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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

正说宋朝十八帝-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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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弥远在废立过程中的毒辣手段,杨氏家族对此不能不作出选择,不久,杨石就向杨太后陈说厉害,劝其撤帘。杨太后听从了,于宝庆元年四月七日宣布撤帘,距她开始垂帘仅过了七个月。
  随着杨太后的撤帘,政治舞台上的“后权”也告消失,其格局演变为君权与相权的对峙。理宗虽然在太后撤帘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不错的政治手腕,但面对老辣的史弥远,他的算计顶多只能是小儿科而已。理宗18岁才被史弥远带到京城,在朝中毫无根基,没有任何政治势力与威望。其得以登上帝位,全靠史弥远扶植。理宗很清楚,要想巩固来得名不正言不顺的帝位,必须要有史弥远的支持。皇子赵竑的遭遇,更使理宗亲眼目睹了史弥远翻云覆雨的手段。基于这种考虑,理宗很快就将政事完全交给史弥远处理,自己则韬光养晦,心甘情愿地过起了碌碌无为的日子。从这一点来看,理宗确实比皇子赵竑要富于心机,也更懂得权力斗争中的生存策略。
  宝庆、绍定年间,史弥远把持朝政,独断专行,他的党羽几乎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要职位。尽管史弥远权势熏天,仍然不断有忠义之士不畏权势,上书指斥其专权擅政。理宗意识到,自己与史弥远是拴在一条绳上的两只蚂蚱,已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否定史弥远就等于否定自己继位的合法性。因此他一直对史弥远优容袒护,褒宠有加。绍定六年(1233)十月,史弥远病重不治,理宗封其为卫王,谥忠献。理宗公开宣布“姑置卫王事”,即将史弥远的事情搁置起来,禁止臣僚攻击史弥远的过失。这样,在史弥远的挟持下,理宗度过了默默无为的10年。
  史弥远死后,理宗终于得以“赫然独断”,一展胸中抱负。绍定六年(1233)十一月,理宗宣布明年改元为端平。从端平元年(1234)到淳祐十二年(1252)的近20年间,理宗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称“端平更化”。
  理宗虽仍对史弥远曲加维护,但却毫不留情地剪除其党羽。史弥远的得力助手“三凶”首先被贬斥出朝。“三凶”指台谏官梁成大、莫泽、李知孝三人,他们禀承史弥远风旨,不遗余力地攻击政敌,凡是违背史弥远意愿的朝廷内外官员,都在他们弹劾下纷纷落马。端平元年六月,理宗将三人流放,追夺官爵。其他史弥远的亲信党羽,也纷纷被贬。
  罢斥史党的同时,理宗任用了一批贤良之士,深孚众望的真德秀、魏了翁被请回朝廷任职。吸取史弥远专权的教训,理宗在选择宰相时非常谨慎。《宋史·宰辅年表》记载,理宗在更化期间任用过37名宰执,大多皆一时之选。在这些人的主持之下,这一时期的朝政也较为稳定。台谏官本是朝廷耳目,史弥远专权期间,却沦为他攻击政敌的工具,至此,理宗重新将选拔台谏官的权力收归皇帝。这一时期理宗任用的台谏官,也大多立论忠直,颇能胜任其职。
  纵观理宗更化期间的用人,大多皆贤良称职,一时朝堂之上,人才济济,政风为之一变。因此,时人将“端平更化”称为“小元祐”。不过,“端平更化”虽然声势很大,但并没有改变南宋走向衰落的趋势。虽然网罗了不少贤良之士,但他们“所请之事无一施行”,朝令夕改,最终无所建树。澄清吏治、整顿财政的各项措施也大多就事论事,治标不治本。因此,相对它的具体实效,“端平更化”更多体现出的是理宗欲求有所作为的一种态度。
