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伟人: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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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典还未开始，李宗仁等人先聚集在天安门城楼的东休息厅休息。这时周恩来走进来，与大家一一握手，致以问候。走到李宗仁面前时，周恩来握着他的手，关切地说：“德邻先生，我看你还是到301医院去住几天吧，红卫兵是些年轻人，有革命热情，但不大懂党的政策，你可能也会受到他们的干扰。”
　　李宗仁备受感动，但仍执意地回答：“我不去，我住在家里很好。”
　　李宗仁的“家”，即归国后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在周恩来指示下安排的位处——北京西总布胡同51号。1966年3月21日，李宗仁原夫人郭德洁病逝以后，他于7月25日与原阜外医院的护士胡友松结婚，继续同住在这里。由于种种原因，胡友松首先受到红卫兵冲击。
　　周恩来此时对李宗仁的新夫人胡友松受冲击一事已有所耳闻，他严峻地问李宗仁：“李先生，有件事我一直放心不下，你的夫人现在怎么样？听说，红卫兵找她的麻烦，批斗了她，还让她扫马路，真有此事？”
　　李宗仁连忙笑着摆摆手说：“总理，没有这回事，全是谣传。”
　　“哦！”周恩来长吁了一口气，“李先生，这我就放心了。你回去后，请代问夫人好。”
　　周恩来考虑问题的周到细密和对人的关怀备至，李宗仁是知道的，他不愿在小事情上麻烦总理，尤其是在天安门城楼上这种庄严的场所，他更不愿给已经在混乱局势中心力交瘁的周恩来增加心理负担。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5）

　　但周恩来对李宗仁的住处仍很关心。他又问：“你那里有没有红卫兵去闹呢？”
　　李宗仁说：“没有。他们要来我也不怕。”
　　听了这话，周恩来哈哈一笑：“好，你倒想得开；我也放心了！”
　　后来，随着形势的迅猛发展，周恩来越来越担忧党内外干部和民主人士的安全，并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对李宗仁的安全，周恩来仍不“放心”。
　　一天深夜，周恩来两次派人动员李宗仁夫妇到安全的地方疗养、避风。最后一次是让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一位副局长出面，动用总理的专车，才把李宗仁夫妇接到301医院“将军楼”保护起来。
　　按周恩来的安排，李宗仁入301医院后，和章士钊、张治中、程潜、何香凝、傅作义等高级民主人士一样，与外界的混乱局面几乎隔绝，楼区有军人值岗保卫，任何无关人员不得入内。为保证万无一失，他们每个人还按要求更改了姓名。
　　在一段时间里，民主人士们在周恩来安排的处所里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躲过了“文革”初期强大的抄家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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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主人士中，有许多人对“文革”的做法很想不通，甚至充满对立情绪，这更是给红卫兵们造成了口实。对那些思想不通或因其他原因不肯离家接受入院保护的民主人士，周恩来则采取了另外的方式加以保护。他批示派解放军战士或公安人员身着便装，臂戴红袖章，到被保护对象家中做警卫，并劝阻前来抄家的红卫兵，同时还交代警卫部门与当地派出所和所在机关取得联系，请他们予以协助。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对民主人士的保护，不只限于名单上列出的人，凭着多年革命斗争和政治风浪的经验，周恩来密切关注着所有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的安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运动中，周恩来担心民主党派进一步受到冲击，他于1969年5月4日特意致信国务院直属口军代表并转人大、政协军代表，在信中提出：应与派往各民主党派机关的军代表“谈谈政策”。
　　他还说：
　　机关革命造反派的任务是清理机关的干部队伍，而不要去斗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即他们的中央委员、省市党部委员。如果他们中间出现了现行的反革命分子，自当别论，但也需先报告军管代表，得到中央或省、市革委会同意后，方能采取行动。
　　这封信，被民主党派领导人称为“关于保护民主党派领导人的一封信”。
　　许多当事人对周恩来这种在艰难中周密地保护民主人士的过程，有过详细的回忆：
　　——曾任张治中机要秘书的余湛邦回忆说：
　　“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抄家闹得很凶，当时张老在北戴河。周总理考虑到张老个性刚强，回北京碰上这种事情容易出问题，便马上通知统战部派一位负责同志到北戴河跟张老等打招呼，解释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这场“大革命”。这种做法实际是让张老这批人有思想准备。
　　我们8月底回京，刚到家红卫兵就来了。幸亏周总理已采取了保护措施——卫戍　区派了一个连队和一个营部驻在张老家附近。当时住在这一带的还有许多高级民主人　士。战士们身着便服，佩戴红袖章与前来的红卫兵周旋。
　　红卫兵先后到张家五次。第一次是来抄家，张老躺在沙发上不作声。第二次来抄家时，张老正好从医院回来，躺在靠椅上休息，红卫兵指着张老的鼻子质问：你是什么人，是什么历史？张老没有碰到过这种粗暴的事，因此很生气地从靠椅上颤抖着站起来说：我的历史你们可以去问毛主席和周总理！当时房间里的气氛十分紧张，但由于我们事前做了准备，让警卫员、服务员保护性地围在张老身边，他们没敢动手。
　　张老被抄家后，周总理在一次接见红卫兵的讲话中说：你们年轻人不知道，张治中三到延安。重庆谈判时，张治中先生亲自迎送毛主席，保证了主席的安全。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你们不要再去了。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6）

