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现场-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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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佩克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在这一点上，佩克与不少和他同期来到中国的美国人颇为相似。斯诺初到中国时也没有计划久留，甚至还一度离开前往印度，但他最终留在了中国。美国女作家项美丽也是如此。她1933年与姐姐结伴来到上海时，原计划逗留两个星期后即离开去继续她的非洲之行。但是她却很快喜欢上了中国，让姐姐独自回国，自己则留下来，开始了她的长达数年的奇妙的中国爱情和文化活动。
佩克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只是想亲眼看看这个神秘的东方古国。作为一个画家，与政治事件相比，他对不同于白种人的中国人的相貌和骨骼特征，对异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似乎有着更大的好奇心。每到一地访问时，他总是极为认真地为当地人画肖像，其中一些作品，便附在《穿越长城》一书后面。与1936、1937年同期也活动在中国的另外一些外国人，如斯诺、史沫特莱、贝特兰等不同，佩克在中国仅仅是一个旅行者，并没有亲自参与一系列重要的历史事件。但是，身处在大动荡中的他，却以自己的方式亲身感受着中国发生的一切，并用他的笔记录了下来。这就使得他的这本书，不单纯是游记，而不可避免地记录下中国历史的不同侧面，折射出大事件的影子。
西安事变期间，佩克正在长江上航行。他在《穿越长城》中，这样记叙了船上的人们得知蒋介石被释放的消息后的反应：
在中国，1936年的圣诞节是个引人注目的日子，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在西安被释放。这一事件的消息，在那天下午由船上的收音机广播出来。船上所有的中国人欢呼雀跃，当晚还临时安排了一次宴会。我怀疑这些中层和上流社会的乘客们，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一事件后来所显露出来的含义，是否还会如此兴奋；如果他们认识到它最终将促成战争的发生，是否还会为之庆祝。当时情况是，它似乎只是蒋介石个人的胜利——据官方宣布，张学良在读了他的日记之后深为感动遂予以释放。
浓重夜色笼罩江面时，马达开始变得缓慢，一直发着咣咚咣咚的声音。头等舱、二等舱的乘客和官员们，用他们快速的、费解的上海话热烈地交谈。在餐厅里开始庆祝。餐厅不大却舒适，摆有三张桌子，另外还有一台小风琴，一个小冰箱，处在陈旧的橡胶管道群中间显得格外醒目。
席间菜肴从炸鱼到煮菜应有尽有，还佐以可以喝个够的中国白酒。饭后，乘客们开始娱乐助兴。明星表演者是一位著名的旦角，他正前往四川要开始他的巡回演出；他的嗓音尖细得让人大吃一惊。他还用胡琴自拉自唱，这是一种中国式的小提琴，弓弦虽少，但音调动听。他的女儿和他一起旅行，她堪称小美人，只有四五岁大，当她用早熟而沉着的声音唱起来时，大家都乐了。而后来更让我开心的，是看到她在房间的角落里漫不经心地在那里吹肥皂泡。另一位表演者是位年轻夫人，她戴一副玳瑁架的眼镜，穿一身绿色的薄纱旗袍，她弹起风琴想让我们开心。她会一些中国小曲，只会一首外国曲子《伏尔加船夫曲》，但她的演奏却让人感到烦。在演奏中国曲子间歇时，她都会插进演奏这首外国哀怨的曲子。每当她演奏时，她和晚会上的其他人都对着我笑，因为我是这条船上惟一的西方人。我当然也是笑，笑，笑，直到哀怨的乐曲最后结束。
佩克是在1937年7月回到北平的，他目睹了七七事变后8月8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列队入城的历史一幕。（参见《民国，风雨飘摇中》一章）
目睹日本军队的进城队伍，作为一个美国人，佩克还感到一种难堪，因为他注意到，日本的机械化部队驾驶的都是美国的汽车。相当多的卡车里满载的汽油也是美国的产品。这一历史场面，留在了他的笔下。
佩克结束第一次中国之行是在1937年10月。他对离开时北平的凄凉景象记忆深刻：
我最后一次离开北平是在10月中旬的一个温暖的下午，在站台登上火车，只见站台静静地躺在爽亮的秋天的阳光里，显得冷清。两个月前，开往海边的火车则是挤满着逃难的人群，自上海爆发战争后，这一状况被中止了。这样，这辆列车上几乎没有中国人，车厢里空得很，只有一些日本军官、叫卖的小贩以及护卫日本士兵的警察。在行李车里，被火化了的日本死者，装在白色的骨灰盒里被运走。
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佩克返回美国。他在中国目睹的一切，使他再也不会摆脱中国记忆对他的精神影响。他会继续关注这里。这样，当他得到机会重访中国时，他便不顾战时的危险和艰苦，毅然来到了正面临着大轰炸的重庆。他愿意和中国人一起走过战争。
1937…1943年第42节 佩克的中国故事（3）
3
最初对佩克产生兴趣，是在我翻译美国作家彼得的专著《走进中国——美国记者的冒险与磨难》的时候。彼得的父亲克里斯托弗与佩克是好朋友，抗战期间也在中国，先为美国战时情报局工作，战后担任几家报刊的驻华记者。他和佩克一同亲历中国风云。回到美国之后，他们仍然常常来往，一起切磋、讨论对中国问题的写作。少年的彼得对中国的了解，也正是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彼得说：“佩克是我欣赏的一位卓越的中国通。”他写到，佩克第一次来到中国时，便迷上了中国文化，开始在北平学习中文，学习京剧。佩克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深入了解中国。
