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西孤儿院纪事:回忆右派农场-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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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显惠，1946年出生于兰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天津。 1965年由兰州二中上山下乡赴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安西县小宛农场。1971年入甘肃师范大学数学系读书。1975年在甘肃省农垦局酒泉农垦中学做教师。1981年调往河北省大清河盐场工作。1988年入天津作家协会专职写作至今。
尽管多为当事人的采访纪录，写法也多为聊斋式的笔记体，语言也控制得近乎无血无肉无情感的瘦骨嶙峋，但同此前的《夹边沟纪事》一书一样，杨显惠仍将他的新书《定西孤儿院纪事》的文体定义为小说。是的，即使当事人的回忆，你敢说就是百分之百的事实复原？何况，还有那么大的外在压力，“丑化”、“歪曲”的帽子随时都有可能抡过来，非钢头铁臂，杨显惠焉能不怵。但是读了它，任谁都不会怀疑它们的真实。不仅有历史和时间地点背景的真实，还有细节的真实。生活的残酷，人生命运的苦难，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你已经哭不出来了，没有眼泪可流了。正史早已为那段历史做了结论，制定和推行那种“左派”幼稚政策的人也已作古，人们似乎也选择了原谅和遗忘。领导一个全新的制度，管理一个贫穷的大国，哪里避免得了失误？更何况，当事人怀有那样崇高的动机和理想。更何况，那样的饿死人事件，只是一个大国的局部，几百万比七八亿的局部。但是，从那种境遇中活过来的孤儿，不能忘记。亲眼看见一家七八口亲人饿死的情景，侥幸活过来的人，不能忘记。今天，后世的国人也不应该忘记。
正文：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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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5…11 01：05
今天是我重返饮马农场的最后一天，明天就要去小宛农场。
我是1965年到河西走廊西端的小宛农场上山下乡的，在老四连当农工。那是1970年吧，我们的连长调至饮马农场的商店当主任，他把我也调过去了，在饮马农场的商店当售货员。
由于是最后一天的滞留，吃过晚饭之后，我特别地在场部走了又走，又一次看了知青回城之后，留下来的农工们第二次创业建立起来的啤酒花颗粒加工厂和麦芽厂。直到夜色四合，我才回到招待所。我刚推开招待所接待室的大门，有个人忽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了，喊了声梁会计。我知道他是在叫我，且口音有点熟悉，但一时间却没认出他来。我说，你是……
我是何至真呀。
啊，我想起来了，他是农场机耕队的机务员——开拖拉机的。我说，你怎么来了？他说，我来看看你呀，听说你来了。
