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解影响中国历史的11个关键人物-历史的刀-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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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造成多大的压力，也就难怪宋太祖提出迁都之议了。
赵匡胤早年讨厌读书习文，专鹜练功习武。可当他执掌政权后，却在全国上下，号召人们重文轻武：“我欲使武臣尽读书，使知为治之道。”这固然与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担心人们重武，会危及他的政权统治。宋太祖不仅以文臣主管州事，还用文官控制武将。对此，他曾说道：“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我现在选派能干儒臣派往天下各州，即使这些人全部贪污腐化，也没有一个武臣危险。”而问题的关键是北有虎视眈眈的契丹辽国，如果重文轻武成为一种风气与时尚，谁还愿意当兵打仗？军队哪来旺盛的斗志与强大的力量？
在军队的具体管理上，宋太祖的一些措施也弊端多多。
过去，禁军全部屯驻京师，自宋太祖将其改造为王朝的主力部队后，不得不采取“内外相制”的办法分地驻军。主要威胁来自契丹，他就将禁军约百分之六十六的兵力屯驻北方，百分之七驻扎南方，百分之二十七守卫京师。为了将军权完全集于皇帝一人之手，赵匡胤还创立了“更戍法”：除守卫殿前的诸班外，所有其他禁军都要按期轮换到某地戍守，将领自然也要不断调换。常常是某位将领刚刚调到某军，还没有达到官兵相熟的程度，很快就被调往别处了，“兵无常帅，帅无常兵”。宋太祖的目的所在，就是防止将领动乱。要想叛变，必先结成党羽；党羽间必有一个相互熟悉、了解的过程，只有慢慢加深感情才能形成。而“更戍法”常使得“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就更不用说相互结党叛变了。于是，对那些握有几千里地盘、上十万军队的重镇将领，宋太祖只要发出一纸诏令，就可让他们立时变为孤孤单单的“光秆司令”。防范的目的是达到了，然而，由此而导致的不良后果却非常严重：将领不了解士兵才识，士兵不认识将军容颜，上下陌生，关系疏离，将帅的威信无从建立，士兵的长处得不到发挥。常言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又怎能指望一支既不知己更不知彼的军队常胜不败呢？
若论实力，辽朝远不如宋军。辽军总数不到三十万，能投入战场的不过十万而已。宋朝军队在宋太祖开宝年间约三十八万，宋太宗时扩充到六十六万，而在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已达一百四十余万之多，是辽兵的几倍。辽兵虽以骑兵为主，迅疾剽悍，为宋军所不及，但就双方军队的实力而言，宋朝当超过契丹；更何况，宋朝的经济力量远比辽朝雄厚稳定，为何占有较强优势的大宋王朝却在对外作战中从未取得过一次像样的军事胜利？尽管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很多，比如民心的向背、决策的正确与失误、战略战术是否得当、将领的临场指挥、军队的整体素质等，但我们仅从宋太祖的“更戍法”不是可以得到一定的答案吗？宋太宗时，更是将赵匡胤的军事防范策略推到了极端：为防统帅专权，赵光义干脆取消将帅对部属的节制、处分权力。如此一来，上下级之间便失去了从属与统辖关系，统帅、将校、士兵各不相干，犹如一盘散沙。将帅没有威严，号令无法执行；士兵纪律涣散，难以统一指挥。这样的军队怎能与纪律严明、灵活性大、战斗力强的契丹铁骑争锋？也就难怪宋军每战必败了。
就拿后来发生的人所共知的诛杀名将岳飞来说，也是宋朝君主猜疑武将而结出的一个恶果。岳飞毫无疑问是宋朝最为伟大的军事统帅，他所率领的那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岳家军的确具有一股“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英雄气概。然而，他却受到了朝廷的牵制。若不是宋高宗的骨子里继承了先祖猜疑武将的基因，哪怕秦桧再谄言再诬陷，也不会发生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的事件。可怜一代令敌闻风丧胆的英杰忠臣，最后却落得个惨死于自己君王手下的悲剧。
自从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宋朝历代皇帝对武将的怀疑与防范便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传统。宋太宗赵光义就曾说过：“国家面临的问题，无非就是外忧内患。外忧易于防范，而内患却来得突然，最令人担忧。帝王用心，对此不得不格外谨慎。”防内甚于防外，因此之故，宋朝内部虽无大乱，对外却先后受制于辽、西夏、金，最后亡于元朝之手，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不唯政治、军事、经济，即使有宋一代的思想、等意识形态之表现，我们似乎也可以在黄袍加身这一开国事件中找到内在根源。
陈桥兵变是一次成功的中国大阴谋，总是显得那么阴阳怪气、不明不白、不甚光彩。信念、仁义、忠诚等儒家正统观念在此丧失殆尽，也就使得整个宋朝弥漫着一股小人盛行、无耻下流的“毒雾”，一点一点蛀蚀着大宋江山。