彼得在书中这样描述了佩克的第一次中国之行：
据赫西（《时代》周刊国际主编——译注）讲，佩克在游船上靠给旅客画炭笔速写赚钱。赫西后来回忆，当佩克环球旅行时，不住地往肚子里灌酒。“他在旅途中给我写了不少信，我敢说他一直在喝酒，因为信上的字越写越圆，越写越大。”在天津，佩克跳下船。在他的第一本书《穿越长城》中他写到此事。该书讲述他在中国的最初见闻。当时在北京他拍过一张照片，佩克看上去是个温和、发胖、棕色皮肤的青年，穿着白短裤、白袜子、夹克，系一副蝴蝶结，头发柔软卷曲。柔和的脸庞上眼睛凝视着，是那种淘气的、早熟的小伙子的眼睛。佩克聪明、敏锐、犀利，这使他在中国各地遇到不同类型的人都能应付裕如，这特别适合于把握中国文明的微妙之处。佩克学习中文，还全身心投入地学唱京剧唱腔，当他摆脱压抑完全放开后他喜欢扯开嗓子唱。他在别的地方从未像在中国这样长期呆过。他在北平留下，住在一个弃用的满洲王府里，他过得很奢侈，颇为自娱，尽管他很快便发现他在介入一个真实的中国，并开始了从一个旅游者到一个真正的旅行探求者的转变。
在彼得的笔下，佩克才华出众，放浪形骸。彼得认为，他的父亲和佩克这样的美国知识分子，其性情、其生活方式，特别适合置身于当时的中国。这也是他们能够成为朋友的原因。对此，彼得有颇为生动的叙述：
与同是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佩克一样，父亲爱喝酒。在中国，一个人可以喝得发疯也不会被人看做是怪物。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父亲和佩克显得都是与世格格不入者，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和原因而受到压抑……在中国，可以有别的方式让他发泄，譬如喝醉酒，或者唱中国的京剧唱段。在中国，一切似乎都显得非同寻常，令人快乐，和他同时期的或者更早一些的“中国通”、格格不入者一样，佩克，包括我父亲，可以逃脱自己国家的清规戒律。在桂林，佩克住地下方是一家妓院，这正合乎他的放荡性格。据白修德说，他知道每个妓女的名字，也许还和其中不少人睡过。
4
由于第二次来到中国后的身份、经历和见识与第一次大大不同，与《穿越长城》相比，佩克的第二本关于中国的著作《时代的两种类型》无疑更具历史分量。我所说的历史分量，不在于在书中他直接而具体地描写了多少重大事件或者重要历史人物的活动，而在于他生动形象地讲述了一个个日常生活的故事。
佩克自己这样说过：“在读历史的时候，我对作者老是盯着大城市里的大事不放的写法很不满意。我认为，对可以闻到革命气息的现代中国，更有兴趣的是了解那些不大引人注目的，更加典型的小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在重庆住过一段以后，我决定自己主要的追求目标应是了解那些小小村镇中所发生的一切，离开首都越远越好……”
现在来看，他的这种选择显然颇为聪明。不然，我们也就不大可能从他的书中读到那么多那么生动精彩的故事，而它们和他的画互为映照，为那段中国的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细节。在我看来，细节，真实的丰富的细节，才是后人们得以感受历史、认识历史的最佳途径。
下面选录的几段文字，颇能表现佩克的敏锐的观察力和对中国社会的熟稔程度，有的配以插图，更显其精彩。
其一：
一天早上，当我在柳州一座山旁跑警报，和来自妓院区的几个女郎一起，坐在河边时颇听到了一些男人们有关两性关系的对话。一个穿西装的肥硕的绅士手持香蕉叶子权当阳伞，讲了一个有关活佛喇嘛的故事。这位喇嘛是自幼被家人送进寺院的，他毕生过着符合喇嘛信条的清净生活，赢得了虔诚苦修的声誉。临终，他的弟子们问他有何遗愿。他答称：
“有，我想看一眼裸体的女人。”
弟子们去镇里找来个肯脱光衣服的女郎。当她赤身站在喇嘛床前时，他从枕头上抬起了头，老眼放出光芒，然后，往后一仰身，无精打采地埋怨说：
“她只不过和尼姑完全一样罢了！”
哈，哈，哈！（中译本47页）
其二：
在我到达公共汽车站之前，警报架上的三角灯已被拽下来换上了圆形红灯。这说明敌人的轰炸机已从汉口机场起飞了。尽管半小时已过，可街上依然拥塞着车辆；人们依然那么肆无忌惮地互相碰撞。家庭主妇们边聊天边从市场往家走。这一位手拿一包活鳝鱼；那一位篮子里提的是猪耳朵；还有一位的银色网兜里装的满是大蒜。大批佩戴证章的小职员夹着公事包，头上是那已戴过了最寒冷的冬季的防日盔，各自奔赴自己的办公室。大官儿们挺着肚皮，躺在滑竿上，活像一口被绑着抬往屠场，吼叫着的四川猪。（中译本72页）
其三：
（中条山战役过后在洛阳）这儿还有四五家出色的澡堂。其中，有手艺高超的捏脚、捶背等各种给客人按摩的方式，使沐浴成了一种享受。他们用一块毛巾垫在顾客们的脚指头上，给脚气病患者在痒处揉捏。他们干得那么妙，据说有些好享乐的人为图此一快，竟故意染上了脚气病。在城角出现了草棚茶馆。其中有各种艺人。说评书的、唱大鼓的、唱河南坠子的，应有尽有。那大鼓的唱法声调高亢动听，是从山东河北来的。唱坠子的演出场子最多，音调也很激动人心。那是用真假嗓音换唱出来的长长的韵诗。有的茶馆还有个小小的管弦乐队。他们演奏的民间乐曲，生动活泼，所用乐器是笙、管、笛、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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