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现场-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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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走进商店，关上门。尽管灾难突如其来，尽管脚底下传递他一种感伤，除了徒有四壁再也一无所有，可他心中却有获得了解放之后的快乐，这是无法抹去的残酷，有力而深刻、带着恐惧与满足。他感到这种快乐在体内就像一条汩汩流淌的地下河，越涌越近；尸体躺在那里，他的脚立在地上，被他们的血牢牢粘住。简直是个讽刺，就像他就是那些凶手——特别是面对比死去的女人显得更加天真的孩子，可是现在他不再虚弱。相反，他也能杀人。突然间，对他来说，活着不仅仅是人类生命之间的惟一符号，更非最佳方式；进而，他了解他们，爱他们，而在复仇时会比在活着时更加完整地拥有他们。他又一次注意起脚底，站在地板上，踱来踱去，思想无助于肉体，但他却有一种昂扬精神充溢全身。他从未想到自己会如此有力：他毫无保留地沉溺于这种不顾一切的陶醉状态。“人能带着爱去杀人。带着爱，上帝作证！”他反复说，握着拳头拼命敲打柜台——也许是对着苍穹……他一下子把手又缩回来，喉咙发干，差一点要哭出来：柜台上也都是血。他盯着沾着血迹斑斑的手在那里发抖，就像神经遭到了猛然一击：星星点点的血花从上面落下来。他想笑，想哭，想从胸间可怕的压力中找到一种解脱……一切都没有发生，对现有世界极度的冷漠，和凝固的光线一起，照在满地狼藉和死者、鲜血之上。“他们用火红的钳子夹着殉难者。”这句话在他脑海里浮现；自在中学读到过它以来，这还是第一次记起来：不过有一点他多少感觉到了，这就是他必须离开，他无论如何得离开这里。
……
走出商店大门的赫姆瑞奇，终于摆脱了恐慌、怯懦。他回到共产党和工人指挥所，也拿起了武器，他被复仇的情绪所笼罩。他和中国的工人们一起走向血泊……
改变中国历史的一夜。
4
马尔罗并不是以纪实的手法来写这次历史事件，这就难怪小说中有的细节被当事人否认。如他在小说中写到被捕的革命者被投入机车炉膛里去处死，但当时任淞沪卫戍司令的白崇禧，就对《剑桥中华民国史》的作者表示，这种描写根本是不确切的。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的出版者，在序言中虽然承认马尔罗的这部小说有很大的文学价值，但认为这是典型的“欧洲中心论”性质的作品，并指出：“《人类的命运》主要是写外国人在中国，甚至是只限于通商口岸的中国的故事，更加应当指出的是，年份和日期毫不可靠。无论怎么说，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绝不会依仗《双城记》或《在渴望中的神明》来寻找自己对法国革命的看法。”
但是，《人类的命运》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仍有它的价值。马尔罗借那些激烈、残酷、血淋淋的场面作为背景，把可能看到的场面和听来的故事，与想像和虚构结合起来，生动描绘了这场大革命的演变过程，以此来揭示革命、暴力等方式对人类命运的影响。也就是说，他的重点在于个人面对突发事件的反应，以及人类命运的悲剧。
我们不妨把这个外国作家的小说，看做是对历史现场的另一种反映。
1927年第13节 宴会在喧嚣中进行（1）
1
历史总是留下许多让人费解的环节。1927年的大革命也不例外。
上海街头的革命，一夜之间被阉割，淹没在血泊中。不过，在远离上海千里之外的武汉，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组成的革命政府，仍然高扬着旗帜，仍被世人看做中国大革命的“首都”。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一方面武汉革命政府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由斯大林派遣的政治顾问鲍罗廷，仍被看做这个革命中心真正的核心人物，在背后策划和指挥着一切；但另一方面，在南京蒋介石的阵营这边，来自苏联的军事顾问们，并没有因为上海及江浙一带发生的事变而拂袖而去。相反，即便在“四一二”过后的那些日子里，他们还颇为积极地活跃在南京大本营，所谓武汉和南京发生冲突的“宁汉对峙”，严峻的政治局面和恐怖现实，并没有在他们的生活中激起浪花，他们竟然还如同北伐初期一样，恪尽职守，继续扮演军事顾问的角色。
是因为职业军人的习惯，不参与复杂的政治斗争之中？但对来自以输出革命为职责的苏联的红军将领来说，这一点似乎不可思议。惟一可以解释的是：他们尚未接到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应变指示。在发生突变的中国局势尚未明朗之前，克里姆林宫的领袖们，大概还没有最后决定是继续容忍蒋介石，还是与之决裂，全力以赴支持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
的确，“四一二”肯定给了斯大林一个措手不及。撰写《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的美国记者伊罗生，三十年代来到中国参与中国革命，随后他遍访各地，终于找到了斯大林当年的一个演讲的片断。1927年4月5日，在克里姆林宫大厅里，为回应托洛茨基对其支持蒋介石的中国政策的批评，斯大林在三千名党的干部大会上这样说：
