革命学生”中的一员，他的惟一崇高任务仅仅是排在队里游行。
所有不能当红卫兵的人必须交出自己的袖章。陈瑞平的袖章是被红卫兵团司令蔡小妹亲自收缴的。
蔡小妹除了和她同学，同是篮球队，还和他是一条弄堂的。当她伸出手来的时候，陈瑞平一点没有犹豫就将袖章给了她。
陈瑞平眼看着蔡小妹右臂上的红卫兵袖章，非常羡慕但是绝不妒忌。谁能在全班没有一本毛主席语录的时候，通宵一个字一个字将语录抄在一个崭新的笔记本上，然后将“手抄本”借给所有的红卫兵和非红卫兵呢？谁能将一本毛主席语录从头背到底，连页码也不可能错呢？谁第一个贴出大字报揪出68中的“三家村”呢？又是谁贴出了著名的《68中文化革命向何处去》将革命引向深入？谁第一个走向街头，将破四旧破到了淮海路上呢？谁又是将两个右派孟和钱揪出来进行批斗呢？
革命时代，人们往往忽视了性别。如果说红卫兵司令蔡小妹是革命的，当然有着严肃的神情和奋斗的激情；那么同学蔡小妹还有一米七二的个子，有一张清秀的脸，在江南式的蛋圆形脸上，是一对丹凤眼。蔡小妹的两只眼睛是像今天用计算机符号写出来一样，如同两条弯弯的小彩虹。而少女蔡小妹笑的时候是眯着眼睛的，让人感到一种明朗和一种健康。这只有陈瑞平这样和蔡小妹在一条弄堂里长大的人才能看出来。陈瑞平看小妹，用的是一种他自己也感到神秘的眼光。后来他知道，这样的眼光出现不仅因为小妹是68中学生的榜样，还因为他已经十八岁了，而小妹也已经十七岁了。当女队打球的时候，男队就在一旁的长条凳子上看，瑞平每次难免都会有一些想入非非。一次，蔡小妹和对手相撞，倒在地上。教练说快送卫生室。瑞平就像箭一样冲进场子，背起了蔡小妹。老师让瑞平将小妹的脚抬高。瑞平就将小妹的脚放在自己的大腿膝盖上。老师看见了说，不要这样高。瑞平就用双手捧着。目不转睛看老师脱下了小妹的鞋。用一种黄色的中药液体来涂抹脚踝。小妹并非没有感觉，她只是红了脸很害羞的样子。瑞平被队友阿头和小木克他们不怀好意地哈哈大笑一阵之后，也就没有什么下文了。
生逢1966 1（3）
而现在，少女蔡小妹，同学蔡小妹，归根结底成为红卫兵司令蔡小妹。陈瑞平青春期的梦想就此告终。无论是对革命还是蔡小妹，只能尊敬和向往。
大同坊是一条石库门弄堂，大弄堂从淮海路直通长乐路，左右都有六条支弄。陈瑞平已经走到了最后一条弄堂，一摸口袋没有了钥匙，便敲响了自家后门。
敲门声被寂静放大数倍，嘹亮地在狭窄的弄中回荡。
寂静的弄堂并不等于所有的人睡着了，黑暗的窗口后面有着睁开的眼睛。
陈瑞平的爸爸和妈妈就站在北窗前。
就在吃完晚饭之后，妈妈就喊了爸爸走上三楼站在窗口，而且立刻把电灯关掉了。这样，他们能看外面，外面不能看到他们。陈瑞平的爸爸是一位公私合营的私方厂长，曾经的资本家。他们的眼睛张开在一片黑暗之中，等待着耳朵的提示。
最后一条小弄堂。因为朝长乐路的一面，全部是店家，大房东连石库门应有的巴掌大的天井也省去了，长乐路上店面房后门朝南开着，和弄堂房的后门几乎脸贴脸，六十多户人家就这样拥挤着。几乎伸手能够撩到对过的窗户。90号的三楼，朝北是晒台，搭建了一间约十平方米的小屋。对面汪家也把晒台搭建成了小屋。爸爸妈妈就面对着汪家黑黑的四扇窗户。汪家好婆孤身一人，想来早就睡了。
北窗的视野没有南窗开阔，却比南窗要听到的多。自从文革以来，弄堂中的叫卖的声音已经没有了，没有小偷，没有要饭的。弄堂中装在门楣上辟邪的镜子和啤酒瓶已经拿掉。放在公共走道中的东西已经自觉搬开。垃圾箱中每天都会发现宝物，有整幅的古画和珠宝，阴沟里经常会有金项链和锁片，甚至金条，掏阴沟兼扫垃圾的苏州老头大声叫喊“这是谁的东西”，弄堂只是一片沉默。像大同坊这样的弄堂，对这样一场红色的革命是处于很尴尬的处境的。在棚户区，革命已经成为一种节日。在高级公寓里，革命将很多的资产阶级和社会名流全部赶了出去，那里已经被革命占领。只有石库门弄堂，年轻的很振奋，中年的很好奇，老年的很惊慌。
今夜，也就是1966年9月1日。弄堂难得安静。爸爸妈妈用鼻子吸着弄堂里的空气，空气没有一点异样。妈妈对爸爸说：“宝栋，我听对过亭子间嫂嫂说，前弄堂今天有四家被抄了，后弄堂有两家。”
“前弄堂的庄先生是一个官僚买办，今天已经是第二次抄了。我下班的时候看见他挂着一块小黑板站在一只骨牌凳上。被单位的工人斗争。”
爸爸妈妈在谈论别人的时候，有一点幸运的感觉。所谓幸运都是比较出来的，不过就是因为至今还没有抄家，就很有一点知足。
生逢1966 1（4）
“我们小弄堂一直很安静，一直没有人来革命。”
“厂里会不会在哪天晚上到我们家来抄一下？”
爸爸仰头想了一想，说：“不会吧，我们所有的钱财全部变成机器和厂房了，工厂在1956年就全部交给共产党了。所以我们是无产者了。我们和共产党是一条心的。夏副区长说过，你陈宝栋是我的最信任的朋友之一。夏副区长是什么人？他是陈毅元帅带进上海的干部，是一个解放区的老同志。我从解放开始就是工商界的先进工作者，我们没有反动的言论。我们工厂现在已经开始生产毛主席的像章，这不是一个政治任务吗？我们的家是不怕抄的，因为没有什么反动的东西可以抄出来。隔壁康绥公寓抄家的时候，我还看到那个姓张的做轮船生意的和反动市长吴国桢的合影，昨天白天我还看到了一张大字报，说是斜对面弄堂里的金先生家中有一张蒋介石骑马的像。还有今天姓庄的资本家被抄出很多的金子。我们家清清白白。再说老叶书记经常到我们家吃饭。工会董主席是我的学徒。他们很相信我的。我们家有什么他们还不知道？”
“不一定吧？我看这条弄堂中没有抄家的资本家只有我们一家了。如果资本家家家都被抄了，我们怎么能逃得过呢？”
“难说，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