而作为坐稳了江山的统治者来说，自然要拉出历代统治者所惯用的“法宝”——儒家理论治理国家。赵匡胤不仅尊孔重儒，即使对孔子后代，也十分看重。孔子的第四十四代孙孔宜没有考中进士，就给予格外照顾，不仅特定为进士，还将他封为曲阜主簿。历代儒家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虚伪，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宋太祖的尊孔信儒，说到底也是一种虚伪的表现。两重虚伪迭合在一起，便有了一出《宋太祖千里送京娘》的故事。我相信每一位看过这篇传奇的读者，都会对赵匡胤的故作姿态、不近人情产生某种反感。而这则故事，正是按照孔老夫子的“男女授受不亲”观念演绎而来。因此，儒教在宋代时期发展到朱熹、二程的吃人理学，也就不足为怪了。从《千里送京娘》这一故事中，就已清晰地现出了某种端倪。
黄袍加身是中华传统谋略的一次杰出典范，阴柔，是其内在本质。这一特性影响开来，有宋一代差不多被阴柔与谋略浸泡得面目全非。以宋太祖为滥觞，其弟宋太宗就弄了个“烛影斧声”；赵氏后人又将这种风格用于战争与外交，他们不敢与敌人硬拼，总是以谋略、和谈为主，战争为辅。对强大的契丹就不用说了，即使不怎么厉害的党项，采取的也是羁縻政策，结果使得党项不断坐大，建立了一个与宋对抗的西夏王朝，到头来自食其果、致祸后代。特别是宋高宗那样的短视、懦弱皇帝，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利害得失，就只知道求和，一味地求和，哪怕仅只一纸和平的空文，他也能感到一种虚幻的满足与安慰。
经由黄袍加身而坐上皇帝宝座的赵匡胤对谋反篡权的恐惧、忌讳与禁锢简直达到了神经质的地步。在陈桥兵变前夕，他先用两日相争的天文现象制造舆论；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总是派员先行考察各国的地理情况，搜集地图资料。因此，宋太祖深知天文、地理对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重要性。于是就明确规定道：“玄象器物、天文、图谶、七曜历、太一雷公、六壬遁甲等不得藏于私家，有者并送官”，还下令“禁止佛、道徒私下学习天文、地理”，将天文、地理列入禁止私学之内。如此一来，民族素质中那一点本来就十分弱小可怜的科学理性因素便给抹得一干二净了。
……
当我们循着宋朝的脉络慢慢打点、梳理时，它的性质、发展以及结局似乎早就蕴藏在黄袍加身这一重大的开国事件之中了。这似乎有点“宿命”的味道，但老人总是永恒地保持着它那既冷漠又热情、既偶然又必然、既深入又浅出的独特风格，将手中的橄榄果不断地抛给后人，任你咀嚼，让你咂摸，令你回味。
宋朝如一块令人怦然心动、馋涎欲滴的肥肉，引来了北方各强大民族的蚕食；它那无形的内耗又在不知不觉间掏空了坚固的根基。于是，积贫积弱的帝国再也无法承受蒙古铁蹄的践踏蹂躏，终于在轰然一声巨响中不堪重负地倒塌了，如云烟般消失在深处。
古老的汉族，在整体上第一次尝到了异族统治的切肤之痛。
痛苦带来坚强，磨难产生成熟，血泪获得新生。中华民族在对异族的不断融化之中，胸怀变得更加博大，文明变得更加灿烂，版图变得更加辽阔。
从某种角度而言，宋朝的屈辱开启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然而，宋代帝国那本质深处的某些痼疾却依然存在，总是不断促使着我们这些后来的继承者深长思之。
狭隘变态的农民皇帝 一
在中国古代皇帝中，朱元璋是一位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从一个低贱的放牛娃一跃而为大明王朝的开国君主，不说别人，就他本人也时常有一种恍若隔世、如在梦中的感觉。他那神话般的经历给后人的思维平添了无数想象的翅膀，特别是农村，如同密密团团的柳絮在春风的吹拂下四处飘荡，有关他的奇闻轶事格外地多。记得儿时奶奶在瓜棚豆下讲述那些有关朱元璋的神奇故事，我总是听得津津有味，神往极了，觉得当皇帝真过瘾，也太容易了，个人意识膨胀开来，就幻想着有朝一日也要弄个皇帝当当。皇帝至尊至大、高不可攀，唯有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农民、起于微寒，这对广大农民来说，既对他的身世既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亲切，又为他的成功所鼓舞而生出一线渺茫的希望。这，恐怕就是朱元璋之所以在农村长期占有“广阔市场”的主要缘故吧！
朱元璋祖祖辈辈都是贫农，穷得连自己的一块田土都没有，只好租种地主的土地。风里来雨里去，辛勤劳作，一年上头，收获的粮食往往大半交了地租，余下的只能勉强嘴度日。父亲朱五四刚把田地侍弄得肥沃一点，满以为可以多打一点粮食将日子过得稍稍滋润一些，没想到贪利的田主立刻加租。计算一下实在划不来，只得搬家另寻大户。就这样如无根的浮萍般拖儿带女地东寻西觅、迁来搬去，连守着一块田地过日子的普通农民都不如，比流浪儿也好不到哪儿去。
朱元璋当了皇帝后，也想体认名门、攀龙附凤，他煞费苦心、寻根究底，也没有找出一个言之有据、可以拿得上“台面”的朱氏先祖。他想将宋朝的著名学者、理学大师朱熹拉来认作先祖，又怕弄巧成拙被人识破惹人笑话，就索性承认自己“出身寒微”、“起自田亩”，“朕本淮右布衣”、“江左布衣”。
朱元璋是在父亲朱五四搬到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太平乡孤庄村后不久出生的。那一年是元文宗天历元年（公元1328年），中华大地正在蒙古异族的统治之下，全国人分四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朱家属南人范畴，位居末等；而他们又是这末等南人中最穷困、最低贱的雇农。朱元璋投胎于朱家，注定了他从娘肚子里刚钻一出来，就是最底层的一员。
在此之前，朱五四已经生了七个孩子，朱元璋是第八个，于是就取名重八，元璋是后来他加入郭子兴义军之后取的。八个小孩只活下来六个，四男两女。朱元璋出生时，朱五四已年过半百，也算得上老来得子。只是这新生儿子并没有什么让他值得欣喜的，不过在一串嗷嗷待哺的小生灵中又增加了一个不甚起眼的“消费者”而已。
一切都显得那么平淡而平静，并不是像《明史》中大肆渲染的那样，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