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战略 [美] 肯特·格林菲尔德-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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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兵种按这样的比例扩大，在战争史上是破天荒的。在陆军航空兵的扩大过程中，由于它受到总统强有力的支持，陆军部为它提供了一切可能的条件。现在财源实际上是无限制的。在与其他军种争夺稀有资源的竞争中，航空队享有最大的优先权，当他们对军工产品的要求与海军发生冲突时，总统总是为他们提出的要求辩护。他们被允许在选征兵役制以外征召高级的志愿兵充当飞行员和地面技术人员，并获准挑选陆军等级测验得分最高的应征者。1943年，他们吸收了陆军新兵中最高合格等级人员的百分之四十。
1942…1944年：一个长期推迟的希望
当珍珠港事件迫使美国公开参战时，航空部队的轰炸机是唯一准备好向德国首先发起进攻的兵器。为在尽可能早的日期内使这样一次进攻有效，陆军航空队授权优先使用国家资源来建立和训练一支战略航空部队。
尽管存在这些有利于实现美国航空兵领袖们最热衷的理想的方便条件，直到1944年最后几个月，他们才有机会对独立空中战争的决定性作用进行充分的、公正的检验。
1942年，美国战略轰炸机得以在欧洲上空实施轰炸以前，皇家空军早已对德国进行了猛烈的战略轰炸。5 月，哈利斯将军的轰炸机部队已经能够出动一千架轰炸机对科隆实施夜袭。
3 月，当陆军部提出“波列罗… 围歼”计划时，阿诺德将军热心地表示支持。虽然这项计划让他的航空队在为进攻大陆铺平道路方面只起次要作用。他之所以欢迎这个计划，是因为这个计划使他能够抵制其它战区的海军和陆军指挥官们对飞机提出的越来越多的要求，并且可把他的重型轰炸机集中在欧洲。这就使他有机会在英国建立一支战略轰炸机部队的基础，于是第八航空队匆匆的集结和训练，并已经开始海运。
7 月间，罗斯福先生作出了“火炬”行动的决策，把盟国所有准备好的部队都调到北非去。“火炬”行动耗尽了这支新建立的第八航空队的实力。正如阿诺德将军所说的，它意味着“甚至在我们真正拥有这支力量之前，就把它分散了”。第八航空队和它的剩余力量所能做的一切就是袭击在布列塔尼沿岸的潜艇基地，对法国的工业目标进行小规模的练习性攻击。1943年1 月4 日，邱吉尔先生在他的一篇“会议记录”中写道，“我注意到美国人连一枚炸弹也没有扔到德国领土上”。
但是，后来在1943年1 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盟军统帅部让战略轰炸在1943年英美进攻行动中发挥主要作用。统帅部批准进行一场联合轰炸攻势，除了潜艇战和对俄国援助之外，这场攻势可以优先动用英美两国共同的资源。皇家空军将继续进行夜间地域轰炸，而第八航空队则将对选定的工业目标实施昼间轰炸。这样，德国将遭受昼夜不停的战略轰炸。
陆军航空队如此急于想要进行的这种战争，突然获准。1942年年底以前，有两支航空部队，即艾拉·埃克少将指挥的第八航空队和詹姆斯·杜利特尔少将指挥的第十五航空队全部投入战略轰炸；前者以英国为基地，后者以意大利为基地，两者都能达到德国境内的所有目标。
但是，1943年是陆军航空队很失望的一年。由于力量继续转移到其它方面，陆军航空兵没有达到他们的扩军目的。在卡萨布兰卡，美国人说服了以邱吉尔先生为首的英国人，使他们放弃对美国人使用重型轰炸机实施昼间精确轰炸的反对。他们赢得了这一分。但是，当他们的B…17型轰炸机开始轰炸德国境内的敏感目标时，德国的防空力量（ 姑且不谈天候条件） 使得他们的轰炸极不精确。更糟的是，一旦他们飞出了战斗机护航的距离时，“飞行堡垒”就不是无懈可击的了，也并不足以自卫。被德国战斗机击落的轰炸机和飞行人员有增无已。最后，8 月和10月对在德国的施因富特和雷根斯堡的滚珠轴承工业和飞机工业的两次大轰炸中，尽管轰炸是有效的，但飞机损失的比重是无法容忍的。美国战略部队不得不从德国上空撤出。正如英国空军历史家们说过的，这简直是一次“悲剧性的失败”。
美国实现了一次非凡的复苏。他们终于达到了扩军的指标，并且，按照一项紧急计划，他们得到了护航战斗机，先是P…47“雷霆”式战斗机，然后是P…51“野马”式战斗机，这两种战斗机都带有可甩掉的油箱，能护送轰炸机到达他们的目标上空，并且有效地同德国空军的战斗机较量。
现在距离横渡海峡的进攻时间不到六个月了，如果不把德国空军从法国上空赶出去，就休想发动横渡海峡的进攻。美国人知道，他们要想有效地轰炸德国的目标，必须首先摧毁德国的战斗机部队。这一点他们做到了，而且是单干的，这就是2 月23日开始的“伟大的一周”。这件事刚刚完成（ 正是在关键时刻完成的） ，英美战略部队就转归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而且奉命把保护和支援进攻法国作为他们的主要任务。为了执行这项任务，陆军航空队已在欧洲集结了足够的力量，同时恢复了对战略目标的轰炸。直到1944年9 月，当盟军部队到达德国边境时，它们才完全装备起来，终于能自由地显示独立的空中战争有什么作为。当时，陆军航空队只有半年多的时间显示空中战争的威力：在欧洲是从1944年9 月到1945年4 月，在对日作战中是从1944年11月到1945年7 月。
这样长期推迟的原因从上文中可以看得出来。
