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侧记: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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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边还保留着这样一份改样：1956年7月报纸改版初期，副刊上刊登了李长路写领导作风问题的杂文。原题是《宰相肚里好撑船》，比较直露。乔木改为《宰相肚皮》，文字改动得更多，如原文首段是：
从古以来，“宰相肚里能撑船”的话成了衡量领导人物的气魄的标尺之一。人民要求身为宰相的“肚里能撑船”，就是要有胆量、有气魄，所谓“宽宏大量”、“礼贤下士”、“虚己以待物”、“有容人之量”等等，都是这个意思。然而宰相在一国之中，并无几个，所以这标准也就逐渐推及到衡量一般人了。今天不论做什么领导工作的人，我们也一样要求他“肚里能撑船”。我们也还是要提倡气魄宏大、胸襟宽广的作风，反对气量短浅、胸怀狭窄的作风。
这段文字，意思并无差错，但可能有阐述不够清楚、议论有点空泛的毛病，不免会使人产生什么联想和误解。乔木的改文是：
“宰相肚里能撑船”，这句话反映了历来人民对于领导人物要有大度量的一种愿望，虽然历史上这样的宰相并不多见。今天的时代不同了，人民的事业要求新型的领导者。这种领导者同旧日的宰相当然有很多不同。但是对于今天不论做什么领导工作的人，人民也一样要求他“肚里能撑船”，或者更正确些说，人民更有理由要求领导者具有气魄宏大、胸襟宽广的作风，反对气量短浅、胸怀狭窄的作风。
那时候，“影射”或“恶毒攻击”这一类的政治帽子，还不像后来几年那样风行，所以文中虽然一再说到“宰相肚皮”云云，并不曾成为问题，引起某些人神经过敏，胡乱猜测。而乔木在修改中仍然多次用“领导者”、“领导人物”这些含意明确的名词，以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可见用心良苦。他那时对知识分子，对作家也很注意宽容，注意政策和影响。比如文中还有这样的修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能不能贯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看文学和学术的领导人有没有大的度量。”“如果有关的领导不把自己的肚皮放大一些，而且还在继续收缩，使文艺上的‘百花’和科学上的‘百家’越挤越少，那最后就有只剩下一个挤扁了的空肚皮的危险。”
细微之处，可见精神。类似的事例比比皆是。副刊初创时，郭沫若寄来一篇《发辫的争论》，用诙谐的笔调写“左”“右”两派争论发辫长和短哪一种美，哪一种有用。调门越争论越高，“右派”指责对方是“左倾幼稚病患者”，“左派”则认为对方“犯了右倾保守主义的毛病”，最后终无结果。这种写法在当时副刊稿件中很少见，我们没有把握，就排印小样送给乔木。他在小样上批了一句：此文是讽刺无聊的争论，应当发表，还亲自给郭老写了一封信，建议作些文字修改。郭老欣然同意，就使副刊上出现一篇别具一格的文章。不过他用的是假名，除我们编辑以外，谁也不知道这篇有趣的文章作者是谁。
胡乔木和《人民日报》副刊（3）
五
1960年冬天，乔木寄来一封信，大意是说经济困难时期，物资匮乏，群众生活水平有所降低，不少党员和干部情绪低沉，这种时候，副刊有责任鼓励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提倡乐观积极的精神，帮助人们拥有丰富、健康的精神生活，但也不要说大话，说空话。他具体建议组织一些读书笔记，提倡多读书，多读古今中外的好书，从中获得思想上的教益，也能增长知识，提高文化素养。
这个主意很好，也很适时。那时候我们正在为副刊如何既能办得有声有色又减少假话空话而大费心思。乔木的建议打开了编辑的思路，于是就有了一篇邓拓写的《从借书谈起》（刊于1961年1月23日）。约请当时已离开报社领导岗位调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邓拓同志写第一篇，也是乔木提出的。邓拓给副刊写杂文随笔一类稿件，从不署真名（他在1957年发表引起许多人注目的《废弃庸人政治》，署名为卜无忌），这篇文章仍用一个假名。乔木审阅小样时，除了作文字修改外，还提出请作者署上真名，用意大约是为增加分量扩大影响吧。邓拓尽管不甚情愿，也只好勉强同意。
这篇短文从袁枚的一篇《黄生借书说》谈起。随园主人因一位黄姓青年来借书而引发一番议论，叙述家境贫困的书生读书之难。帝王和富贵之家藏书无数，“然天子读书者有几？富贵人读书者有几？”为了帮助读者弄清原文寓意，我们在刊出袁枚原文同时，又请陈友琴先生用白话文译意，连同邓拓文章一起见报。邓拓还发挥了一点意思，乔木在改样上又加以补充：“袁枚的文章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有意义，因为它说明了一个真理：占有得多不等于利用得多。事实往往相反，许多几乎一无所有的人常是用心最勤的人。……胜利定然是属于那些条件优越的人吗？困难一定会把有志者压倒吗？不！为了优越的条件而自满，而骄傲，最终只能引导到失败。胜利是永远属于那些在困难面前不但不低头、反而发愤图强的人们的”。这一段从黄生借书这件小事引出当时很有针对性的微言大义，可以说是邓、胡二位共同阐发的。他们的心意，在一张改样上沟通了。
1963年春夏之交，《新湖南报》上的两条新闻，触发了乔木的思绪。那些年他虽然忙于文字工作，但绝大多数是为中央起草文件、审订《毛泽东选集》四卷的文字和注释，审改《人民日报》重要的社论和评论，自己执笔写文章而且公开发表的事几乎绝无仅有。6月下旬，我突然收到他寄来的两篇杂文：《湖南农村中的一条新闻》、《湖南农村的又一新闻》，署名都是“白水”——他似乎从来未曾用过这个笔名，以后也未见再用。
