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逢1966-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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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还有工作证,还有那本工作手册。”
那个工人转身对瑞平妈妈说:“我实在没有办法,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所以,我没有打医院的电话,打了公安局的电话。”
妈妈在那一刻还是清醒的,她擦了一把眼泪,说:“谢谢你。”然后,她就一头栽倒了。
那个工人就喊起来:“掐人中!掐人中!”老警察就对爷叔说:“有毛巾没有?”手忙脚乱的人将妈妈抬到了一旁的办公室里。瑞平抱着妈妈上身,不由自主眼泪就奔涌而出。爷叔抱着妈妈的两条腿,他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将两个眼睛看着地面。他们将妈妈放在一个躺椅上的时候,瑞平和爷叔的眼睛无意之中对看了一眼。爷叔就把瑞平喊到了外面:“你要劝一劝你妈妈。死的人已经死了,活着的人还是要活下去呢。”爷叔说。接下来,是一句最重要的话:“你有没有想过,那是一个资本家,那是一个在文化革命中死去的资本家,那是一个因为对抗红卫兵抄家死去的资本家。瑞平,当心你和你妈现在的表现!”
生逢1966 5(5)
他们在晚上五点回到了家。警车一路开到了淮海电影院的门口的时候,妈妈从昏睡中醒来,看了看窗外,就说:“我们还是走回家吧。”
走到弄堂口,妈妈将自己的头发用手捋了一下,问瑞平:“我的头发乱不乱?”瑞平忙说一点不乱。妈妈就说瑞平你搀住我一点,我怕我走进弄堂时要跌倒。瑞平说知道了。妈妈就和瑞平一起往弄堂里走。自有人像探报一样,报告陈家人回来的消息。妈妈和瑞平就在一条弄堂夹道关注之中一步一步走着。
对面亭子间嫂嫂很关心地问:“陈先生怎样了?”
“出了车祸。已经住在医院里了。”
“有没有危险?”这是那个新娘子问的。
“还好,就是断了腿骨。”妈妈将自己的右腿抬起来,用手在自己的大腿上比划着。瑞平感到了妈妈的手像钳子一样夹着自己的胳膊,身体几乎全部的分量全都吃在自己的身上。
“要不要帮忙啊?”绍兴老太说,“我儿子的一个朋友是买得到肉骨头的。吃啥补啥。”
妈妈惨然一笑:“谢谢,一点肉骨头还是弄得到的。”
他们见到一个就解释一个,短短三数十米走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妈妈进了后门才面色苍白瘫倒了。她因为出汗很多已经非常虚弱,几乎没有上楼的力气了,这时没有外人,泪水就像泉涌一样,弄得胸口全是。妈妈又说,我今天是不要吃饭了,你去吃一碗面吧。
这一天的晚上,妈妈昏沉沉地只有吃了两个馄饨。她在大房间睡去之后。瑞平就洗了一把澡,回到了自己的小房间里,一个人对着墙壁发呆。他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实际上是不知道自己能想什么。不过他是应该想一些什么,它的眼前是一潭水,然后在水里幻化出爸爸模模糊糊的脸。水塘把这张脸隐去了,模模糊糊地,又幻化出一张脸。等到这样的脸化出了十多个之后,他忽然醒过来了。
