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另一个中国-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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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3月，我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对〈李白与杜甫〉的一些异议》。《李白与杜甫》强调儒家思想对杜甫的影响，并认为这对杜甫的“阶级意识”、“门阀观念”、“功名欲望”起了决定性作用。针对这一点，我说：
“奉儒守官”的儒家教育也会给他带来不少的影响，但决定他思想的，还是十载长安的“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和辛酸，是“三年饥走荒山道”和人民共同饱尝的战乱、饥饿之苦，是“田父要皆去，邻家问不违”和人民亲密无间的生活。这些，正是这些，是杜甫思想决定性的因素。因此“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不是《孟子》中“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名句的改写，而是严酷的现实生活在他头脑中的反映。
虽然，这些说法至今看来也不能说错，但是当时之所以如此说，是有意要规避杜甫与儒家的关系的。这样既不符合实际，也反映出在我内心还是把儒家社会影响看成是负面的，特别是对杜甫这样的现实感极强的伟大诗人。
经过了二十年对儒家思想和杜甫及杜诗中所表达思想意识的研究，我感到有必要对儒家思想、杜诗中所反映的思想意识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作出新的阐释。
3黑格尔对孔子和儒学的批评
黑格尔对于孔子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很蔑视的，他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到孔子时，指出孔子没有“思辨哲学”，《论语》中只有一些“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更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因而不值得一顾。我们读到这些议论会感到不舒服的，但是从德国注重思想体系和黑格尔辩证哲学出发，黑格尔的责备也不是毫无道理，因为他对中国哲学还是知之甚少的。中国哲学的主流是研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伦理学的问题（也就是黑格尔所谓的“常识道德”）自然是备受哲人们关注的。而且，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也不同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家大多不依靠“思辨”、“论理”去推导，而是靠感情的打动和突发的感悟。这样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自然不能入黑格尔的法眼，因为，西方哲学即使研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也是运用研究自然的方法，采取逻辑分析的态度，作纯粹的理智思辨。因此，缺少理性、缺少思辨的中国伦理哲学就很难被西方哲学家认同。我想中国伦理哲学可称为感情哲学。
也许哲学界很难认同这个词，哲学就其本义来说就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与感情是不相容的。实际上西方哲学家也承认“感情哲学”这个概念。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谈到哲学的分类时说，如果“按照促使哲学家作哲学思考的主动欲望来分，这样就分出来由爱好幸福而产生的感情哲学”，与之并立的还有“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
大儒杜甫（2）
4儒学的情感品格
儒家的出发点与罗素所说是相近的，其“论证”（许多情况下是不“论”不“证”）方式在西方可能是不多的。如果西方某个思想家在推销其观点时采取了中国儒家式的论证方式，那么会被归为宗教或文学范畴的。
群体意识与个体自我意识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重要的阶段。它们与人类的文明化过程是密切相关的。到了春秋时期之末，儒家创始者孔子把这两个意识结合起来（既强调个人的独立意识，如“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主张关注群体，如“克己复礼”、“爱人”等），建立了孔子的“仁学观”。孔子的思想基础源于对生命更高的期待，这种期待不是出于理智而是根源于情感，徐复观称之为“忧患意识”（见其所著《中国人性论史》）。这是由于人作为生物体的脆弱，和外界特别是大自然无比强大及其不可预测性而导致的。儒家所倡导的伦理观念和规范，就其本质上来说是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层面的表现，但其内涵不是从逻辑思辨中推导出来的，也不是如宗教哲学所说是神的开示的结果，更不是有权者武断定义而后又强制推行的。儒家所倡导的伦理观念绝大多数都有丰富的感情内涵（宰我问“三年丧”礼，并主张一年就可以了。孔子问他，“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也就是从感情上启发他正确地理解“孝”与“丧礼”的规定），新儒家的代表牟宗三在《中国哲学的特质》中也指出“仁”动态的心理特质。他说“仁”有两大特质，第一就是“觉”，他用“悱恻之感”、“不安之感”来形容“仁”的感觉，因此这种“感觉”中是携带着强烈的感情因素的。