原因之一是1942年美国部队的应急部署。陆军和海军不得不把他们的部队分散到世界各地以弥补盟军防御中的漏洞。陆军航空队既然是可以最快地用到危险地点的战备部队，那它就是首当其冲的。现在人人都大声疾呼要求陆军航空队拿出他们的宝贝，即远程轰炸机，而这正是陆军航空队本身战略计划的关键武器。陆军部只是勉强地让航空队拥有自己的远程轰炸机，而且近在1938年时，它还在海军的要求下禁止陆军航空队飞机的航程超过海岸线一百英里以上。当战争爆发时，重型轰炸机一出厂就被送去保卫西海岸，并守卫从夏威夷到澳大利亚之间的重要岛屿锁链。现在重型轰炸机正飞到或海运到中东去支持严阵以待的英国人，在埃及的大门口和苏伊士运河击退隆美尔。新产品必须同海军分享；海军正在迅速发展它自己的舰队航空兵，包括陆军航空队生产的岸基飞机。在整个1942年中，陆军航空队飞机的生产受到扩军延期的干扰。在美国战时经济正投入全面生产的那个时期，关键设施的梗阻和短缺（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43年） ，使得享有种种优先权的陆军航空队也身受其害。陆军航空队同其它军种争夺优先地位的尖锐斗争，受到陆军部的支持，并有总统作为强大的后盾。总统不顾海军的强烈抗议，宣称1943年生产八万二千架作战飞机的指标是“必须”完成的。但是，陆军航空队经过批准的扩军目标却不可避免地推迟了。
对制定一项独立的空中战略的限制始终存在，而且很严格，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一条限制就是盟军的大战略。这种大战略要求空中力量除了用于对德国的直接轰炸之外，还要用于其它的战略目标：配合海军的岸基轰炸机压制德国潜艇在1942至1943年间所构成的致命威胁；保护和支援地中海的盟军部队的作战行动（ 首先是在突尼斯，尔后是在西西里和意大利） ；而最重要的、压倒一切的是充分使用空中力量保证1944年的“霸王”计划——伟大的横渡海峡进攻的胜利。
空军领导人对所有这些决定都是同意的，并且忠诚地支持。英美两国某些最受尊敬和最有影响的空军领导人，包括美国陆军航空队参谋长阿诺德将军和后来成为驻欧美国战略航空队司令的卡尔·斯帕茨中将都相信，并且争辩说，如果盟国集中力量实施战略空袭，那么，他们不需要一场陆上进攻就可以很快迫使德国无条件投降。但这是对从未干过的事进行的一场赌博。既然手中已有装备起来、接近做好战斗准备的大批地面部队，那么，这也是一场不必要的赌博，事实上也没有这样去干。官方的二次大战空军历史家们都一致同意，让战略轰炸服从于1944年大规模的空…地进攻的决策是正确而明智的。
从以上的考察可以看出，有两个主题要特别加以考虑：一是陆军航空队与其它军种的合作，因为三年来陆军航空队通过与其它军种的密切合作，对胜利做了重要的贡献；二是战略轰炸，因为这是一种新的作战形式。
航空兵的学说和军种间的紧张关系
虽然美国航空队参谋长们的抱负是打一场他们自己的战争，但是，他们并不怀疑他们履行航空队协同使命的义务，既包括传统的使命，也包括盟国在新形势下要求紧急执行的使命。
他们接受了这些义务，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坚持采用自己的作战方式，按照他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制定的空中作战学说来履行这些义务。由此产生的学说体系可以公正的被称为军事神学，因为它迄今无法得到经验的证实。
这种军事理论的核心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假设：飞机已达到的航程和速度与潜在的准确性和破坏性相结合，将空间、威力和灵活性引进了空中作战，这一点促使与其他军种合作的传统思想成为过时。
除了年轻的美国航空队要打一场它自己的战争的雄心外，它那一套关于与其它两个老军种的部队合作的学说主张，就足以使它卷入与其它两个老军种之间激烈的纷争。1942至1943年，它曾同陆军司令官们为航空兵在支援地面部队方面的作用及指挥权发生争执。同期，它为岸基轰炸机在制服大西洋德国潜艇之战中的指挥权和使用权，同海军进行过激烈斗争。这两次分歧都是通过妥协解决的，事后看来，妥协的原则比人们预想的要合理得多。这两次分歧都是围绕航空队指挥学说进行的。
陆军航空队坚持航空兵只能由航空队的军官们指挥和使用。由各兵种训练的军官指挥相应的特种部队，即一个炮兵指挥官指挥一个炮兵营，一个工兵指挥官指挥一个工兵团，这已不是新鲜事了。但是，这些特种兵军官们要接受他们所隶属的或配属的师长、军长或集团军司令的指挥，而师长、军长或集团军司令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步兵将官。使人感到新奇或震动的是新建立的航空兵领导者们愿意听从其指挥的唯一高级司令部。他们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承认其它军种的指挥官对航空队下达命令的权利，那就是：下达命令的必须是战区司令官，或者是一支大规模特遣队的司令官。即使这样，他只能给航空兵指挥官下达战略计划规定的任务，而且不要去管它如何执行。简言之，航空队从陆军部以师、军和集团军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统一的诸兵种合成部队中超脱了出来。
对于海军航空兵司令官们和陆军野战军司令官们来说，这是令人震惊的、危险的学说。这种学说爆炸性地打中了他们根深蒂固的两个信念：一是只有一名野战军的将官才知道如何使用陆军，只有一名老海军将官才知道如何使用海军；二是只有能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