　　这实际是保张老过关。但是这些红卫兵由于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唆使，三番五次要揪张老。总理感到这样下去不行，必须采取措施，于是就让周荣鑫找了一位负责同志把张老送到301医院保护起来了。当时只允许我同他联系……
　　——程潜的夫人郭翼青回忆说：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和程老从湖南回到北京。……不久以后国务院来了一位同志要接程老走，他不报姓名，不讲工作单位，不允许家人相随。因为不认识这个人，外边又那么乱，我很害怕，就悄悄地让程老的司机去看看（司机常与程老外出活动，认识的人很多）。司机回来说是总理办公室的人，我们才稍放心。临出门时，那位同志又叮嘱程老将名字改一改，后来就用程老的小名。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将程老护送到301医院保护起来了。这个时期我们不能和程老见面，衣服、用品都是他们派人来取的。后来在电视中我们看到他和毛主席一起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知道他没有问题，才安下心来。程老在301医院住了三个月，在一次接见红卫兵时，他向主席提出要回家，主席同意了。程老回来后，总理还派了两名市公安局的同志住在家里，保护程老的安全……
　　——曾任西藏军区第一政委的任荣在回忆周恩来对阿沛·阿旺晋美的保护时，也有这样一段文字：
　　1966年9月27日，周恩来打电话到拉萨，指示说：中央明天派专机去拉萨，把阿沛·阿旺晋美夫妇接到北京，以便保护他们的安全。
　　阿沛夫妇被护送到北京后，周恩来亲自安排了阿沛夫妇的住宿和警卫工作。随即指示：为了阿沛儿女的安全，要动员他们来北京学习、工作。阿沛夫妇非常高兴，将儿女调到北京，有的上学，有的工作，都得到了健康的成长。
　　1968年8月，西藏在北京办学习班，筹备自治区革委会的成立。一天，周恩来对我说：你们要给群众做工作，让阿沛出来担任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要告诉大家，阿沛是个好人。他爱国，相信共产党。主要表现，一是1951年，他在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上签字，是立了功的；二是1956年，他陪同达赖喇嘛访问印度时，有人煽动要他和达赖喇嘛留居印度，他当即严词拒绝，而且力劝达赖一同回到了祖国；三是他始终相信共产党。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我们在做好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安排阿沛到学习班上直接同群众见面。由于阿沛对和平解放西藏的特殊功勋和对西藏人民的诚挚态度，所以得到了群众的欢迎和信任。
　　在此期间，周恩来十分关心阿沛同群众的见面情况，一天两次打电话询问。当周　恩来知道了群众的态度后，高兴地说：“阿沛是个好人，要信任他。”
　　后来，阿沛副委员长和夫人阿沛·才旦卓嘎深有感触地说：“‘文化大革命’中，如果没有总理的关怀和保护，我们的处境是不堪设想的。”阿沛副委员长还说：“总理对我的关怀不是一般的关怀，他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感激的人。”至今，在阿沛夫妇卧室的墙壁上仍然挂着周总理的大幅照片。
　　阿沛说的是实情。如果不坚决、周密地加以保护，那些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处境的确是不堪设想的。对他们，周恩来尽量采取了一些非常细致而有效的保护措施。
　　“文革”开始后，早已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自然免不了受到冲击的厄运。1966年8月下旬，中央民族学院的一些红卫兵强行冲进班禅在北京的住处，把班禅押到学院批斗。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自己的联络员会同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和解放军代表，到中央民族学院去制止红卫兵对班禅过火的批斗行为。
　　之后，周恩来向各派红卫兵组织做了很多的说服工作，才得以把班禅转移到北京卫戍区由解放军保护起来。周恩来指示卫戍区领导：“要好好保护班禅，绝对不允许红卫兵再把他弄走。你们要向中央负责，不能让班禅出事。”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7）

　　在卫戍区，班禅无论政治上、生活上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两个多月后，局势稍稍有了一些好转，周恩来这才指示卫戍区把班禅送回了寓所。
　　后来，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刁难，班禅被送进监狱。但周恩来仍想方设法保证他的生命安全。“九·一三”事件以后，周恩来还多次交代阿沛去看望班禅，并试图让班禅出来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班禅重新获得自由后，曾当着中外记者的面公正地说过这样一句感人肺腑的话：“我在监狱里没有死掉，主要是周恩来先生的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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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混乱中，面对林彪、“四人帮”的压力，为减少党在统一战线上的损失，周恩来付出了艰难的不懈的努力。正如他在对中央统战部的指示中所说的：对统战政策不要动摇，不要撒手不管；统战工作必须坚持下去。
　　在“文革”中，党的统战政策是最难坚持的政策之一，统战工作也是最难坚持的工作之一。为使这一政策和这一工作不至于崩溃，周恩来尽了极大努力。尽管艰难，这一政策和工作仍然顽强地坚持了下来。这种坚持，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有着重要的意义。仅在李宗仁身上，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1969年初，当李宗仁在直肠癌、肺气肿、肺炎等多种病魔的作用下心力衰竭时，他仍深深地惦记着毛泽东和周恩来。临终之前，他交代：把周总理拨给他的生活费送还给国家；把他珍藏多年且有几百年历史的外国名酒送给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