李泽厚也强调儒学的“情感原则”。早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的“内容提要”中就说道：“最为重要和值得注意的是心理情感原则，它是孔学、儒学区别于其他学说或学派的关键点。”在1998年出版的《论语今读》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意见。他说：“孔学特别重视人性情感的培育，重视动物性（欲）与社会性（理）的交融统一。我以为这实际是以‘情’作为人性和人生的基础、实体和本源。”在最近出版的《己卯五论》中，李泽厚又提出儒家的基本观念，如礼、乐、忠、诚、敬、畏、庄、信等都源于情感。
我们如果追溯儒家创始人的言论，也可以看出上述是大体不错的。孔子讲到“礼”、“乐”时就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乎，乐乎，钟鼓云乎哉！”“礼”、“乐”不在于“玉帛”、“钟鼓”这些物质形式，那么在于什么呢？孔子认为在于仁心俱足，在于敬畏和真诚，根本上来说还是在于感情的真挚。他谈到“仁”时也不热衷于外在的规范（只对颜回这样类似自己的、感情到位的弟子才讲一点规范——“克己复礼”），而强调感情的到位。所谓“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这飘然而至的“仁”到底是什么？孔子最直接了当的回答就是“爱人”，因此可以说“仁”的内涵就是“爱”，就是对他人倾注更多的关切。这不是感情又是什么（在儒家看来所谓“情”，乃是“性”之动）？可以说它是孔子哲学的核心。孔子其他一些关于“仁”的论述（确切点应该叫“述说”，因为其中没有什么“论”），都是在述说如何培养、引发和规范“爱人”这种情感，使之合乎中庸之道。
至于孟子更是这样。他是感情充沛的人，在说理论事时无不以感情夺人。他比孔子更热衷建立范畴，在谈论儒家的伦理范畴时，其内涵也都是感情性的，很少有思辨色彩。例如他认为“仁”、“义”、“礼”、“智”，这些被后世看作儒家基本范畴的观念都是源于“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的。所谓的什么“之心”，也就是某某“之情”。这些感情是仁、义、礼、智的发端，所以这些观念也离不开感情。最近发现的《郭店竹简》中“有性”部分中有这样的话：“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可见思孟学派把儒道视为情感发展过程。从儒家创始人对他们所倡导哲学及其基本概念的阐释，对于儒道的理解都未脱离人的感情。把他们的哲学看作感情的哲学是离事实不远的。上面我们引证的牟、李等人对于儒家思想的判断大体上也是符合实际的。
一种思想意识的推行与传播大体上也有四种方式。一是思辨和论辩，以说服人的形式出现；二是依靠神明开示，借用对神的信仰推行；三是为当权统治者所首肯，用政治力量推行；四是这种思想意识近乎人情，用情感的渲染去打动受众。在汉武帝以前儒家思想的传播基本上是靠第四种方式宣传鼓动，为自己获得了“显学”的地位。在此期间，对儒学传播贡献最大的当属孟子。孟子除了是个思想家外，他还更是个宣传家。他在传播儒学（孟子的“儒学”与孔子的“儒学”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如果说孔子思想核心是“仁学”的话，那么孟子思想核心就是“仁政学”）、在与其他学派辩论、在说服诸侯采纳他的意见的时候，都是用充满了感情的话语去打动人。战国时期有两位大儒，一是孟子，一是荀子。应该说荀子比孟子更善于说理，其著作带有思辨色彩，从本质上来说，荀学也更符合封建专制主义的需要；然而荀子在儒家中一直没有取得正统地位，除了“性恶”之说易于为人误解外，也与其理论性太强和很少作感情的渲染有关。而孟子的成功以及生前身后的际遇，与《孟子》一书的文学化和其理论直接诉诸人的感情密切相关。如孟子讲“大丈夫”的品格，讲“舍生取义”的追求，讲“仁政”的理想，讲“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向往，以及批驳杨朱、墨翟、许行的学说都是感情充沛的文字，非常具有震撼性，而其中讲的道理很少甚至不讲道理。
当儒学取得了正统地位以后，统治者和儒生们感到只用“感情”、用感动力、感染力来推销自己的学说是大大不够了，因为这时候儒学已经是官方的意识形态了，统治者不是用它来感化民众，而是要用它来威慑老百姓了。于是，在汉代出现了融合阴阳五行学说、强调天人合一的董仲舒。董氏把儒学神学化（孔子本是不讲“怪力乱神”的）、宗教化，把孔子神化为通天教主，神道设教，以愚弄老百姓。这是儒学第一次大变。
到了宋代，儒生们不满意汉唐以来古文学派繁琐ND244ND245的经学。他们在发展儒学理论时受到佛家思辨方法的影响，把儒家创始者们基于感情的伦理观念抽象化、理性化，把“仁义礼智信”等在原始儒家看来是极为鲜活、极富感情的基本观念，都看作是“天理”在不同情况下的表现，也就是所谓的“理一分殊”。他们要通过逻辑论证这些观念的正确，用讲道理（当然也讲得不彻底，许多情况下，还是命令式的）的方式推行儒学，逐渐使儒学概念远离了情感，也就是说远离了儒家学说中最有生命力的人情，从而也使它失去了感染力，变得僵化，面目可憎。这就是后世说的理学。这是儒学第二次大变。
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变化，原始儒学的精神丧失殆尽，特别是原始儒家倡导的基本观念中的情感性受到致命的挑战。实际上，真正能和原始儒学接轨的，不是后世形形色色的儒学家或经学家，而且富于感情的文学家、诗人，这大约是人们没有想到的。
大儒杜甫（3）
5杜诗与儒学
中国的儒学的创始人也即中国书面文学的开创者孔子的文学观点直到现在仍有广泛的影响，《论语》也是文学意味颇浓的儒家经典。《孟子》中绝大部分篇章是抒情性强、气势磅礴、极富感染力的文学散文。儒学特别接近古典诗歌，学诗是孔门的六门功课之一，孔子以《诗经》作为教材，古代诗歌抒情性与儒家观念的感情色彩极易融合，中国古代诗人绝大多数也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然而这些难以计数的大批诗人中，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