  端平入洛:收复故都梦想的破灭
  理宗在对内推行新举措进行“更化”的同时,对外政策也有了诸多变化。南宋中后期,蒙古在北方地区迅速崛起,成为继辽、西夏、金之后又一对宋朝构成巨大威胁的少数民族政权。面对急剧变化的局势,宋朝内部就对外政策产生了争议。一些人出于仇视金朝的情绪,主张联蒙灭金,恢复中原;另一部分人则相对理性,援引当年联金灭辽的教训,强调唇亡齿寒的道理,希望以金为藩屏,蒙古军士图
  不能重蹈覆辙。无休止的争论使宋朝在这两种意见之间摇摆不定,既不联金抗蒙,也未联蒙灭金。然而,随着蒙古与金朝之间战事的推进,金朝败局已定的情况下,理宗最终还是作出了决策。
  绍定五年(1232)十二月,蒙古遣王檝(jí)来到京湖,商议宋蒙合作,夹击金朝。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上报中央,当朝大臣大多表示赞同,认为此举可以报靖康之仇,只有赵范不同意,主张应借鉴徽宗海上之盟的教训。一直胸怀中兴大志的理宗把这看作是建不朽功业的天赐良机,让史嵩之遣使答应了蒙古的要求。蒙古则答应灭金以后,将河南归还给宋朝,但双方并没有就河南的归属达成书面协议,只是口头约定,这为后来留下了巨大的后患。
  金哀宗得知宋蒙达成了联合协议,也派使者前来争取南宋的支持,竭力陈述唇齿相依的道理,说:“大元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所以为我者,亦为彼也。”意思是支援金朝实际上也是帮助宋朝自己保家卫国。理宗拒绝了金哀宗的请求。
  理宗任命史嵩之为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阳府,主持灭金事宜。绍定六年,宋军出兵攻占邓州等地,于马蹬山大破金军武仙所部,又攻克唐州,切断了金哀宗逃跑的退路。十月,史嵩之命京湖兵马钤辖孟珙统兵二万,与蒙军联合围攻蔡州。端平元年正月,蔡州城被攻破,金哀宗自缢而死,金国灭亡。
  蔡州城破后,孟珙在废墟中找到金哀宗遗骨,带回临安。南宋沉浸在报仇雪恨的狂喜之中。理宗将金哀宗的遗骨奉于太庙,告慰徽、钦二帝在天之灵。自北宋被金朝灭亡的一个世纪以来,回到故都汴京成为南宋臣民梦寐以求的理想。宗泽、岳飞的抗金活动和开禧北伐等都是对这种理想的实践。但面对强大的金朝,回到故都看起来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金朝的灭亡,使理宗君臣似乎看到了把理想变为现实的绝好机会。
  宋蒙联手灭金时,并未就灭金后河南的归属作出明确规定。金亡以后,蒙军北撤,河南空虚。以赵范、赵葵兄弟为代表的一些人欲乘机抚定中原,提出据关(潼关)、守河(黄河)、收复三京(西京洛阳、东京开封、南京归德)的建议。而大部分朝臣对此都持反对态度,认为此时并非出兵的时机,南宋目前的力量还不足以与蒙古为敌。刚刚摆脱史弥远控制而得以“赫然独断”的理宗,面对此种“大好时机”,屡屡发出“中原好机会”的感叹。收复故土、建立盖世功业的念头最终促使他作出了出兵中原的决定。他罢免了反对出师的吴渊、吴潜和京湖制置使史嵩之。端平元年五月,理宗任命赵葵为主帅,全子才为先锋,赵范节制江淮军马以为策应,正式下诏出兵河南。
  六月十二日,宋军进军河南。全子才收复南京归德府。随后向开封进发,开封蒙军都尉李伯渊、李琦、李贱奴长期遭受主将崔立的侮辱,此时三人杀掉崔立,献城投降。七月五日,宋军进驻开封。经历了战火的开封此时已是一片废墟,宋军收复的只是一座空城,但毕竟他们还是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的理想,圆了“靖康之难”以来无数志士仁人的梦。
