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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

世界五千年--影响人类历史200件大事0005-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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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五千年 

——影响人类历史200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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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迁写 《史记》 



     我国有五千年的文明传统,记载着光辉灿烂中华文化的历史典籍多如牛 

毛,其中最主要的最有系统性的是“二十四史”;而在二十四史之中,最优 

秀的一部史书当数司马迁写的《史记》。司马迁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伟大的史 

学家、文学家。他的《史记》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一部划时代的宏篇巨著。它 

是我国第一部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我们华夏族的祖先之一写起,一直 

写到汉朝汉武帝元狩元年 (即公元前122年),并且《史记》还吸收了过去 

史书的许多特点,开创了我国历史著作中的经传体例。这部伟大的著作至今 

仍成为人们首推的史书之一,司马迁也成为人们所推崇的历史伟人。 

     司马迁,字子长,是我国西汉时期夏阳人,夏阳在今天陕西省韩城县南。 

他父亲司马谈是一位历史学家,在朝廷中担任太史令的官职,负责编修前朝 

与当朝的史书。司马谈希望儿子能够继承自己的事业,所以从小就对司马迁 

进行十分严格的培养。司马迁10岁的时候,就诵读《左传》、《国语》、《尚 

书》等古代流传下来的历史书,在历史和文学两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与汉武帝在位的时间基本上相始终。当时,汉朝的经 

济发展,政权巩固,学术文化繁荣,国势强盛,疆域辽阔,涌现了大批出类 

拔萃的人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作为一种为一定阶级的政治斗争服务 

的意识形态,在当时就需要有一部贯通古今、综合百家之说的史书,而且当 

时对先秦古籍的搜求和保藏,又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为编写这样的 

史书提供了可能。 

     司马迁读书,遇到疑难问题,总要反复思考,寻根究底。他也喜欢寻访 

名胜古迹。从20岁那年起,司马迁到全国各地去游历。往南,他到过长江流 

域和淮河流域,最远到过会稽 (今浙江省绍兴市)。据说夏禹曾在会稽召开 

过各部落的酋长大会,在会稽留有禹穴的古迹。司马迁特地到禹穴进行了实 

际考察。他还爬上了今天湖南省境内的九嶷山,眺望了三湘的秀丽景色,并 

且还在沅水和湘水中泛舟,饱览了水光山色。往北,司马迁渡过汶水、泗水, 

到过春秋战国时代齐国、鲁国的首都,实地考察了孔子、孟子当年给学生讲 

学练武的遗迹。每到一地,凡是古代历史记载或传说中出名的地方,司马迁 

都要亲自去考察游览,访问当地的老年人。他听说战国时代秦国蜀郡太守李 

冰修建了都江堰,能防洪和灌溉,就特地跑到四川,爬上岷山眺望,到都江 

堰的离堆上去踏勘。他听说秦始皇灭亡魏国的时候,曾经引黄河水去淹魏国 

首都大梁城,就特地跑到大梁,观察了城墙上当年被水淹过的痕迹,向老年 

人询问水淹大梁的惨状。他听说屈原怀才不遇,自沉汩罗江而死,就特地跑 

到长沙,在汩罗江畔凭吊了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这样广泛的游历,实地的 

考查,虚心地访求,使他广泛地接触了各阶层的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在民 

间收集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和传说,了解和熟悉了许多古代遗迹如战场的 

地理环境,大大丰富了他在各方面的知识。并且,祖国的大好河山,无数优 

秀前人的业绩,开阔了他的胸怀,陶冶了他的情操,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 

     漫游回来不久,他就应朝廷之召,做了个郎中令的小官,郎中是为皇帝 

当差的宫廷官员,职务虽然不高,却可以经常与皇帝接触,了解最高统治者 

的日常活动。司马迁在这个职位上一干就是二十余年,很得汉武帝的宠信。 

这一段生活经历使得司马迁有机会直接了解皇帝、大臣及其亲信的大量内部 

材料,为他将来创作史书准备了许多原始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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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迁36岁那年,父亲司马谈因病去世。父亲生前正在着手编写一部历 

史书,刚收集了一些材料,写了几篇,没有写完。临死以前,父亲拉着儿子 

的手再三嘱咐说:“汉朝兴起以后,海内又统一了,上面有贤明的君主,下 

面有众多的忠臣义士。他们的事迹都很丰富感人,我们做太史今的,如果不 

能把他们的业绩记载下来,就算失职。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 

把书写完。” 

     两年之后,司马迁接替父亲的官职,出任太史令;他牢记父亲临终前的 

嘱托,上任尹始,就开始准备编写司马谈未完成的历史书。 

     当时,西汉皇家图书的收藏已经非常丰富,他做了“太史令”,就可以 

利用职务上的有利条件有机会读到外面所看不到的重要书籍和资料,通过艰 

苦的劳动,他对这些数量庞杂的材料进行了一定整理、考证,着手 《史记》 

的准备工作。 

     可是,在司马迁48岁那年,一件不幸的事情突然降临到了他的身上。司 

马迁有个老朋友,名叫李陵,被派去征讨匈奴。由于孤军深入,粮尽援绝, 

被匈奴包围俘虏了。尽管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也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杀 