我很感动，拉着他上了楼进了我住宿的客房。沏好茶之后，我说，我当再也见不到你了，人们说你调到黄闸湾的变电所去了，离这儿十几里路呢。他说，我是听我们所长说你来了，赶来看看你。我真是很感动，我说，哎呀太……太……我连着说了几个太字，也没说出太什么来。这次来饮马农场，土地还是那么亲切，当年栽的白杨树苗都已经变成参天大树，但熟人没几个了：知青都回城了，老职工都退休了，走到哪儿都是生面孔，就是当年五大坪过来的一百名孤儿也只剩下二三十人了，还都散布在几十平方公里的十几个生产队里，很多人都没见上面。真有一种人去楼空的感觉。我亲热地问候他：还打篮球吗？他笑了：还打什么篮球呢，都退休了。我也笑了，我的问话太可笑了，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农场每年都要从连队挑十几个大个子爱运动的人组成篮球队，集中训练几天之后去师部和其他农场的篮球队比赛，我和他就是在篮球队认识的。
我们聊起了篮球，聊起了朋友，家庭和儿女，我问他：这些年常回家吗？他回答：一次也没回过。
我很惊讶：怎么一次也没回过？
你知道的，我家没人了。
我点了点头：知道知道。沉默片刻，我又说，亲戚总是有几个嘛。
不来往。我不愿和他们来往。前几年有个叔叔写信来，说要来看看我，问我坐哪趟车怎么走，我没回信，撕掉了。
怎么呢？
我挨饿的时候，需要人帮助的时候，他们到哪里去了？
我静了一会儿说，至真，你一次也没认真跟我讲过你的家庭。
我跟谁也没讲过。那些伤心的事，我不愿讲，也没人愿意听。
谁不愿意听，是你不愿讲的。都老了，还想在心里埋一辈子，跟老朋友都不讲吗？
是老了……他叹息着说。这几年我的思想也有点变化，曾经想过把过去的事给孩子们讲一下，起码叫自己的后代们知道一下我受过的苦。我也给他们讲过，可他们不爱听。今天你要是想听，我就给你讲一下。
就从我父亲讲起吧。我们这些从河靖坪来的孤儿，父母都是死光了的。当然，一个人和一个人的死法不同。
我父亲1958年去了皋兰县当民工，大炼钢铁。那时候不是大跃进吗，要大炼钢铁。定西地区的多数县没铁矿，没煤，全地区的民工都集中到皋兰县和靖远县去炼钢。光是通渭县就去了一万七千民工。1959年春天，炼钢失败了，我父亲说过，就炼了些黑黑的焦炭疙瘩，就停止了，放回来了。放回来也不叫闲着，又派去修白（银）宝（积山）铁路，直到1959年夏季才又放回家来了……
不对不对，不是放回来的，是我母亲没了，我父亲跑回来了，他不放心我和我妹妹。我们家三个孩子，我最大，1947年生的，还有两个妹妹。
我母亲是这样没的：1959年春天公社食堂就没粮了，就天天喝糊糊，到夏季，食堂干脆就喝清汤。你可能觉得奇怪，夏季小麦下来了，怎么没粮吃了？都叫大队拉走交到公社去了，说是交征购呢。征购没交够，搜粮队搜社员家的陈粮。结果把农民家里藏下的一点陈粮搜走了，社员们就剥榆树皮充饥，挖草胡子，吃骆驼蓬。我母亲有一天在麦场干活，实在饿得受不了啦，看见麦场边上有一种灰色茎蔓叶片像鸡毛一样排列的草，拔下来嚼着吃了，下午叫人扶回家来了。她的肚子痛。知道是中毒了，她自己洗胃，把一块胰子嚼着吃下去了，还喝了水，恶心，呕吐，然后躺在炕上。到了半夜里，母亲不行了，要着喝了些水，又把我和两个妹妹叫到炕前，摸着我们的手断气了。母亲想说话的，但光是张嘴，舌头硬了，没说出话来。
我父亲回来之后，被队长组织积极分子批斗了两次也就算了，不再追究了。人们都说，家里没个大人咋行？
其实，我们家里藏着两缸苞谷哩，没叫搜粮队搜走。那粮还是我父亲和母亲1958年春天埋下的。那时候刚办集体食堂，队里叫把家里的粮交到食堂，说吃集体食堂呢；共产主义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马上就要过好日子哩，家里存粮食干什么！父母亲交了一部分留了一部分。父母亲不懂什么共产主义，知道粮食是命根子，没粮食不得活。也可能我的父母思想就是反动，不相信共产主义到了的宣传，因为我家的成分是富农，按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说本质就是反动的。