两篇一千多字的杂文，讲了湖南农村的两件新事。一件是一位农村干部母亲死了，用开追悼会代替做道场，党支部和党员带头改变旧的风俗习惯；另一件是一家农户失火，民兵干部组织全体民兵利用农事空隙义务为他修了新屋。两件事情都不大，却都闪耀着一种新思想、新观念的可贵的光辉——共产主义的光辉。乔木敏锐地抓住现实生活中特别是精神生活中新的萌芽，及时加以表彰。前一件事，他指出“是一件移风易俗的大事，值得在全国所有的农村和城镇中提倡”。他说：“党支部书记不可能主持每一个追悼会，但是党的支部的确必须努力改革人民群众有关丧葬婚嫁等等风俗习惯，在生活的各个角落里扫除形形色色的垃圾，消灭形形色色的细菌，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精神生长起来。”后一件事本是民兵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做好事。但因为是义务劳动，又值批评和纠正了刮“共产风”、“一平二调”之后，乔木不得不花点心思在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和共产主义思想精神的关系上多说几句，以澄清人们可能产生的误解，因而这篇文章的字数就比前一篇长了些，近两千字。
邓拓的那篇《从借书谈起》打了头炮，以后就陆续发表类似的稿件，附上原文。文章大多引古喻今，借题发挥，或阐明调查研究之重要，或表彰克服环境困难之毅力，或揭示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之危害，或剖析防止片面性之必要，等等。乔木又亲自动手写杂文，因而那几年的副刊，虽然免不了要受到“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大风潮的波及，不如五十年代中期那样有声有色，但从杂文来说，还是很有点气势，也常出现些高质量的作品。1962年又有夏衍、廖沫沙、吴晗、唐、孟超等五位老作家共同开辟的《长短录》杂文随笔专栏，带动了一大批谈思想修养、革命精神、道德品质、文化知识的好文章，在读者中得到良好的反应。
然而，好景不长。“左”的思潮日益猖獗，副刊也就渐渐面目全非。待到“文革”恶风从天而降，上述文章全都被扣上“借古讽今”、“影射现实”、“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吓人帽子，最轻的也是“贩卖封资修黑货”。那时乔木自己也是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无从充当副刊的保护神了。
六
1966年12月下旬某一天，报社大楼忽然人声鼎沸，刮起“揪斗胡乔木”的暴风。北京王府井大街上的报社大楼，十多年来乔木不知来过多少次，这一回却是以囚犯身份出现在礼堂讲台上。揪斗大会声势很是浩大，吴冷西、胡绩伟等报社主要领导人，自然无一例外地分列左右上台陪斗，我们这一批部门的“当权派”，也都列队站在台前，低头面对会场。
乔木那天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件旧棉大衣罩在身上，本来就瘦弱的身躯显得更加憔悴，好像正在生一场大病。但是他的神情却还是一如平日那样从容镇静。主持大会的“造反派”大声呵责，忽而要他交代“胆敢篡改伟大领袖光辉著作的罪行”，忽而要他交代“庐山会议上的反党阴谋”，他一概都是轻声细语地回答并无此事，或者说一句“这事涉及党中央和毛主席，不便多说”。态度从容，不卑不亢。“造反派”勒令吴冷西、胡绩伟揭发交代时，吴胡二位也都一言不发，或者轻描淡写敷衍几句了事。造反好汉们无可奈何，只好鼓动全场高呼几句“不许胡乔木狡辩”、“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之类的口号，草草收场。等乔木被押上车送走，我们这些陪斗者也就分散回家。这次批斗大会实际上以失败告终。
以后十年，消息沉沉，这位曾经当过毛泽东主席秘书的“党内大秀才”是死是活，是遭受磨难还是得到保护，都无从知晓。1975年邓小平同志复出时，曾经听说他曾在“政策研究室”工作，后来又无下文。直到粉碎“四人帮”的下一年，在看一次演出时，忽然发现乔木就坐在我前一排，体质看起来不如过去，神情却依然那样安静从容。这使我感到欣然。交谈中，他听说我仍在报社，又编副刊，就微笑着点点头。那时副刊有个名称叫《战地》。他忽然问：“‘战地’两个字是谁写的？”我答：“用的是毛主席‘战地黄花分外香’那句诗里的手迹。”他“哦”了一声，沉默了一会，又说：“其实也不一定用‘战地’两个字，还可以想个好一点的”。我回来同部里同志商量，也都觉得“战地”二字不妥，有“文革”味，决定取消。过了一段日子，改名《大地》，一直用到现在。
胡乔木和《人民日报》副刊（4）
新时期开始，乔木先是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后来又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和中央其他一些机构的负责人，成为主管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威人物，到报社来的次数少了，报社领导也还不时传来他对报纸的指示。他仍然时常关注副刊，如果看到副刊上某些稿件有差错，或是他认为有“问题”，仍然如过去一样，来信或来电话指出。有时口气也很严峻，每到这种时候，我作为文艺部负责人，只能像以往那样，写封信去作自我批评，承担责任，免得有关部门再追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