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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部分

大历史的边角料 张鸣-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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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是让皇帝不愉快的事,所以,一品就自然变成了好看而无用的高帽子。真正值钱的是二品,二品才是名副其实的上品,人称“灼然二品”,或者简称“灼然”,大家趋之若鹜。到了后来,稍有点来头的,就要争二品,连三品都不屑了。

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最后竟变成了给纨绔子弟排门槛高低,无论从哪儿说都是无效而且有害的。除了满足那些世家子的虚荣心之外,对社会对政治是有百弊而无一利。不过,当初曹丕和陈群的原意可并不是这样。西晋的名臣卫璀说:“魏因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此法,粗具一时选用。其始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以劝励,犹有乡论余风。其后遂计资定品,唯以居位为重。”(《晋书》卷三六《卫璀传》)这段话道出了一个为人所忽视的要点,就是“九品中正”制的推行,实际上与从东汉一直传下来的“乡里清议”有关。在实行“九品中正”以前的相当一段的历史区间里,无论是自下而上的察举,还是自上而下的征辟,都不能不考虑乡里读书人的那种专门的评价人物的舆论,那种说三道四的“月旦评”,说好能扬你上天,说歹可按你入地。据说大名鼎鼎的《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年轻时赶上老爹死的时候身染重病,带着热孝让婢女伺候他吃药,不巧被人瞧见,就传他守孝的时候还给婢女怎么怎么样了。结果一连好多年,他就是没举上孝廉,自然也就做不上官了。(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八)不过,这种“乡里清议”也有好的一面,就是它比较重视你的行为,而非家世,而且还多少有那么点“舆论监督”的味道,虽然婆婆妈妈,但绝对直言不讳,管你是谁,该说就说,一点情面也不讲。

显然,曹家父子对这种“乡里清议”并不喜欢,这倒不是乔玄说了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而是因为“月旦评”之类,有太强的唯道德主义倾向和分散主义的实际效应。对于面临群雄并起的曹操,获得乡里好评的“八俊”、“八及”之类的道德家毫无用处,想要在乱世中扫平群雄,只能打起“唯才是举”的旗帜,才能聚拢一群可用之才。显然,这种旗帜明显蔑视“乡里清议”的尺度,对清议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而九品中正制的确立,则是将原来的乡里评议,变成了官方评议,或者中央评议。也就是说,对士人的评议只有代表官方的中正和属员访问才能作出,或者说只有他们说了才算数,而这些中正官又必须是由现任的京官兼任,这样就把选官的第一级选拔之权收回到了中央。

从形式上看,九品中正制也还是由“评”而选人,与乡里清议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只是将“私营”变成了“官营”而已。在这个制度实行之初,也确实有“乡议余风”。王嘉在做京畿冯翊郡的中正时,认为门第不低的吉茂“德优能少”,结果给定为下品。(《三国志》卷二三《魏书·常林传》注引《魏略·吉茂传》)刘毅为青州大中正,“铨正人流,清浊区别,其所弹贬,自亲贵者始”(《晋书》卷四五《刘毅传》)。然而这也仅仅是“余风”而已,在传统社会里,凡是官办的事情,时间一长就难免要变成官样文章。想左右乡里评议无论怎么讲都不好操作,但是,操纵官方评议就容易得多,只要把中正换成合自己口味的人就行了。既然好操纵,那么就挡不住这种评议向权贵们想要的方向滑动。

问题的关键是,早在东汉年间,官僚制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出现了很强的世袭化门阀化的迹象。汉代的选举制度,主要是辟除制度,一般的读书人通过辟除的渠道就可以直接进入官僚的金字塔,虽然身为属吏位置在这个塔的底层,但上升的可能性依然不小。两汉时代,曹掾出身的公卿与二千石并不在少数,所以,这无疑是一个十分具有诱惑力的上升渠道。关键的是,这种任官方式,使得受惠者与施惠者之间的关系过于明晰,属吏所有的一切,都来源于上官的选拔。另一方面,在国家政治经学氛围日见其浓的情况下,没有一点儒学的基础几乎不太可能入公卿和二千石的法眼,而这些有力选拔人的大人物,同时很可能也是具有相当名望的儒者,至少也是略通一二的读书人,所以,被选拔的人与选拔者往往又有了一层师生关系。事实上,有力者往往有意选择那些有德望和才学的人做自己的属吏,而几乎所有的属吏都自认为是选主的门生。在那个时候,距先秦不远,士大夫正在形成之中,读书人的身上还存在着很浓重的昔日士的积习,他们效忠的指向,首先是选拔了自己的恩主,自己的老师,其次才是那高高在上的皇帝。对他们来说,自己的主公是那给了自己官做的人。施惠和受惠之间的恩义,再加上师生关系的强化,使得恩主与属吏之间,老师与学生之间,形成了堪称当时最牢固的关系,这种关系远远超过了臣子与皇帝之间的联系。甚至在皇帝与恩主之间出现冲突时,门生宁愿得罪和背叛朝廷,也不肯抛弃昔日的恩主。

然而,问题远远不止于此。王朝在延续,官僚也在升迁沉浮,当门生有了出息以后,自然像他们的恩主一样,获得了辟除的权力。这个时候,为了报恩,他们往往更乐意助昔日恩主的子孙一臂之力。对他们来说,这样做既不费多少力气,也不违反原则。结果是越是官做得大的人,其门生故吏就越多,门生故吏越多,有出息的几率就越高,而他们的子孙受到特殊关照的可能性就越大,不仅可以被轻易地领进门,而且升迁也比一般的人容易得多,而这些官宦子弟升到公卿和二千石后,靠手中的辟除主权,再接着加强这种施恩报恩的关系。如此循环往复,两汉四百多年,一大批准世袭的门阀自然而然地就诞生了,像东汉袁氏家族和杨氏家族,累世公卿者并不少见。另外,由于辟除制度规定只能选当地人担任属吏,担任属吏的必须有文化,一般都出在有点头脸的家族,某些家族出本郡曹掾出得多,即使不能进一步升上去,很自然地对本族势力的壮大和家族后代出仕有帮助。这种情况在边疆与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就更严重,如此一来,称雄一方的地方豪强就出现了,形成了更为普遍的土贵族和门阀,即我们历史书上讲的地方世族。正因为在魏晋时已经有了如此强大的世族与门阀,九品中正制才会迅速地变形,成为门阀制度的主要标志。