我父亲兄弟四个人，父亲是老大。我爷爷在马营镇城里开过商号。解放前爷爷就去世了，弟兄四个人就分家了。我父亲种地，家在马营镇城外住。我父亲是个好农民，庄稼种得好。我记得清楚得很，我父亲犁地，犁沟一行一行匀得很。他犁地的时候人总是走在犁沟里，一片地犁完了，你看不见一个脚印——每一趟犁铧翻过的土把脚印都盖上了。父亲说，犁地是庄稼人的脸，看你的脸清洁不清洁就知道你是不是个好庄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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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母藏苞谷我知道。我1947年出生，1958年十一岁了。藏苞谷的那一天夜里，我在大门口望风，我父母在后院的园子里挖坑。怕苞谷发霉，直接把两个缸埋进坑里了，上头压上麦草，再把土填上，扒平，种上了苦荞。第二年种了些扁豆，拔了扁豆又种上苦荞。搜粮队搜粮的时候，荞麦还开花着呢，他们根本就没想到长着荞麦的地里会埋粮食。他们拿着铁棍把院子、猪圈、厕所和住房都捣遍了，浆水［１］缸都用铁棍搅着看了。
1959年春天饿得难挨的时候我问过母亲：娘，腿饿软了，还不挖些苞谷吃吗？我母亲说不能挖，挨饿的日子在后头呢。
我母亲去世，父亲回来了，还是没吃那苞谷。我父亲说，不敢吃，叫队里知道就收走呢！那时候社员们还在喝食堂的清汤，家里不准冒烟。一冒烟队长和积极分子就来了，看你煮的野菜还是粮食。
到了旧历九月，父亲还是不叫吃苞谷，那时集体食堂已经关闭了，家家都煮野菜吃。父亲胆子小，父亲怕开批斗会，怕得要死。也真不能不怕，就是那一阵子，专区工作组在马营镇召开了万人批斗大会，在一个农民家挖出来了几十斤粮食。这个农民家的儿子是县委什么工作部的部长，工作组叫他儿子主持大会批斗父亲，说他父亲是阶级敌人，冒尖人物。什么叫冒尖人物？就是想发家的农民！那次批斗大会我父亲也去参加了，他回来说，会场上架着机关枪，民兵们手里提着明晃晃的大刀。我父亲怕得要命，怕把他也揪出来。唉，从打土地改革开始，我父亲就被人整怕了。土改的时候，民兵背着枪在我家门口转，怕我家转移财产，说是我家够地主条件。后来清查完了，定了个富农，但和地主分子一样对待，一开会就拉到前边站着，批呀斗呀，说是阶级敌人。动不动就踢两脚，打两拳。
到了腊月里实在饿得不行了，我的小妹妹不会走路了，走着路跌跟头。于是，一天夜里父亲起出来些苞谷。苞谷又不能生吃，太硬，又不敢动磨子，后半夜就煮了一锅，全家四口人围在炕上吃了。
过两天又吃了一锅。煮第三锅时有人进了我家，说你们生火煮啥呢，这深更半夜的？那人是队里的积极分子，平常不爱劳动，不下地，就知道跟着队长混吃混喝，是个二流子，全村的人都骂的人。他半夜里看见我家烟筒冒烟了。他掀开锅盖看见了苞谷，就去向队长报告了：何建元家有粮食！
何建元是我父亲的名字。
第二天开父亲的批斗会，整整开了一天。积极分子们——队长的亲信们，他们吃生产队仓库里的粮食肚子不饿——围成一个圈，炒豆子［2］，撞人。队长拿着扁担在我父亲腰上打了几扁担。我亲眼看见的，头一天开批斗会我跟着去了。他们逼我父亲，叫我父亲交出藏下的粮食。
连着撞了两天，我父亲晚上回到家的时候鼻青脸肿，一只眼睛充血，眼睛肿得像桃子。鼻子也淌着血。走路一瘸一拐的。父亲跟我说，顶不住了，明天再斗就交待呢。我说父亲：你一交待，人家把苞谷拿走，全家人吃啥？等死吗？
但父亲还是坦白了。队长带着人来把苞谷挖走了，连缸都搬走了。
我问父亲：现在怎么办？
父亲说，没办法了，我不能叫人打死。
我说，不打是不打了，可是要饿死了！
父亲说，我家里不蹲了，我要饭去。
我问，我妹子怎么办？
父亲说，我管不了喽，一点办法没喽。
我说父亲你不能走，你走了我和两个妹妹怎么办？你把妹妹撂这里，我能有啥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