蒋介石还在服从命令。国民党是一个联合体，类似于一个革命议会，包括了右派、左派和共产党人。为什么要采取突然袭击的做法？为什么要在我们占大多数，右派又听我们的话的时候赶走右派呢？只要还用得着，农民就不会舍弃一匹疲乏不堪的老马。他不会把它赶走。我们也是如此。当右派对我们没有用处时，我们会把它抛弃。目前，我们需要右派。右派中有可用之人，他们正指挥着军队，率领军队反对帝国主义。蒋介石也许不同情革命，但他领导着军队，而且除了率领这支军队反对帝国主义之外，他还不会干别的。另外，右派人士和张作霖的将军们有各种联系，非常了解如何挫败他们的锐气，不必施以猛烈打击，就可以迫使他们完全站到革命这边来。这些右派还和富商们有联系，可以从富商那里筹集到资金。于是，当这些右派被利用完了之后，就将他们像一个柠檬一样挤碎，然后扔掉。（转引自彼得•；兰德《走进中国革命》一书）
显然，蒋介石一个星期后的行动给了斯大林当头一棒。面对一夜之间发生的历史巨变，斯大林当然需要重新检讨中国政策，更得考虑对付来自托洛茨基方面的质询、批评。如何应对中国发生的变故，他和托洛茨基，还有共产国际都还需要时间。于是，在中国的苏联军事顾问们，在没有接到新的指示之前，继续履行他们的职责，仍是蒋介石大本营的成员，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不过，也正因为这些苏联军事顾问们还留在蒋介石的大本营，今天我们才得以从他们的回忆中，看到“四一二”前后蒋介石和他的部下们的活动画面。
1927年第14节 宴会在喧嚣中进行（2）
2
阿•；瓦•；勃拉戈达托夫1925年来到中国，他是苏联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后改名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毕业生，他和一批第四期、第五期的同学一起，成了广州革命军和冯玉祥的国民军的军事顾问。勃拉戈达托夫先后担任驻河南、广州顾问小组参谋长以及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的副手。“四一二”前后，他正作为加伦将军的副手，出入于蒋介石的司令部。他归国后撰写的回忆录《中国革命札记（1925—1927）》，为历史留下了那些风风雨雨日子里南京大本营的活动的见证。
其实蒋介石的野心早已被人察觉。3月中旬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已经确定了集体领导的原则，其目的就是想遏制越来越自行其是的北伐总司令蒋介石。但蒋不理这一套。南京一经攻占，他就离汉赴宁，“宁汉失和”不再是内部的秘密了。就是在此时，勃拉戈达托夫和他率领的苏联顾问小组，也在3月27日乘军舰抵达南京。
不清楚在南京的这些苏联顾问，是否当即知道了4月11日夜里和12日白天发生在上海的屠杀，勃拉戈达托夫的回忆录中，并没有直接写到这件事情。他说，在12日早晨，他还在与蒋介石的参谋长讨论宁汉双方协作的问题，他甚至觉得“我们找到了共同的语言，也取得了某种程度的相互谅解”。但是，他同时也说：“关于宁汉和解的希望落空了。”
我从第六军的顾问那里得知，武汉对蒋介石采取不调和的态度，并决定用轮船和驳船运载第四军和第十一军，要占领南京，恢复统一的国民政府。武汉政府的这个决定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是有远见的，也很不现实。这样做只会有利于北方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张学良可以拿出奉军的六个军来对付唐生智的战斗力不强的两三个军，也就是说他的兵力占一倍的优势，更不用说还有吴佩孚的部队。
由此可见，至少在此时，苏联顾问们还把武汉政府与蒋介石的司令部作为一个整体在看待。
4月13日夜，蒋介石约见勃拉戈达托夫。蒋介石的突然来访，颇让他感到意外。他这样记录蒋介石见他的情况：“他当时十分激动。首先问了问我的起居情况，然后问我，有没有得到加伦那里的消息。他不等我回答立即就说：他完全不明白第四军和第十一军为什么沿长江向安庆开来。”显然，上海发生的事件并不在他们的谈话之列。
勃拉戈达托夫最为生动的记录，是他对4月18日南京政府成立当晚一个大型宴会的描写。此时，上海13日举行的十几万人大游行已被镇压，整个局势已被蒋介石控制。于是，这样的宴会，也就成了蒋介石和部下们弹冠相庆的场所。我不清楚，勃拉戈达托夫这些苏联顾问，为何还能出席这样一个“庆功会”？当然，我也没有见到比这更好的现场记录：
晚间，在一个大厅里举行宴会，我们也应邀参加了。第一桌正中端坐着蒋介石，旁边是胡汉民，再往边上是马•；伊•；卡扎宁（苏联顾问的中文翻译——引者注）和李翻译（以备南方人讲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国民党右派的思想家和领袖胡汉民，他穿着普通的中国长袍，外面套着深灰色的马褂，戴着一副眼镜，看起来很像一只蝙蝠。他那张尖削的知识分子面孔表明他是个意志坚强的领导人。他梳着平头，黑色的头发使他瘦削的脸更加突出。在另外几张桌子旁坐着许多将军和司令部的高级官员，其中有肥胖的、宽脸盘的、戴眼镜的何应钦；还有坐立不安的、干瘦的、头上长疙瘩的白崇禧。
胡汉民出席宴会意味着蒋介石及其支持者组成的中派已向右倒了。胡汉民需要武装力量的支持。他是一个狂热的反动派，即使在他的支持者遭到不利时，他也不放弃自己的原则。由于他的反动言论刺伤了总司令，蒋介石曾与他断绝往来，而现在他跑到蒋介石这里来了。
宴会的高潮是大家的讲话。首先讲话的是蒋介石。他对中国共产党和鲍罗廷大肆攻击，他处处都提到鲍罗廷的名字。他越讲越起劲，越来越慷慨激昂，声调不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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