妈妈后来一直在床上睡了两天,不吃不喝。将眼睛看着天花板,妈妈的眼睛本来是有一点漂亮的,在眉和眼之间有一点凹陷,使眼睛很有一点含蓄。现在她躺在床上,眼睛往上看着,瑞平就感到妈妈的眼睛渐渐变成了两个泉眼,不住往外面冒水。过了一会,上眼睑慢慢的轮一下,看得瑞平心跳。
石库门不是乡下的村子,南方村子的聚散循着家族或者亲情的规律,他们的地挨着地,一条河的水流过全村的水田。人们就通过河上的桥你来我往。城市人聚集在一起是因为谋生,他们每人有自己的算盘,彼此的关照仅仅是居住的必要联络。瑞平出门的时候,经常被人拉住,问一声:“你爸爸的脚怎样了?”“你妈妈怎么没有见到出来?”人们不过在打听着什么,在猜想着什么,在观察着什么,瑞平进出弄堂不时遭遇着那些关注的眼睛,或许是他们希望在男孩少不更事的回答中知道更多一些。而他们知道了就等于取得了知情权,有人问的时候就可以添油加醋地学说。妈妈长卧床上不起,一定知道本弄很少有人可以真正听她的倾诉。
生逢1966 5(6)
妈妈的眼睛在天花板上寻找着爸爸的影子。那个萧山城厢的青年是偶然认识她的。她从江边的乡下来到萧山城厢镇,参加一场招收高小生的蚕桑专科学校考试。她的家里很穷,在江边只有草舍两间,建在潮水冲来的细细沙土上。如果没有这个考试,家里就准备她嫁人了。蚕桑专科学校其实还是为贫困农民服务的,蚕桑指导员就是农民的技术员。这个学校不收学费,伙食免费。对一个十五岁的贫困女孩来说,已经是天堂了。她考得很好,名字在前面几个。她从江边走了十多里路来到城里看放榜,那是个初秋的下午。殊不知一个姓陈的青年也在看榜。他看到在“邵玉清”的名字下面,还有两个小字“萧山江边”。他二十二岁,正是需要订婚的年龄。奶奶那时对爸爸说,家里已经破落,门当户对找一个小姐是做梦了,你只能从贫困的女孩子中间去找。爸爸当年想要一个识字的女子,奶奶机警,便让爸爸去看榜。奶奶是在江边出生的,知道钱塘江边的风情,那里的沙地上出产花生棉花西瓜,那里的女子的腰肢柔软,能干又机灵。那里的女子总是贫困的多。儿子回来,奶奶就花几个小钱请学校的人将那张登记表拿出来,抄下“邵玉清”的家庭住址出生年月。奶奶请了一个会拆字的教书先生,八字暗合。她就央人提亲去了。
邵玉清遭遇了陈宝栋,小户人家的女儿遭遇了破落户的子弟也算是一段佳话。他们在杭州渡过相亲的一天,在魁元馆一人吃了一碗虾爆鳝。女子到嘉兴上学之后,他们便经常通信。爸爸的信里,为了表示有一点学问,有一点子曰诗云之类。妈妈的情书,内中有许多“家春秋”的语言。
万水千山日月光阴一下子飞渡。妈妈的眼前就出现了那个躺在水泥地上的躯体。那个躯体本来是直直躺着的,好像是一个惊叹号。妈妈总以为是一个弯曲的问号。
妈妈起床是因为对过的好婆和蓓蓓一起过来了。妈妈听到对过喊瑞平,又听到楼下的脚步响,妈妈看见天已经大亮,就起来了。她让瑞平泡两杯茶,自己就坐在床沿上等着。汪家好婆是何等精明的脚色,真相终有一天会在弄堂中尽人皆知。妈妈瞒不过她。
瑞平有一点心思,他对妈妈说,我今天出去一次。妈妈就说可以。瑞平说,我今天从早上出去,一直要到晚上回来。妈妈头也不回就说可以。
瑞平说,我是要想知道……
妈妈说,我也想知道。
瑞平说,今天我把你托给汪家好婆。
妈妈说,我已经起来了,你当我是没有用的人吗?
瑞平在房门口遇到了对面的两位邻居。汪家好婆一脸的关切,汪蓓蓓看了一眼瑞平,便把眼睛看着地上。
生逢1966 5(7)
汪家好婆就大笑起来:“同学呀,你到新疆去了一转不是还是同学吗?有什么难为情的?”
