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涉外事件秘闻-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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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小边城，在解放前曾备受摧残，元气早就大伤。几代人留下的古老建筑，已是破烂不堪。特别是绥芬河火车站的破烂景象，实在令人感叹。与其说是个火车站，还不如说是个车马驿站。由于过往人少，火车站显得冷冷清清。
7月18日凌晨4时50分，绥芬河和往常一样，浓雾弥天。在这一片寂静的火车站台上，站立了几个人，为首的是奉命接收溥仪等战俘的外交部代表——东北外事局局长陆曦。陪同人员有我和东北公安部门的几位同志。陆对在场的几个人说“按照中苏双方达成的协议，战俘分两批移交。今天是第一批，是日本战俘。等苏联火车到达时，请公安部石屏处长等同志上前和苏方取得联系。苏方已表示过，只要石屏和他们接上头，就开始将971名日本战俘，按名册顺序，由我公安人员带领转乘上我们的火车。一切移交的正式手续等事宜，决定在第二批战俘、包括溥仪等人运到时再办。”
陆曦把工作安排妥当之后，指针已到5时整，只听东方远处有火车进站声。仔细一看，一列火车像个庞然大物冲开浓雾，慢慢地行驶到苏式宽轨的顶端停了下来。
苏中双方移交这批日本战俘手续比较单一，也比较顺利。
命令发出后，这些日本战俘按车厢顺序，从苏联的宽轨闷罐车单行下车，规规矩矩，不吭一声，秩序井然，经过约二百米的步行，再上中国的闷罐车。
我公安人员对下车上车的日本战俘严格把关，逐个点名，清点清楚。
战俘的移交场面极为严肃，似乎在召开受降大会。受降会没有仪式、没有讲话。车站内外，一片寂静。野蛮的日本侵华军，都成了丧家之犬，早日那些凶残的嘴脸消失殆尽，乖乖地听从我公安人员的指挥，鱼贯而行。
在这默默移交过程中，根据战俘的不同表情神色状态可分成三种不同类型。
第一种是日本士兵，他们仍然是日军装束，身背挎包，头戴鸭舌军帽，脚踏高帮翻毛皮鞋。当我公安人员点名时，他们仍然维持着素有的军风，“哈伊”的一声，跳下车来。登车时，他们仍然是规规矩矩地排行有序，目不斜视。至于这批战俘心里在想什么？是惧是喜？是悔是恨？是随大流听天由命，还是任受宰割、破罐子破摔呢？谁也猜不透。但是，只有一条可以肯定，他们不想反抗，也无力反抗。不排除他们都抱有这样一个希望，能获得中国共产党的宽恕，早日放他们回国。因此，我们可以断言，这些战俘在移交过程中，不会闹什么事。
第二种是地位较高的军官，他们还是那样趾高气扬、傲气十足。在移交转车的过程中，还摆出不可一世的架势，对周围的一切不屑一顾，走起路来，还是那副装模作样的德性。实在令人恶心。当时，如果有老百姓在场，早就会有人跑上去，踢他们几脚。
第三种是伤病员。病号有轻、有重，但他们都硬挺着，毫无例外地按着指令下车上车，不敢吭声。看得出，这些病号在不同程度上，都渴望得到较好的治疗，以期早日康复回国。这些伤病员下上车的时候，还出现了彼此互相支撑、互相搀扶的现象。他们这种互相帮助、互相不弃的表现，不能不令人佩服。
经我公安人员清点，苏方移交的日本战俘，比原定的人数少了两人。
按中央通知，我们应接收日本战俘971人，而苏方实际移交的人数只有969人。经询问，苏方代表解释说：名单中有一名日本战俘因病医治无效，已经死亡；另一名重病垂危，已不能上车，故不能如数移交。
最后，我们只接收了969名日本战俘和他们的有关审讯材料。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3）
8月3日，第二批战俘与溥仪等人入境。
这天凌晨，百姓还在沉睡，浓雾依旧笼罩山城，边境一片寂静。陆曦和我从早上5时就走出招待所，打算到火车站去，检查一下移交战俘任务的准备工作。
当时的绥芬河，既没有小汽车，也没有公共汽车。我们只能靠自己的两条腿，直奔火车站。其实，此城只有一条贯穿全城的大街，没有几里长，一个小时，即可走个来回。我们两人只顾走路，谁也不愿打破凌晨的安静，没说一句话，就走到了火车站。火车站旁有一家俄罗斯餐馆，我们走过去看看在那里与苏方代表会晤是否合适。
这家餐馆是十月革命时，流亡到此的俄罗斯后裔开的。这些年，由于苏联来的旅客早已绝迹，到餐馆就餐的人不多，再加上经营不善，一个古色古香的俄国大菜馆，早已变得面貌皆非。与其说是个大菜馆，还不如说是仅卖“格瓦斯”饮料的杂货铺。就餐馆的内外设置来看，在这里组织对外活动，还算是比较体面。我们与餐馆老板商量，责成他将餐馆大厅布置一下，摆上一个长条桌，放上几把椅子和茶杯，做好接待东方来客的准备。
东方略微发亮，浓雾开始疏散，我们沿着铁路徒步走了二三百米，对周边环境进行了一番观察，在这样一个旷野式的火车站，几里方圆之内看不到外人。战俘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几个地方部队战士和我公安部人员都已奉命上岗。石屏等同志也都到了指挥现场。
6时整，一列苏联宽轨客车缓缓开入车站。
不多时，从车上下来两个苏联军官，向我们走来。
当两位军官走近时，陆曦走上前去，伸出手来表示欢迎。
为首的军官自我介绍说：“我奉苏联最高苏维埃之命，押送伪满洲国皇帝等战俘前来报到，我是苏联管理总局代表中校科富托夫，这位是我的助手上尉阿斯尼。”陆曦用流利的俄语说：“我奉我国总理兼外长的指派来和中校同志办理接收这批战俘的手续，我是东北人民政府外事局局长陆曦，和我一同来执行这一任务的，有外事局干部程远行。”
