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历史 作者:王安-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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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志刚死了，而《收容遣送办法》这个恶法（实际上只是一个行政法规）将使每一个公民不能设身局外：这种以行政的名义限制人身自由的法规在不断地扩大边界，甚至延伸到所有出门不带证件的公民。自我拯救，匹夫有责。
5月14日，3位公民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这3位公民是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俞江、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腾彪和北京邮电大学文法学院许志永，3人都是法学博士。这里有一个细节：以法学博士之尊，如何与全国最高立法机构沟通？有什么合法且常设的渠道？没有。他们找到人大法工委的一个传真号，把建议书传了过去。这样，如果建议书被一个不负责任的职员甚至清洁工随手扔了，而后被问起时说没收到，全国人大也来个不作为——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9天后，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和沈岿，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盛洪和萧瀚，国家行政学院何海波，这5位知名法学人士又一次上书全国人大，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
《收容遣送办法》确实大失民心。1月14日，北京市公安局一位负责人在北京市人大会上透露，2003年北京将取消外国人定点住宿的限制，外国人来京可自由选择住宿地点，甚至连居民家里也可住宿。有评论说，外国人可以享受到国民待遇，甚至好于国民待遇的待遇，比如说，对于外地来京的民工和其他人员，他们需要办暂住证，需要接受这样那样的检查，需要缴纳这样那样的费用，甚至有时候还免不了要被收容遣送。人们就要问了：凭什么给外国人超国民待遇？
恶法所恶，已经不仅是国民待遇，而是危及生命——
1998年12月11日，广西初三学生黄钟声与同学一起到南宁时走失，黄钟声向警方求助，派出所却把他送到收容遣送站，在收容站，黄钟声遭到多人殴打，并被抢走手表、银链。2000年12月，北京警方在石景山区的金宝酒家解救了十余名被强迫卖淫的三陪女，这些三陪女都是酒店老板从江苏徐州收容遣送站“采购”来的。2001年6月，在604次列车上，一名27岁的女青年因未买车票、未带身份证而被乘警捆绑，后女青年跳车身亡，原来，乘警与一个收容所有约定，一旦发现无票、无身份证的人员，即送交收容所，每送一人，乘警可得到200元的“工作经费”。同年4月9日，海丰收容遣送站一辆中巴在深汕高速公路惠东县段起火，车上牟朝阳等25名被收容人员全部遇难。同年，陕西省白水县果农景晓智，运苹果到广州后，景的家人突然接到专门收治盲流的广州白云区精神康复医院的一封电报，称景晓智已在该院病重身亡，令景家震惊的是，法医鉴定景晓智竟是饿死的……
当行政权力被利益收买后，再良好的初衷也会被鬼魅缠身，公理变成了恶法，恶魔张开了獠牙大口，这种嗜血本能全然无法扼制。据媒体报道，湖南涟源市收容遣送站从1996年开始，通过给回扣与当地派出所勾结收容外来人员，并向每个被收容的人员收取500元至800元遣送费后放人。收容站原党支部书记郭先礼是这则报道的消息来源，郭已退休，据他统计，从1996年到2002年11月止，涟源收容站已经从一万多名农民身上获取320万元。
郭说：农民多数是不知道啥叫收容遣送的。他们来接人，看见我们这像是牢房，加上我们打了电报到村里，村里人就会传，某某人的小孩子被抓起来了，还要几百块钱去赎他呢。他可能是在外面犯了什么罪，要是不犯罪为什么会被抓起来呢，不犯罪为什么要拿钱去赎呢？农民很朴素，歧视坐过牢的人，其实那些被我们收容的只是看起来像坐牢。我们抓人最多的是“双抢”（抢种抢收）季节，一天送来收容站的有五六十人。
新中国成立已经50多年了，农民外出干活竟还要受到这等待遇，竟还不明白自己凭什么要被收容。明白了又怎么样？大学毕业的孙志刚倒是明白，但太明白了，结果却如此悲惨。
6月5日，孙志刚案在广州开庭审理。此次庭审只有5家新闻单位被邀请参加旁听，来自北京的《中国青年报》等5家中央报社记者均未能入内。在邀请通知上，规定所有记者旁听时不得携带包裹以及照像、记录、录音器材，不得采访此案，宣判后统一采用有关部门提供的稿件。当天庭审休庭和结束后，为本案18名被告提供辩护的律师，婉拒了记者采访的要求，他们曾被某部门告知不得接受记者的采访。在白云区法院，一名中央级通讯社记者和一名来自成都的记者在申请旁听被拒绝后，就在法院门前采访两名无法进去旁听的犯罪嫌疑人的家属，被看门的法警发现，当即将他们驱散，两名家属则被法警劝到了法院里面。
孙志刚案已闹到这种地步，庭审的公开还如此僵硬，其执政执法能力令人不敢恭维。倒是后来公安部的表态，与之形成对照。在8月7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公安部副总长白景富透露，公安部部长周永康曾就孙志刚案7次作批示。白还代表公安部、代表周永康部长感谢新闻界的朋友们对孙志刚事件的披露和报道。
