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涉外事件秘闻-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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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人民的鸦片政策。他还交待出，如何榨取东北的粮食和其他物资，以准备太平洋战争等等的内幕。
同时，古海忠之还沉痛地交待了他在中国的杀人事实。他1944年从东北各县征用了15000多名劳工，在兴安岭王爷庙修建军事工程，由于劳动力生活条件恶劣，在严寒中缺吃少穿，死掉了6000多人。又例如，为了准备对苏作战，修改流入兴凯湖的穆棱河河道，工人由于同样的原因致死的有1700人。
古海忠之在审判庭上，对起诉书上所列各项罪行一一供认不讳，四次低头，两次流泪。法庭叫他对溥仪的作证发言、陈述意见时，他深深鞠了一个躬，流着眼泪说：“证人所说的完全是事实。”
古海忠之在法庭宣判前，说了几句“最后陈述”的话，他说：
“在中国东北各地，没有一寸土地没留下惨无人道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暴行痕迹。帝国主义的罪行就是我的罪行。我深深认识到我是一个公然违反国际法和人道原则，对中国人民犯下了重大罪行的战争犯罪分子。我真心地向中国人民谢罪。”
武部六藏被苏联移交来华时，就有病，到抚顺不久，就瘫痪在床，一躺就是四年。战犯管理所派护理员焦桂兰来照顾武部六藏。由于武部六藏卧床不起，既要让他活下去，又要为他治病，于是就累坏了焦桂兰。
焦桂兰每天都要给武部六藏喂水、喂饭、喂药，要为他洗脸、刷牙、擦身、按摩、定时理发。致使武部六藏和正常人一样，没受过罪，却享受到无微不至的护理和关照。因而，武部六藏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几年来没生过褥疮，没生过其他大病，反而养得很精神。
然而，焦桂兰由于一心一意地照护武部六藏，而无法照顾自己的家，连自己在幼儿园的孩子，也不能准时去接。
焦桂兰的无私工作，深深地感动了武部六藏。
武部六藏回国的时候，焦桂兰一直把他送到停泊在天津港的船上，并亲自把他交给他的夫人武部鸽子。
当武部六藏向妻子讲述焦桂兰对他的照顾时，他紧握焦的手，嚎啕大哭。这时，武部鸽子也抱着焦放声痛哭。
1956年首批免予起诉的300余名日本战犯，被遣送经海路回国。他们在到达日本码头、下船时，立即向全日本国发表了一个联名的《告日本人民书》。告人民书写道：“我们既然认识了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我们就不再犯这样的错误。我们坚决反对侵略战争，坚决反对把人民驱向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那里去！”
这些日本战犯在中国获得了真理，并被唤起了良知。回日本后，他们都成了懂事、能干、善良的日本国民。他们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成了很起作用的骨干，都是很有威望的可信人，都成为社会上宣传“日中友好”的活跃分子。他们当中有个叫涿越正男的，为了纪念自己在中国战犯管理所的这段历史，他给自己的孩子取名，一个叫“真理子”，一个叫“友好”。
还有一位母亲，当听到被释放回来的儿子讲述十多年的在华生活后，她便问道：“北京在哪里？在哪个方向？”儿子告诉了她。她当即发现自己的褥垫放得不对头，不应把双脚朝着北京方向，便急忙把褥垫调了个头，把头朝着北京，她说：那里是真理与希望。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35）
溥仪等人和日本战犯之所以有这样突飞猛进的转变，除个人学习和自我改造外，还取决于如下两个因素：
其一，政府的宽宏大度的方针政策，在战俘、战犯的心灵里，引起了震荡。
1950年，政务院总理在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关于战俘供给标准报告上批示，将级及相当的文官应给小灶待遇；对校级及大致相等的、伪文职官员应给以中灶待遇；尉级人员大灶待遇。使他们吃好、学习好，以利于教育改造。同时，总理还交待对这批战犯，既要看紧管严，又要做到不打不骂，不侮辱人格，要尊重他们的民族习惯，注意从思想上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
1955年，中央东北处理战犯工作团和抚顺战犯管理所，遵照中央指示对这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理。审理后，他们又向国家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提出报告，建议对罪大恶极的70名日本战犯处以极刑。对此，中央明确批示：对日本战犯的处理，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处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限制在极少数；对犯有一般罪行的，可不予起诉。
毛泽东对这批日本战犯的处理，也曾幽默地说过这样的话：把这些人扣起来，给我们添麻烦、负担，要把这些人怎么样？教育一下回去吧！把这些人留下来干什么？还要供给他们吃好、过好！
抚顺战犯管理所遵照上述中央有关指示，对这批日本战犯和溥仪等人都做了很周到的安排，让他们吃得好，休息得好。为了使他们更有效地学习和改造，还请有关方面官员向他们作报告，讲讲学习、改造和人生观转变等问题；还组织他们进行各式各样的文体活动，以活跃他们的生活；还允许他们的亲人来抚顺探亲；并规定，凡是被关押时间已满五年以上者，如若战犯本人和妻子都愿意，可以允许同居；还规定他们到抚顺时的个人物品，包括珍贵物品等，都由管理所统一保管，俟他们离开抚顺时，均如数、不受损坏地还给他们一一带走。
以上这些方针和具体安排，使这批战犯深受教育，深为感动。