54。门阀与清谈

“清谈误国”几乎成为历史界的某种定论,据说“清谈大师”王衍临死前就是这样“招供”的:“呜呼,吾曹虽不及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晋书》卷四三《王衍传》)似乎也怨不了别个。不过,细究起来,好像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中国人是个喜欢刨根究源的民族,可惜头脑又偏偏过于简单化和直线化。无论哪朝哪代出了毛病,总会就近找出点原因,把屎盆子往上一扣就算完事。先是女人倒霉,大老爷们丢了江山社稷,不知怎么都怨女人的脸蛋太漂亮,把男人给迷坏了。后来又赖到士风和学风上,“五胡乱华”赖清谈误国,唐朝毁了赖朋党太多,宋朝亡了赖理学过盛,明朝完了赖士大夫都谈“心性”,清朝衰了就赖讲考据的光钻故纸堆。其实,我们这些后来学史的人不应该跟着古人瞎起哄,在有了电脑和因特网的今天,至少应该明白,历史绝不会是1+l=2的一道算式。

“清谈”作为一种士风,不仅仅包括“谈”,而且还有“吃”(药)和“喝”(酒),更要紧的是放浪形骸,不拘礼法。虽然算起来应该说是“魏晋风度”,可是源头却在东汉末年。名士仲长统有诗云:“寄愁天上,埋忧地下,放散六经,灭绝风雅。”(《后汉书》卷七九《仲长统传》)与后来“竹林七贤”的歌咏意思差不多。郑泉好酒,临死前与同伴说,一定要将我埋在烧制陶器的窑旁,等到日后化为陶土,烧成酒壶,也好天天盛酒。(《丹铅总录》卷二五)后来阮籍闻步兵衙门有厨子善酿酒,而求为步兵校尉。刘伶一边灌酒,一边走,后面跟个童子扛着铁锨说,死了就埋。谁能不说,这两者之间不是异曲同工呢?

魏晋士风的转移,是东汉士风太苦、太矫情的必然结果。苏轼说,东汉光武帝喜欢名节之士,“故东汉之士多名节,知名节而不知节之以礼,遂至于苦节,苦节之士,有视死如归者,苦节已极。故魏晋之士,变而为旷荡,尚虚浮而亡礼法”(《东坡集》卷六二)。其实,东汉之士不仅苦节,而且守礼也守得苦。父母死了,在墓道里一守就是十年。后来风流放诞的东晋名族王家之祖王祥,为了孝敬后母,“卧冰求鲤”,苦孝而获大名,一出山就被聘为州别驾,儒家礼法,已经变成了他们借以求名的工具,守得越苦,名声就越大。当然,为了名声而视死如归的也大有人在。党锢之祸,士大夫死节者比比皆是;党锢之祸,张俭望门投止,多少人甘愿破家而相容。当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群雄并起之时,统治者功利主义大行其道,可是又偏偏不肯摘下儒家伦理的大帽子,所以整个空气显得有些别扭。由魏及晋,司马氏诸开国功臣十分辉煌地把别扭变成了虚伪。按鲁迅的说法,在这个过程中,有些老实的人就愤世嫉俗起来,走了极端,干脆“旷荡”,什么也不讲究了,儒家的六经也被《老》、《庄》、《易》这“三玄”所取代。这在这些老实人原本只是个人行为,但是名士们一潇洒起来,大家都看着好看,争相效法,遂蔚成风气,变成为史家诟病的那个样子。

实际上,对于中国文化而言,魏晋士风的转变是一件好事,用今天的话来说,堪称是一次“思想解放”,虽然发动解放的人们开始并不自觉或者并不情愿。没有这次思想解放,中国历史上文化的大融合、大吸纳和大飞升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在现实政治中,清谈之风却绝非益事,对制度的运行带来了无穷的麻烦。

清谈一形成气候,就与门阀结下了不解之缘。原来的开风气者虽然并不都是世宦大家,但是这种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对贵胄子弟吸引力是相当大的,大概“高干子弟”的好奇心总是要重一些,只要是玩邪的,玩刺激的、时髦的,他们都感兴趣。由于九品中正制的缘故,门阀控制了几乎全部高官显位,他们的生活习惯也就自然影响到了政治制度的运行。

喜好醇酒妇人,也许会误点事,但问题不大,因为历朝历代,官场上从来少不了女人与酒,程度不同,也不过就是五十步一百步之别,没什么大不了,只要不像刘公荣那样终日沉醉,好像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喜欢谈玄,只要在家中的客厅里也问题不大,虽然从《老》、《庄》、《易》侃到佛经佛理,从名士谈到和尚,其实也不大会耽误治国理天下,因为这些东西与历代统治思想并不抵触,只有像王戎那样,以清谈之高妙与否选拔人才,阮瞻以“将无同”三字而得官,才有些不妥。〔《晋书》卷四九《阮瞻传》“(王)戎问曰,圣人重名教,老庄贵自然,其旨异同?瞻曰,将无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辞之,时谓之三语掾。”〕吃药当然不是一个好习气,不过那时为了得长生而吃的“五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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