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侧记: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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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7月17日信上说：
袁鹰同志：
小样已粗粗看了一遍，小五号字还是可以看，不过中间没有空格，排得挤，都是对老年人的惩罚。为此，付印前，还请你们再校对一次，拜托。
知名不具七月十七日
这几句话，是写在一份小样上的。夏公为报纸写了一篇文艺评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体育事业的突飞猛进，两年半中即在各种国际比赛中夺得了五百九十八枚金牌的可喜成就，讲到文艺方面，尤其是电影方面的不足。引了胡耀邦同志在党成立六十周年纪念大会讲话中强调学习重要性的一段话以后，说：“他讲的是大道理，是全局性的问题，但我认为这些话对我们文艺工作者，特别是电影工作者来说，是真挚的要求，也可以说是严肃的警告。”夏公认为，“在电影界，认真地、坚持不懈地每天读一点书，学一点哲学、学一点经济、学一点科学，乃至学一点本行业务的风气，是相当稀薄的”。最后，他又批评了那些思想僵化、不动脑筋、死抱住极“左”思想不放的干部，认为当前最严重的问题还是在于解放思想，加紧学习。文章旗帜鲜明地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出了提高文艺作品艺术质量的关键所在。由于针对性强，笔锋犀利，夏公署了个过去少用的假名“王一诚”，嘱我们也代他保密，故信末写“知名不具”。
1983年的一封信上说：
袁鹰同志：
此文是足下代笔，故稿费奉上，乞捡收。因汇票用的是我的名字，故请沈宁取出后，再奉上。
夏二十
夏公文思敏捷，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如果不是因病卧床而又急需交稿，他极少要人“代笔”，更从无时下常见的要秘书或别人写稿自己在会上照本宣科或署名发表之事。他说的“此文”，我想来想去，才想起可能是1983年《报告文学》创刊时，先由《人民日报》社主管，负责人田流、程光锐、朱宝蓁委托我约请夏公这位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开山大师写一篇谈报告文学的文章。夏公欣然同意，认为进入历史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大有崛起之势，前程似锦。但他当时实在太忙，身体也不好，无法写成一篇文章，就约我谈了一次话，讲讲他对发展报告文学的意见，对当时某些颇有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品得失的评价。我根据他的谈话，再补充他以前发表过的相关内容，整理成一篇《关于报告文学的一封信》，请他过目后，在《报告文学》第四期上发表。立意和内容都是夏公本人的，我只不过是“代笔”记录整理而已。夏公仁厚对人，即从稿酬这类小事上也可见一斑。
关于稿费，1985年5月11日还有一封：
袁鹰同志：
最近，新闻研究所要出一本我在新华日报写的司马牛等文章，同时附了华商报《灯塔》上的近五十篇短文。这些短文都是顾家熙同志给我亲自抄下来的。此书出后，理应给他一定的编辑费。为此向你打听一下，《蜗楼随笔》你们是否已向他送过编辑费？（数目？）请问一下后赐告。因此事我常想起，见了面忘记问也。匆匆即问好！
夏衍五、十一
夏公所说的那本书，书名《时评与通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报刊史研究室编，后由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2月出版。内收夏公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不同报纸上以各种形式、多种笔名发表的长短文章一百七十余篇，共十二万字。这只是夏公生平所作时评、政论、杂文、随感、通讯的一小部分。
原《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为此书写了“代前言”《诚挚的推荐》。他说：“在新闻工作方面，夏衍同志可是我们的老师……我们新闻工作者始终把他当成新闻战线上一名光荣的老战士，始终向他学习。”他特别指出夏衍同志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能在十分困难、十分嚣扰的环境中进行写作，笔锋犀利，又有理有节。他说：“这本集子里的文章大都是在这种条件下写出来的。这是一个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应该具备而又很难具备的才能。现在，在我们新闻队伍中，具备这种优秀才能的同志还是不多……如果一个报纸有几个具有这种硬功夫的工作人员，这个报纸肯定会高人一筹，异光四射。”
绩伟同志长期是我的领导，现在也仍然是我尊敬的前辈。他在文章中对报纸工作人员要求的“硬功夫”，我也并不具备。扪心自问，至今仍觉汗颜。
夏公再三关照的顾家熙同志，也是一位老新闻工作者，从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建国日报》、解放战争时期在香港《华商报》，都是夏公的老部下。全国解放后，先在《人民日报》文艺部担任编辑，后调《新疆日报》，经历过一段坎坷年月。十年动乱结束后回北京，在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供职，直到因病去世。他一生勤勤恳恳工作，不图名利，不计荣辱，只知孜孜不倦埋头苦干，热心于新闻出版史料的搜集与研究，是一位“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君子。我现在还保留着他手抄的夏公零星旧稿，如重庆《新华日报》上的“司马牛杂感”，家熙抄录了整整一本硬面练习簿。摩挲之际，总想起这位老友那老黄牛般的埋头奋进的姿影。
