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的边角料 张鸣-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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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着格外的恩典，但是心里也感到相当舒服。
从事后的记载看，英国人对乾隆的态度非常满意，一时间，似乎他们已经看到了使命成功的曙光。其实，他们哪里知道，乾隆对那个英国孩子大加青睐，不过是奖励他“倾心向化”——学了几句中国话，而赏菜也是中国人老一套对蛮夷的怀柔政策，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你们乖乖地纳入我的天下之内，老老实实做“贡使”。可惜的是，顽冥不灵的英国人根本就没有体会到乾隆的苦心，反而更加坚持他们的“无理要求”——要求在中国派驻使团，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
对于这样不识相的蛮夷，器量大的乾隆最后也耐不住性子了，在以天下共主的身份给了英王一份强硬而傲慢的“敕书”之后，英国人奢华而新奇的礼物被原物奉还，英国使团在严密的监视（实际等于押送）之下，被送回到他们的船上。马戛尔尼使团的使命至此完全失败，大概是所有外国使团中的第一次，他们拿回的东西，抵不上他们带来的礼物，不过也和别人一样，拿到了一张据说是乾隆亲笔写的“福”字。
关于英国人的“半跪”，中国人一直悻悻的，后来把事情传成了这样：英国人原本不跪，但是一见乾隆爷的龙威，便不由得双膝跪倒，所谓“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英国人回去以后，倒没有我们中国人这样会编故事，使团的随行人员，用他们的笔记下了他们所看到的一切，使团随行的画师，像摄像机似的记录了中国从官场到民间的种种世相，当然也有我们的炮台和士兵。从此以后，自马可·波罗以来在欧洲传诵的中国神话破灭了，野心勃勃的西方人，看到了一个封闭、落后、保守和虚弱的东方帝国。
关于马戛尔尼使团的事，前几年有一段时间国人议论得很多，绝大多数的说法都蕴涵着清朝“封闭保守”这样的潜台词。许多人会为名声赫赫的“乾隆爷”居然为了单腿还是双腿下跪这种礼仪小节而斤斤计较而不解，甚至为中英双方没能在那时建立正常的关系感到惋惜，因为那样的话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种种悲剧了。总之，大家对中国的王朝和王朝上高踞的皇帝已经有了太多的指责甚至嘲骂。不知怎么，我每当回顾这段往事的时候，总无法气壮如牛地讥讽那些似乎很蠢的蠢事。我总是在想，如果让我回到清朝，做这个皇帝，我的所作所为是不是会比乾隆与和歉髦切�
中国的传统王朝的立国基本理念，尽管有人说是王霸杂用也好，外儒内法也罢，但都不能否认传统王朝实际上是礼制国家。礼，不仅意味着外在的典礼和规矩，更意味着内心对统治和秩序的认可。国家政权通过礼在形式上演习与遵行，内化意识深处的服从。在礼制国家里，有些在今人看来的细枝末节，在那时就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凡是涉及礼、礼仪、礼制的事都是国家命运所系。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历史上大多数王朝中，弹纠官员的御史，居然有一半的人员专门待在朝中，一门心思专管看着哪个官员上朝冠服整不整，行止合不合规矩，再就是盯着大臣们的上报文件合不合程式，为什么明朝的“忠臣”们会冒着被打烂屁股的危险，冒死诤谏皇帝不合礼仪之举。理解了为什么哪朝哪代都有因“失仪”而丢乌纱丢脑袋的“屈死鬼”。由此看来，英国使团不肯双腿跪下，违反了基本朝仪，只要这个国度还没有从传统中走出来，就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就像当年的美国人会为“水门事件”大动干戈一样，法制国度法制是生命，礼制国度礼制当然也是生命，至少他们当时将之视为生命。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哪怕一丁点对礼仪形式上的违背，都可能导致内心的混乱与不臣。“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心中贼一旦野性大发，像李逵一样拎着两把板斧，要杀上殿来夺了鸟位，那可如何是好？
再说“封闭保守”这个问题。一般人在这般指责清朝的时候，另一个潜台词则是说我们的汉唐盛世曾经开放过。其内在逻辑无非是说，中国有一个特别漫长的“封建社会”，这个社会到了明清就衰落了，所以才会如此这般地封闭保守。其实，中国自从确立了以小农社会为基础的礼制国家结构以来，开放与封闭这样的现代话语从来对之就是方枘圆凿，根本对不上。只要不影响国家和社会的秩序，就来去自由，于是海陆商旅不绝；要是影响了国家和社会秩序，那就禁海，于是大部分对外贸易就转入地下，这一切，与所谓的封建社会衰落并无关系。连传统一向为人诟病的天下观，也基本上属于一种自我感觉，或者说是中国人的关于世界的内在的图景。这个图景与礼制的金字塔是同构的，人们实在不愿意也不可能破坏这个近乎完美的结构，所以才会坚持认为自己处在金字塔的顶尖。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凡是王朝的实际控制区以外，谁冒犯了这个天下观的图景，中国人其实并不真的在乎。日本人一面向中国进贡，一面在家自称天下共主，历代王朝都知道，可是谁都装不知道。琉球人一面向中国进贡，一面对日本人称臣，中国人也睁只眼闭只眼。对马戛尔尼使团的态度就更说明问题了，人家不仅撕破了你的天下图景，而且当众冒犯了你的礼制，也不过就是打发人家走人完事，一丁点的惩罚都没有。国人意想中的天下本来就可伸可缩，门安在什么地方都弄不清，开放封闭又从何谈起呢？