6月初，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林培坤等人受到行政处分。6月27日，打人凶手乔燕琴被执行死刑。6月18日，《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救助管理办法（草案）》。
如果孙志刚不是大学生，如果不是媒体冒险披露，如果没有形成全国性的舆论声势，如果没有引起中央高层的关注，在3个月内，一部法规会因为一个人的死而被废止吗？
孙志刚是为亿万人死的。
2003年年底，成都、南京、北京等城市都发出了禁止乞讨令，其中苏州说，“对屡劝不听者，可以进行罚款、治安拘留、移送回原籍……”于是有媒体喊道：警惕禁讨成为变相的收容遣送。身怀利器，杀心自起。最重要的是必须掌控、限制甚至时刻警惕、监督身怀利器的人，他们被赋予了身怀利器的权力，他们的心态就异样了。不能指望他们的个人休养，不能寄希望于政治教育，必须以制度防范职权的滥用。更须时时清理、销毁那些扯蛋的利器。
孙志刚的价值仍然存在。如果一个孙志刚刚刚去了，大家就忘了他，就对变种的行政权力的侵害视而不见了，这个民族就太没出息了。提高警惕，保卫自己。
2003年4月
王岐山
●北京市代市长
●临危赴京
SARS张狂。党中央麾下良将成千上万，为何单单急调王岐山入京？早多少年，知道王岐山的人就说他有背景。王是有背景，背景很重要，但王觉得靠着背景就是上了某个台阶也没意思。
1989年“六·四”之后，许多人很沉闷，觉得改革没出路了。王岐山是学历史的，惯以史为鉴，反没那么悲观，那些日子到处给人打气鼓劲。1990年1月19日，王在一个证券人士（当时沪深交易所尚未建立）的聚会上说：“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既然这件事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势在必行，我们就不要太顾及眼前的气候呀，挫折呀，或者谁同意，谁不同意，因为事情是人创造出来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也没有谁给一个上方宝剑，说你先上井冈山将来可以坐红旗，没有，所以说学习老一代的革命精神，应该从这一点学起。上次我和大宫带着联办的同志一起学习邓小平的文件，讲的就是这个。如果江泽民同志讲，你们干吧，王波明任交易所所长，那你王波明也会觉得没多大劲，因为没你的劳动，没多大意思。”
当时王岐山是中农信首任总经理，之后不久便转任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中农信是国务院直属的五大公司之一。1997年中农信经营亏损关闭，总经理翟新华入狱，中农信由建行接管，此时王已任建行行长，中农信重回老东家怀里。王在建行任内，建立了中国第一家合资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中金公司如今已鼎鼎大名。
看王岐山的经历，每每以救火队长的身份出现。1998年1月，王岐山南下广东，当选为广东省副省长，主管金融事务。当时，亚洲金融风暴后，广东的银行不良贷款比率达50％，全国最高。在中央的支持下，王岐山妥善处理了广国投清盘和粤海债务重组，化解了广东的金融危机。
1999年1月11日，曾被誉为商业上一艘航空母舰的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破产申请书。此前一天，1月10日，广国投总经理麦智南向境内外债权人发出通报：1998年10月6日，经中国人民银行同意，广东省政府决定对广国投进行为期3个月的行政关闭清算。初步结果是，广国投总资产214。71亿元，总负债361。45亿元，资不抵债146。74亿元。
广国投数百亿元人民币的债务80％以上借自包括日本、美国、德国、瑞士、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130多家著名银行。广国投破产的消息犹如石破天惊，立即在全球金融市场上掀起巨大波澜，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债权银行态度尤为强硬，有些银行甚至联名致函给广东省政府、中国人民银行及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对破产及偿还债务安排“感到非常遗憾及强烈反对”。
在王岐山主持下，中国政府按规则出牌，最终赢得了国际上的尊重和理解。广国投债权清偿率平均超过20％。美国《华尔街日报》曾就此发表评论：“当金融议程中移去了道德风险之后，中国的主权信用和整个投资环境会更加健康。”
2003年初，粤海重组结果也出来了，偿债率为12％。据说以往案例中，平均为8％。2000年11月，王岐山回京升任国务院体改办主任。2002年11月，王岐山南下主政海南省。一般认为，王岐山转任海南，显然负有收拾海南房地产泡沫烂摊子的使命。12月底，王岐山就任海南省委书记一个月后，国务院宣布，批准海南关于处置积压房地产的方案。至此，王岐山在海南解决烂尾楼的使命更为明确，惜乎这个使命还未完成，便被SARS拽回北京。
2003年4月20日回到北京，王岐山以其招牌式的语言“说句实话”吸引了公众眼球。北京零点调查公司2003年11月17日公布的《二○○三年中国二十县市首长表现民意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城市市长的市民支持率均超过了50％，在那些能够准确指出市长姓名的市民中，北京市长的支持率为70。5％，高居第一位，较2002年同期高出约7个百分点。支持率有所上升的还有上海（67。4％）、西安（51。2％），其他城市的市长支持率有微降。
王岐山入京仅半年多，对其评价尚嫌过早。但已有迹象表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