  全子才占领开封后,后方没有及时运来粮草,以至全子才无法继续进军,贻误了战机。半个月后,赵葵又兵分两路,在粮饷不继的情况下继续向洛阳进军。宋军到达洛阳,遭到蒙军伏击,损失惨重,狼狈撤回。留守东京的赵葵、全子才看到战机已失,加上粮饷不继,率军南归。其他地区的宋军也全线败退,理宗君臣恢复故土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
  嘉熙题刻(四川洪雅县石刻,文为“西蜀不幸,连年被鞑贼所扰”,反映了蒙古侵扰四川的史实。刻于嘉熙二年[1238]。)
  “端平入洛”的失败,使南宋损失惨重,数万精兵死于战火,投入的大量物资付诸流水,南宋国力受到严重的削弱。更重要的是,“端平入洛”使蒙古找到了进攻南宋的借口,蒙古由此开始了攻宋战争。朝野上下对于出兵河南的失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议论纷纷,而对这种局面,理宗也不得不下罪己诏,检讨自己的过失,以安定人心。
  荒殆晚年:阎马丁当,国势将亡
  “端平入洛”之后,理宗已是一个50多岁的老人,宋军的惨败令他痛心疾首,此后的连年战争更使他疲于应付,他逐渐丧失了当初勤政图治的锐气,怠于政事,沉迷于声色犬马,朝廷和后宫也出现了一批窃威弄权之徒,朝政大坏。
  阎妃是理宗晚年最宠爱的妃子。淳祐九年(1240)九月,理宗封阎氏为贵妃。理宗对阎妃赏赐无度,动用国库为其修功德寺,比自家祖宗的功德寺还要富丽堂皇,时人称之为“赛灵隐寺”。阎妃在理宗的宠爱下,骄横专恣,干权乱政。
  鉴于唐代严重的宦祸,宋代对此防范很严,“宦官不得干政”已成为宋代的一项祖宗家法。但理宗后期,追求享乐,昏庸嗜欲,宦官弄权也随之而起。董宋臣是理宗的贴身内侍,善逢迎,很得理宗的欢心。理宗去禁苑赏荷花,苦于没有凉亭遮日,董宋臣揣摩上意,一天之内就修建了一座凉亭,理宗十分高兴。冬天,理宗又去赏梅,董宋臣已事先在梅园建造一座亭子,理宗责备他劳民伤财,董宋臣说不过是把荷亭移到这里,理宗又大赞他办事得体。理宗晚年好女色,三宫六院已满足不了他的私欲,董宋臣引临安名妓唐安安入宫淫乐。起居郎牟子才上书劝诫理宗:“此举坏了陛下三十年自修之操!”理宗却让人转告牟子才不得告知他人,以免有损皇帝的形象。姚勉以唐玄宗、杨贵妃、高力士为例劝诫理宗,理宗竟然恬不知耻地回答:“朕虽不德,未如明皇之甚也。”在理宗看来,自己虽然“不德”,但与唐明皇相比还是有相当差距的,然而这种差距也无非是在五十步与百步之间罢了。董宋臣在理宗的宠信下,勾结宰相丁大全,恃宠弄权,不可一世,人们把他称为“董阎罗”。宋人记载当时宦官专权的情况,说:“一时声焰,真足动摇山岳,回天而驻日也。”
  丁大全长像“蓝色鬼貌”,为人“奸回险狡,狠毒贪残”,时人称之为“丁蓝鬼”。他娶了一位外戚的婢女,以此来攀附高层权要。后来又靠逢迎阎贵妃、宦官卢允昇、董宋臣等人,逐渐身居要职,升任侍御史兼侍讲。丁大全本人寡廉鲜耻,贪财好色,他为儿子聘妇,见儿媳长相标致,竟夺为己妻,为世人所不耻。当时宰相董槐为人刚正不阿,丁大全希望巴结董槐以取高位,为董槐拒绝,丁大全由是日夜谋划报复董槐。宝祐四年(1256),理宗下诏罢免董槐,丁大全恰好也于此时上章弹劾董槐,于是他没等罢免诏书下达,就在半夜率士兵百人持刀包围董槐家,恐吓董槐要把他送交大理寺审讯,随后将董胁迫至临安城外,弃之而去。丁大全驱逐宰相的举动使得朝野上下一片哗然,太学生陈宗等六人上书揭露丁大全之奸,时人誉之为“六君子”。丁大全反过来指使台谏官翁应弼、吴衍弹劾六人,最后将六人开除学籍,流放边州,同时禁止三学(太学、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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