其二，是新中国的稳定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提高，对这批战犯、战俘的影响也不小。
我所知道的爱新觉罗·溥杰的异国婚恋
伪满洲国各大臣和将领在被引渡回国过程中，精神上是有些紧张、有些害怕。据某大臣事后说，当时他们也不知道中国共产党会怎么处理他们，是像对待地主那样，先批斗、后枪毙，还是被发配到边陲流放，心里都没有底。他们带着重重疑虑，从苏联火车下来后，就四处观察，走了一百多米的步行路程，并没有看出有什么异常，反而在心里增加了几分安全感。
我所知道的溥杰的异国婚恋（1）
关于溥仪等人被引渡回国的这段历史，特别是溥仪在引渡入境前后和火车上的表现和言论，知道的当事人极少极少。
全国政协一位老同志得知我是这段历史的当事人之一，曾向我提出要求，希望我尽快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写出来，向读者作个介绍，也是向历史作一个交待。这一要求，颇受有关人士的支持。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因工作关系，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的时候，和溥杰常常见面。我们经常议论这段引渡溥仪的历史。当时，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认为这段历史非写不可，一是为了历史的需要，二是我们的年龄已不年轻。写出这段引渡事件，也已经是一件事不宜迟的急案了。特别是在80年代，社会上有关皇上的宣传热，有些过头，有些失真。为此，我们很有必要，将溥仪这段被引渡回国的历史写出来，真实地向读者作个介绍，以免再以讹传讹。
1983年初，我奉调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这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因工作需要，决定在常委会中，设立四个职能委员会：外事、华侨、财经、科教文卫委员会。各委员会分别由副委员长兼任主任委员。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是耿飚副委员长兼任；委员有王炳南、宦乡、楚图南、程思远、符浩……
各委员会如不设立一个办事机构，就必然会成为一个不办具体事的空架子。这样的办事机构应该怎么成立？彭真同志在委员长会议上提出了个意见，他说，各委员会必须先设一个司级的办公室。办公室的人选，一时选不出来，可由你们的秘书，三至五人先成立一个办公室筹备小组，然后再物色人选正式组成。
根据彭真的意见，耿飚和王炳南（两人于20世纪60年代同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商量，由谁来牵头组成一个办公室的筹备小组。
王炳南当即向耿飚推荐我担任筹备组组长。耿也认识我，便爽快同意，并派他的秘书、大校衔现役军人任筹备组副组长，协助工作。就这样，我便开始了在全国人大的外事工作。
溥杰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他热心于参政、议政的工作，身体又好，每年召开一次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每隔两个月召开一次的常委会，他都出席不误。我因工作关系，在列席这次会议时，和溥杰常常碰面。
我和溥杰虽有接触，主要是利用开会休息时间，比较仓促。谈话内容，海阔天空。然而，我们所感兴趣的问题，并不是大小会议的议题，而是三十多年前溥仪、溥杰被引渡回国的往事。这些往事，我们一聊起来，就没完没了，谈个没完。溥杰的话风常被开会的时间所打断。
有一次，溥杰很有礼貌地对我说：“我很冒昧，不知你愿意不愿意到我家去坐坐，可在我家聊聊天，喝一杯我家的清茶，也可以使我们的谈话不受干扰。“我很高兴接受溥杰的提议，我立即表示，允我找一个双方都方便的时间，登门拜访。
溥杰家住护国寺附近的一个小胡同里，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小四合院房子。这所四合院房子是溥杰的父亲载澧卖掉淳王府（现卫生部机关大院）后，为子女买的几所小的四合院，这所是分给溥杰的。溥杰被引渡并被特赦后，人民政府又将这所四合院发还给了他。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溥杰引我走进这宅院时，对我说：“这所宅子很老，有年头了。我回北京之后，有关部门又把这所宅子分给了我。这宅子经过一次翻修和粉刷，房子很亮堂，院子也显得宽敞，很实用，独门独院。我也很满意。”
溥杰其人、末代皇室八千岁，为人老实，处事谨慎，对自己的要求也极为严格。虽然他的妻子是出身皇室的日本人，但他们对居住条件，没有什么特别要求。
说句公道话，溥杰所住的这个四合院，和城里一些王府大院相比，已经十分逊色了。然而溥杰却十分满意，颇为知足。我当时，在溥杰面前，只能说了声，这小院不错。接着，我便随他参观了一下这个小宅院。
这个精致的小四合院从布局到装潢还蛮到位。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来说，也应该真是一座很不错的宅院了。十多间青砖砌成的老式瓦房，配上鲜红的立柱，搭上奇特的拱脊和有规则的正檐，真可谓古色古香，绚丽夺目。正房和西厢房环绕着一个不大的庭院。院内栽有梧桐和丁香；靠西边还有一个鲜艳多姿的花坛。花坛里，有许多奇花异草，有菊花，有海棠，也有球状和掌状的仙人掌，显得小小庭院美丽温馨，幽静典雅。
推开正房中间的绿门，就出现一间客厅。这个客厅窄而偏长，像个小火柴盒。人们通常把纽约联合国大厦的外形比作成一个大火柴盒。而溥杰的这个小客厅，长方不足12平方米，令人不能不比作一个小小的火柴盒。
客厅北墙摆有一套沙发，再加上一个茶几，就已把客厅面积占去了三分之二。茶几前面只有一米宽的剩余，可供行走。北面墙上没有任何装饰，一派粉白。东西两墙的旁门，可通卧室。东门旁边有个立式小柜。小柜上面摆有几个小装饰品。我坐在沙发上环绕四周一看，在脑子里留下一个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