接着，中校科富托夫热情地对陆曦说：“陆曦同志，很高兴认识你。我是军人，不善外交，只知道忠实地执行上级命令。今天我押送的这批为数不多的战俘到中国来，有机会和外交部的代表相识，很高兴。”接着他又说，“好吧！苏中是兄弟邻邦。我们不必拘于礼节，请问，我们在什么地方会谈？”
陆曦说：“绥芬河是个边防小城，没有合适的地方接待两位同志，也没有合适的地方进行会谈。为了急需，我们打算请你们到火车站外的一家俄罗斯餐馆，那里已经摆好了桌椅，可以坐下来会谈……”
科富托夫一听是俄罗斯餐馆，立即很敏感地问：“俄国餐馆是不是逃避十月革命到中国来的俄国贵族及其后代开的？”陆曦回答说：“是的，这里有不少俄罗斯人。”
科富托夫稍停片刻后，礼貌地婉拒说：“很感谢陆曦同志的盛情。我们的移交任务很简单。考虑到我方来的人少，除我们两人外，还有几名列车员，因此，我们两人不宜离开列车太远。同时，我们完成这项任务的时间安排得很紧张。苏联管理总局命令我们，把俘虏押送到绥芬河，将战俘向陆曦同志移交清楚，并办理好移交手续，然后立即返回苏联，向管理总局复命。因此，我提议请陆曦同志和你的助手，到我们的列车车厢去会谈和办手续。
“我们这列车厢虽然不大，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过重大作用。朱可夫元帅就在这节车厢里指挥过重大战役。你们也可以到我们这节车厢去参观参观。你看如何？”
“好！”陆曦点点头。站在一旁的我佩服科富托夫中校办事如此爽快利落，如此严肃认真。
“达成协议，我们就一起走吧！”说罢，中校陪陆曦在前，我和苏联上尉在后，穿过四条铁轨，走向苏联车厢。
车门一开，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约二十多平米的公务车房间。这个公务车房间布置得清爽雅致。
我们四人走进办公车厢落座。中校说：“苏中是友好邻邦，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两国之间没有办不成的事。”与此同时，他顺手拿出了自己的护照和委任书，示意请陆曦审阅；陆曦随即也出示了周恩来签署的委任书，并向中校用俄文翻译了一遍。中校听后，表示，“我们现在正式工作吧！我们谁先讲？”陆曦说：“客随主便，请主人先讲。”
中校也没推辞，开门见山地讲到正题：“1945年8月，苏联红军解决了西部战场之后，向日本宣战，仅用了四五天的时间，就打败了日本，控制了伪满洲国首都长春。
“当苏联红军打入长春时，溥仪、溥杰等伪满洲国各大臣都携带家眷和自己的财宝，逃离了长春。
“据悉，溥仪、溥杰等人躲在通化临江县，准备换乘大飞机去日本。我们认为这信息已说明，溥仪等人是死心塌地地投靠日本，想和日本侵略集团共命运。于是，我们用电报通知溥仪等少数人，立即到通化市乘小飞机，飞到沈阳再换乘大飞机离开沈阳。当溥仪一到沈阳，我军就把他们控制起来了。
“当时，刚刚光复的东北人民还没有自己的政权。在这情况下，为了便于管理和关押溥仪等战俘，我们遵照苏联最高苏维埃命令，将溥仪等人押送到苏联远东边境城市，先看管起来，以后再说。就这样，他们在苏联一呆，就是五年。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4）
“在这五年当中，溥仪曾被押送到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去作证，证明日本侵华战犯的罪行。溥仪在东京军事法庭的表现和作用，在他的个人资料中，都有详细记载。
“今天移交的58个人，年龄参差不齐，多数都属老年，都是些手不能扶犁、脑子不够用的皇宫贵族。说老实话，他们都是些历史垃圾，一群废物。他们和日本战俘不同，既不会劳动，也不能劳动，只知道吃喝玩乐，只知道享受。这些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格格不入的。要按我个人的想法，早就把溥仪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去，让他们在那里自消自灭，让他们找沙皇去寻欢作乐吧！但苏联最高苏维埃不这样做，而是把他们养了起来。
“就这样，溥仪、溥杰等人在苏联过了五年的社会主义生活，住的是大旅馆，吃的是俄式大餐。另外，溥仪和各大臣每月还可领到30卢布的津贴；校官可领15卢布；尉官可领10卢布，以资零用。其实，他们每人都有不少金银珠宝。
“这58人在苏联期间，虽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但他们的思想都是很复杂的。例如，溥仪原计划逃亡日本。当被我们俘虏后，他又想留在苏联。其实，他也不是不知道，苏联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因此，他是否真心想留在苏联？天知道。说穿了，溥仪等人是想逃脱自己的罪责，才是真的。我们的态度非常明确，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这些俘虏一个也没放走，一个也不留下。
“另外，溥仪还有一小箱珠宝。我们已将它登记成册，等战俘移交手续办完后，我们将这些珠宝一一点清，交给你们。请陆曦同志指派专人接收。
“以上是我向中国代表要说的一些情况，如有什么问题，请陆曦同志提出来。
“最后我再补充一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意味着一个新生的、有生命力的主权国家诞生了。这将在东方、乃至全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