八、“岗位和事业是两码事”
1987年1月起，我离开工作了三十多年的《人民日报》编辑岗位，报社文艺部由蓝翎、缪俊杰、舒展三位负责。离职之际，我向多年来一直关注和支持我工作的师友同行寄了一封打印的信，奉告此事，表示谢忱，请他们像过去一样继续支持报纸，继续赐稿。信发出之后不久，陆续就收到一些长辈和同辈来信，表示慰勉之情。
2月底，收到夏公的一封信：
袁鹰同志：
手札拜读，岗位和事业是两码事，离开岗位可能有失落感，但卸下担子，可以多一点时间读书写作，也似乎可以说是“焉知非福”，坦然处之，静观世态，亦乐事也。
《桃李不言》已拜读，写得很好，对于公是一件很好诞日礼物，他一定会很高兴的。患难中的友情，是可贵的。
家熙同志来信，要我写记（纪）念《新华日报》的文章，盛情甚感，但我打算“封笔”一段时期，所以难以应命了，乞转告，不另复了。祝
春安。
夏衍二，二六
这是夏公对我在离开报纸岗位之时最后的垂注，语短情长，瞩望殷殷，使我感奋不已。从此记住“岗位和事业是两码事”的教诲，离而不休，未敢懈怠，除了坚持读书和写作之外，继续做些报纸以外的编辑工作，编杂志，受出版社委托编书，参加些文学评奖活动，无非想竭尽绵薄之力继续干点事。对纷繁变幻的世态，对“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文坛，也按夏公所嘱，坦然静观，闲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亦乐事也”。
夏公本人就是一位鲜明、突出的楷模。他笔耕一生，大部分作品都是在担负繁重工作的间隙中抽空写成的。解放初期在上海，身兼党政和群众团体领导职务三四十个之多，每晚在灯下还能挤时间为《新民晚报》写随笔，连续一年，除了去北京开会，几乎从不间断。十年动乱中受尽折磨，到了八十高龄，仍然挥笔不停，为拨乱反正大声疾呼，为改革开放擂鼓助威，赞誉新猷，针砭时弊，殷殷关注文苑艺坛的新苗成长。我每次去他寓所，常常见到他倚在沙发上，凭小茶几作书桌，用放大镜看书写作，只是不再如过去那样给自己定下每天写八百字、一千字的指标了。
信上说的《桃李不言》，是前一年秋天我应《文汇月刊》主编梅朵兄之约，为了庆祝老一辈戏剧家于伶同志八十大寿而写的一篇文章，介绍了于公大半生为中国现代话剧事业辛勤奋斗的业绩，也介绍了他被囚秦城监狱所作诗篇。此文在《文汇月刊》1987年第1期发表，正值于公八十诞辰（1987年2月），夏于二公都很高兴，作为作者，我也觉得“与有荣焉”。
1994年10月，我因为要去浙江参加纪念儿童文学家、故友金近同志的一项活动，不能出席原定在月底为夏公九十五岁诞辰和颁奖举行的庆祝仪式，所以提前去医院探望，他虽身体虚弱，说话声音很低，但是精神还好。护士进房要替他注射，他只好中断谈话。我扶他慢慢从沙发上站起身上病床，顺便向他告辞。他连声说：“对不住了，我真是不知老之已至啊！”
从浙江回来，为《群言》杂志完成《夏公访谈录》的约稿，已是岁暮。1995年初去了一次上海，回京以后，还未及向他汇报在上海为由他作序的《长夜行人——于伶传》签名售书的情况，老人已进入垂危状态。2月5日，终于撒手尘寰。
“不知老之已至”，就成为夏公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他在九十五年人生的最后二十年，生命之火依然旺盛，熠熠生辉，确实是“不知老之已至”。这句话将成为我毕生的箴言：不去想“老之已至”，能做什么就多做些，还没有来得及做的事就赶快去做，我现在的年龄比夏公说这句话时还小得多。
《况钟的笔》和杂文家的笔
1956年暮春，浙江昆剧团来首都演出经过整理的昆剧《十五贯》，一时轰动京华，出现“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盛况。《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从“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谈起》的社论，认为一出《十五贯》使昆剧这个濒于冷落衰颓的古老剧种看到复兴的希望。周恩来总理要求公安、检察、司法部门干部都去观赏，从中得到防止官僚主义和主观武断、仓促定案的启迪。
有一天，我们忽然收到老作家王任叔（巴人）寄来一篇杂文，题为《况钟的笔》。
久违了，杂文！
由于鲁迅而大放光华的杂文，作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化战线上的锐利武器，在中国人民革命史上发挥过突出的战斗威力，锋芒所指，几乎所向披靡。鲁迅称之为匕首、投枪，瞿秋白称之为“战斗的‘阜利通’（社会论文）”，含意是相同的。在他们那个年代，对中国人民残暴地肆行屠戮烧杀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和骑在民众头上作威作福的反动统治者们，当然未必会直接看到那些对他们进行抨击和声讨的杂文，手下那帮惯于谄媚邀宠的御用刀笔吏也未必敢如实地呈上密告信。杂文的匕首作用，更多地在于撕裂他们的画皮，一针见血、入骨三分地揭示他们的反动面目，帮助群众认清他们的嘴脸和本质，长人民大众的志气，灭反动统治者的威风。
解放以后，时代不同了，杂文和杂文家的任务起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不待言的。读者喜爱它，仍然是由于它的战斗性、正义性和现实性。读者们期待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鲁迅和老一辈杂文作家的优秀传统，扶正祛邪，扬清除浊，发扬人间正气，揭露社会上种种不正之风，鞭挞那些为非作歹、违法乱纪、惹起群众戟指痛恨的败类。毕竟，杂文不过是一篇千把字的小文章，不是文告，不是法律，不是行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