无论对于东方还是西方，马戛尔尼勋爵都是永不疲倦的历史解说员，隔段时间就会告诉我们点什么。
71。林则徐的澳门之行
林则徐在1839年担任钦差大臣前往广东处理禁烟事务期间，曾经在百忙中拨冗去了一次澳门。刚刚播出的电视片《澳门岁月》，说他是重申中国主权去了。当然，这么说自然也不能算错，朝廷大员进出澳门，本身就意味着中国对此地的统治权，但是问题是人家葡萄牙那时并没有否认这一点，显然没有必要在禁烟禁得火急的时候去办这件并不急的事情。实际上，林则徐之所以忙里偷闲到澳门转一转，以他当时的心境，大概不可能是为了去向葡萄牙人重申一下中国在澳门的主权。原因有二：一是当时中国人的主权意识还很模糊，虽然知道我的地方该归我来管，但骨子里天下观还是时常作怪，总以为中国是天下的中央，皇帝是天下的共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反正都可以说是咱家的地盘，蛮夷虽然有国，但都得听咱皇帝封。如果他们前来捣乱，当然要对他们不客气，如果人家低眉顺眼的，咱自然也得客客气气。澳门被葡萄牙人赖上，开始固然是由于明朝地方官的贪婪与昏聩，但后来没有将他们赶走，多半还是出于中国人“怀柔远夷”的考虑。主权这种概念，从本质上讲是来自西方的，它被中国人接受，已经是林则徐后人的事了。二是占据澳门的葡萄牙人，在鸦片战争之前，从来没有不承认过中国政府对这块土地的主权，或者说管辖权、占有权，他们承认他们是租地借住。每年五百两银子的租金虽然少了点，但年年都得交，中国的官衙虽然也管不了什么事，但却堂而皇之地戳在那儿。跟其他地方的洋人不一样，葡萄牙人见中国皇帝从来都行三跪九叩的大礼，1793年，英国人马戛尔尼来华不肯下跪，澳门的葡萄牙人曾对此很不以为然。
其实，林则徐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来一趟澳门，主要是想摸摸洋人的底，看看洋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虽然在广州的洋行里也可以见到洋人，但毕竟只有澳门才是洋人安营扎寨，生活了几百年的地方，也是各色洋人比较能够自由来往和活动的所在。
林则徐动了这个念头，跟他来广州前后的思想变化有直接关系。虽然我们一直称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是他的眼睛并不是从一开始主张禁烟就睁开了的。由于中国长期的封闭，整个知识界对西方世界的了解非常有限，他们关于西方的知识不仅少甚至可以说是笑话百出，而且即使是这种笑话百出的知识，也只有那些比较务实和留心杂学的士大夫才知道。在林则徐来广州之前，大概是由于洋人特别喜欢进口中国的茶叶和大黄（尤其是前者），加上风闻他们以食肉为主，所以朝野间就有了一种风传，说是洋人日常以干牛羊肉粉为食，如果没了中国的茶叶和大黄为之通便，就会胀死。所以，中国根本就不用动刀戈，只要断了茶叶和大黄的贸易，就可以让这些金发碧眼儿乖乖就范。另一个传闻就是说洋人的腿直，不容易打弯，所以近战的时候，用棍子一打就倒。
林则徐显然是相信这种风传的，这有他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为证，那里提到了洋人的便秘和腿直。不仅如此，他来广州之后，还一再照会英国人：“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或多或少，他有点指望英国人害怕没有茶叶、大黄被胀死而主动缴烟。然而，很快事实就告诉他，风传似乎不那么可靠，英国人不大像动辄便秘的病夫，因为他们好像并不在乎他的威胁。林则徐虽然是科场上的健儿，出身翰林的老虎班（在明清属于升迁特快的那种人），但却没有被八股蒙住了眼睛，多年的宦途，也没有养成他因循苟且之气，这位与陶澍齐名的晚清经世致用派的干将，马上就抛弃了他先前的成见，他要认真地考察一下，他所要对付的洋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言而喻，就当时而言，澳门是个让他开眼最方便的地方。
那时的澳门还没有现在这般大，也绝少有林则徐这般级别的朝廷大员光顾，所以，林则徐的到来，很是令葡萄牙人感到兴奋。在鸦片战争没有打起来之前，在中英的对峙中，至少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还是表现出了对“东家”的友好，澳门的“新闻纸”差不多异口同声地向着中国。只是中国战败以后，才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所以，澳门的葡萄牙人几乎是有点受宠若惊，不仅官方大张仪式，摆出了最隆重的仪仗、洋兵和洋乐，热闹非凡，而且全城上下，“是日无论男妇，皆倚窗填衢而观”（见《林则徐日记》）。
第一次置身“夷类”之中的林则徐，由于历史上文化的惯性，也由于葡萄牙人众星捧月似的捧着，不可避免地有点傲慢，可是他的眼睛却没有因此而朦胧，虽说是走马观花，林则徐的观察还是相当细致而客观的，他的日记，对此行做了详尽的描述。首先对“夷楼”颇有好感：“夷人好治宅，重楼叠层，多至三层，绣闼绿窗，望如金碧。”字里行间虽然对葡人的服饰还是有点看不顺眼，但人家穿什么戴什么，留什么发式以及胡须，他都一一看在眼里，甚至连帽子底下掖的汗巾也没放过，而且基本上没有讥讽之意。对于好长时间一直令国人大惊小怪的“上而露胸，下而重裙”的妇女装束，居然也无一字褒贬，只是淡淡的一句“其夷俗也”带过。
从澳门返穗后，林则徐开始雇人从澳门收罗“新闻纸”和其他有关西方的资料，翻译成中文，还利用洋商通事（翻译）以及为洋人做事的役夫多方收集“夷情”。显然，他从澳门得到的东西是最多的。这些资料，先是形成了《四洲志》，而后又经魏源的加工，形成了中国第一部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