了五六千名匈奴骑兵,但是匈奴兵越来越多,汉军寡不敌众,后面又没救兵, 

最后只剩了四百多汉兵突围出来。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 

     李陵变节投降的消息传来之后,朝廷上下一片震惊,汉武帝更是气得暴 

跳如雷,他下令将李陵的母亲以及妻子儿女一起抓来投进监狱,并将李陵的 

罪行公诸于众,召集大臣,让大家讨论应如何惩治李陵的罪行。 

     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 

听听他的意见。 

     司马迁跟李陵认识了多年,而且两家是世交,关系很好,对李陵也比较 

了解。他说:“李陵平时对母亲孝顺,对朋友讲信义,对人礼让、谦恭,自 

守贞操,能急国家之所急,人才难得,而且,李陵带去的兵不到五千人,他 

不顾个人安危,勇敢进攻,深入到匈奴军队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他虽 

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 

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汉武帝听了这话,勃然大怒,认为司马迁是在为投降敌人的李陵辩护, 

是与李陵一样不忠于朝廷的罪人,应该从重治罪。武帝把袖子一甩,命令武 

士抓起司马迁,将他交给廷尉审问。 

     廷尉不敢违抗武帝的旨意,加紧审问司马迁。后来案子落到著名的酷吏 

杜周手里,司马迁受到的折磨就更加严重了。 

     不久,有人报告汉武帝说李陵亲自带兵攻打汉朝,武帝信以为真,非常 

气愤,马上下令将李陵的母亲及妻子儿女一律处死;司马迁也被牵连判处死 

刑。 

     按照当时的刑律规定,被判死刑的人有两种减免办法,一种是用钱来赎 

罪,向国家交纳五十万钱,可以免人一死;另一种是用宫刑代替死刑,宫刑 

又叫腐刑,是割去男子的生殖器的一种极端残酷的肉刑。当时许多人宁愿一 

死也不愿受宫刑。面对悲惨的命运,司马迁想到了死;但是,父亲未完成的 

史书还等着他去完成。终于,司马迁为了事业选择了苟且偷生这条路,接受 

了宫刑的惩罚。他决心要坚强地活下去,把那部历史书写完,以了结父亲与 

自己多年的心愿。他以史书上记载的许多坚强不屈的人为榜样,决心向命运 

挑战。他想,从前周文王被关在羑里,写了一部 《周易》;孔子周游列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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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被困在陈蔡,后来编了一部《春秋》;屈原遭到放逐,写了《离骚》; 

左丘明眼睛瞎了,写了 《国语》;孙膑被剜掉膝盖骨,写了《兵法》。还有 

 《诗经》三百篇,大都是古人在心情忧愤的情况下写的。这些著名的著作, 

都是作者心里有郁闷,或者理想行不通的时候,才写出来的。我为什么不利 

用这个时候把这部史书写好呢? 

     于是,他把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太始二年 (公元前 

95年)为止的这段时期的历史,编写成130篇、52万字的巨大著作《史记》。 

     这部书凝聚了司马迁的全部心血,是一部体系完整,内容丰富的史书, 

其中包括本纪十二篇,用来记载自黄帝到汉武帝历代帝王的事迹;表十篇, 

用列表的方法记载大事和重要人物,补充本纪;书八篇,记载重要的典章制 

度、天文现象、政治设施和社会经济生活;世家三十篇,记载诸侯王和孔子、 

陈胜等特殊重要人物的事迹;列传七十篇,记载重要人物、少数民族和邻国 

的历史。其中最重要的是本纪和列传,“列传”是在《史记》中所占比例最 

重的部分,是对历代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文学家、医学家、重 

要官吏、游侠、刺客等人物所作的传记,还包括了我国古代国内外少数民族 

的历史。因此后人称它为纪传体史书。自从《史记》首创了这种纪传体以后, 

中国历代的正史,即通常所说的二十四史,基本上都是以《史记》作榜样, 

采用纪传体这种形式来写的。 《史记》中的“本纪”,“世家”、“表”、 

 “书”、“列传”之间互相紧密纵横地联系,而不是彼此孤立,其中的“纪”、 

 “传”更像构成全书的经纬线一样编织起来一部系统、周详的“珍品”。正 

因为这种经纬的有机结合,所以能够分别安排组织,用司马迁的话就是“把 

天下散失的历史传闻收集起来,并且上下前后贯通,拾遗补阙,弥补六艺的 

缺漏,取舍有关六经的多种不同著述,统一归纳百家杂语,而成一家之言”。 

写出这一空前著作,奠定了封建时代作史的基本格式,这一点,是司马迁对 

中国文化最伟大的贡献。后人称《史记》是史学家著书的“终极规范”。在 

西汉以后陆续写成的二十三部史书中,都无一例外地继承了司马迁创造的 

 “纪”、“传”的体例。《史记》是二十四史的开山祖师;至于那些正史之 

外的多如牛毛的纪传体野史、别史,实际上也都继承了《史记》的伟大体例。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肃认真,他对他所收集、掌握的大量资料并 

非原封不动地加以照搬,而是对所写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经过大量的调 

查研究,并且对照补充他从实际考察所得到的材料。所以,经过司马迁的创 

造性劳动,就远比那些原始资料完整得多,系统得多,也可靠得多了。 

     无论是对书面材料,还是对亲自调查得来的第一手材料,司马迁都要进 

行认真地分析、鉴别。如对传说中的“五帝”的世系,就曾经将书面材料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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