生逢1966 第二部分
生逢1966 6(1)
瑞平是晚上九点才回到家里的。
那时妈妈已经坐在一张方凳上,妈妈在吃一碗面。面上有着一片黄色的鸡块,有很多的葱花。桌子的边上是一只小小的篮子,90号和对过不到三米,好婆可以用一支竹竿,挑着篮头过来,这样的“摆渡”,是妈妈和好婆之间的拿手好戏。
妈妈指了指边上,那里还有一碗鸡汤面,上面也有葱花也有鸡片。“你的。”妈妈说,“蓓蓓的小娘舅来过了。”蓓蓓的外婆家在嘉定黄渡,这是上海乡下的家养鸡。
方桌的另一边上还有一双筷子。没有面,在筷子前面放了一只干净的空碗。这是明明白白留给一个已经不在场的人的。屋里已经很清爽,妈妈和瑞平的衣服也已经全部洗干净了,在窗前的晒衣杆上随风飘荡。妈妈就说:“还是养一个女孩好,你看蓓蓓一个下午就把家里弄得清清爽爽。”
妈妈不吃面了,看着瑞平吃。瑞平知道,妈妈是希望他说些什么。这也是瑞平奔波一天要想追寻的。
“我今天先到学校。”瑞平说,“自行车是向汤老师借的。”
瑞平顺着淮海路,到重庆路转弯,卢湾区委和区政府就在那里。瑞平想,爸爸开始一定是到区委去了。
拐过大院,瑞平看到了很多的大字报。大字报上有很多的打XX名字,这个年月,夏副区长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孝子贤孙夏立行”了。看样子被批斗的次数已经大于等于二,愤怒的革命群众不止一次地提到他“上一次批斗会上”如何如何的狡辩,以及在“本次批斗会上”他如何的用谎言编造事实。
在大字报栏的最后,瑞平见到了一份“我的认罪书”,署名正是“夏立行”。
我完全彻底的执行了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对此,我认罪,广大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完全正确,我口服心服。
我本来出身于贫农家庭,年幼时就参加革命工作,身上有日本鬼子的刺刀、国民党的炮弹留下的伤痕。在三反五反和抗美援朝运动中,我身先士卒,奋不顾身,站在党的正确路线一边。但是,渐渐地,我放松了思想改造。对于毛主席“阶级斗争”的理论,我学得不够,贯彻得不力。在反右的斗争中,我偏袒了工商界的右派。特别是伪装积极的资产阶级分子陈宝栋,一贯坚持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而我被他积极肯干的外表蒙蔽,信任他,推荐他成为区政协委员,委任他成为恒大厂的副厂长。近年来,我接受了陈宝栋的许多礼物,计有金笔一支,月饼三盒,啤酒四瓶,香烟票五份,我还在他的家中吃过两顿饭。我在不知不觉中被资产阶级拉下了水,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在区委的会议上,替资本家说话,说什么“公方厂长主要是把政治关,生产上还是要依靠资方的技术”,还说恒大的生产上去,陈宝栋有很大的功劳……
生逢1966 6(2)
瑞平看了看日子,原来是家里被抄之前贴上去的,那么爸爸一定看到了这张认罪书。公开场合的夏副区长,一直是很和蔼的,很亲切的。夏副区长在家里和爸爸谈话,却一直是很严肃的。有时侯他们争吵几句,夏副区长便很严厉,一口胶东话说的爸爸连连点头。不是夏副区长被爸爸欺骗,而是爸爸完全被夏副区长征服。
妈妈就说了:“你爸爸给夏副区长什么礼物,夏副区长一定是要还的。爸爸给了夏副区长一支金笔,夏副区长就还了爸爸一本精装的日记本。夏副区长到家里吃饭,吃倒在其次,大多数时间都在谈话。一次是抗美援朝,我们家把所有的金子全部捐献出去了。另外一次是在社会主义改造,爸爸和夏副区长一碰杯,两个人喝了一瓶花雕,爸爸的那间小厂马上就公私合营了。”
“那么,夏副区长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妈妈没有回答,只是摇了摇头。
瑞平说:“爸爸看到了两个夏副区长,一个是以前的夏副区长,在爸爸的脑子里;一个是现在的夏副区长,在大字报上里。”
妈妈就说:“两个夏副区长其实是一个,他就是那个夏副区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