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另一个中国-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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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写到他的这些第二类朋友时，多是描写这些朋友对他的关爱、写在他遇到困难时，朋友给予的无私的援助。读杜诗会有这样一个感觉，似乎杜甫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朋友帮助他，他生活在关爱之中。如病卧长安时，有一位叫王倚的朋友曾热情地招待过他，为此他写了《病后过王倚饮赠歌》，诗中热烈歌颂了穷朋友之间相濡以沫的深情；战乱之中，他偶然遇到老朋友卫八，受到热情的款待，他写了《赠卫八处士》。这首诗描写了在一个沉沉的暗夜，为温馨友谊的灯光所照亮的生活一角。又一次，杜甫全家逃难山中，遇到大雨，饥寒交迫，狼狈不堪，当深夜路过彭衙、来到朋友孙宰家时，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感动的场面：
延客已曛黑，张灯启重门。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从此出妻孥，相视涕阑干。众雏烂漫睡，唤起ND067盘飧。
孙宰是全家动员，招待这位落难的不速之客，使杜甫一家老小感受到家庭的温暖。杜甫把他的感激写到这首朴素的《彭衙行》中，使千载以下的读者又一次体验了友情的珍贵。杜甫的后半生漂泊生活中也是如此，他一家的衣食住行几乎完全依靠朋友的帮助，如果没有这些，杜甫一家早就成为饿殍了。如果文学史上没有留下这些温馨的描写，后世的读者岂不会怀疑我们祖先是在黑暗而冰冷的世界里匍匐！
儒家创始人把朋友列为人际关系中的“一伦”，但是他们除了谈到交友的原则是“朋友有信”和朋友之间要互助外，并没有作更多的论述。杜甫不仅以友谊作为其作品的重要主题（这几乎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永恒的主题”，其重要性可以等同于西洋诗歌中男女爱情的主题），而且用极富感情的诗句为读者展示了友谊所应遵循的原则，如互相尊重（杜甫在诗中谈到其友人的诗歌作品时都是竭力肯定的，而且这种肯定不是胡吹乱捧，都能中肯地分析其好处之所在），彼此理解，经常往来，在心灵深处为友人留下一个位置（杜诗中大量的怀念朋友的作品，表明这些友人在他心中的位置），并且常常用思念去填充。后一点也很重要，因为眼前许多不能或缺的事情都可能把这个位置挤占掉，以致于一个人终生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朋友。可以说杜诗中描写友谊的作品大大丰富了儒家这一伦理。
大儒杜甫（5）
9第六伦——说仁爱之三
其实，“五伦”不足以概括人际之间的复杂的关系，例如有些有接触又达不到朋友程度的人们如何对待？这不能不说是儒家伦理的一个盲点。台湾伦理学界提出“第六伦”，讨论如何对待在日常生活中偶然遇到的人，这也是儒家伦理所未触及的。杜甫也是本着儒家所倡导的仁爱精神来处理与偶然相逢的人们的关系。晚年，他逃避战乱、漂泊湖湘，深感“乱世少恩惠”（《宿凿石浦》）；然而，杜甫仍然是：“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解忧》），并没有因为个人的苦难而减少对他人的同情。
孔子说：“君子无终食之问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忘“爱人”之心，并付诸实践，这是很难的。读杜诗会感到最难得的是，杜甫时时刻刻关注着弱者的不幸，并用他宽广的心胸去温暖这冰冷的世界。例如杜甫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就是他由秦州到同谷和由同谷到成都期间。此时，正如他所写的“岁拾橡栗随狙公，日暮天寒山谷里”（《寓同谷县作歌七首》），过的像原始人的日子。然而，在这个时期写的20首纪行诗中，处处可见诗人对其他不幸者的关怀。在路过绝险之地石龛时是“天寒昏无日，山远道路迷”，就在这种环境下，他看到在山峦高处的伐竹者：“伐竹者谁子，悲歌上云梯。为官采美箭，五岁供梁齐”（《石龛》），杜甫把他们的悲歌传达给千百年之后的读者。诗人在过嘉陵江经水会渡时，船夫的勇敢和撑船技术的高超引起他的赞叹：“篙师暗理楫，歌啸轻波澜。”但此时他也关切着他们的艰辛：“霜浓木石滑，风急手足寒。”（《水会渡》）这种精神贯穿他的后半生的所有作品之中。许多人当自己处于不幸时，变得谁都恨，仿佛整个世界都欠他的，甚至要向所有的人报复。杜甫为人正与此相反，他在遭遇苦难时往往能想到比自己更不幸的人。孔子赞美其弟子颜回“不迁怒，不贰过”（《论语·雍也》），也是这个意思。
这种仁爱精神使得他与邻里乡人多能和睦相处。《又呈吴郎》是一首写得很通俗、很平淡的诗。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杜甫对那位“无儿无食”的老妇人的同情和关爱。而且诗中所表达的不仅是一般的恤老怜贫，更感人的是杜甫对老妇人格的尊重：“不为穷困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只有深入其心，才能有这样深刻的理解。我们从杜诗中还看到，无论住到哪里，邻人对杜甫都是非常友好的。《羌村三首》中的：
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NE021浊复清。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
这里邻人简直与乡党宗亲差不多了。中国古代社会基层关系是由宗法家族构成的。杜甫后半生没有生活在宗法家族之中，但他把偶然居住在一起的邻里视作宗法亲族，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对他们倾注了爱，所以我们才能看到邻人父老对杜甫的热忱。虽然杜甫没有提出“第六伦”的问题，但是他对偶然遇到的人们的态度是对我们有启发的。现在有些商人不建立信誉，以欺骗为本，他们不企望回头客，抱定遇到一个欺骗一个的宗旨，认为中国人多，即使能骗到万分之一，也可发大财。这也是一种处理“第六伦”关系的手段。
10民胞物与——说仁爱之四
宋代理学家张载在《西铭》中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提出了“民胞物与”的命题。这个命题的精神实质是泛爱一切人和物，在原始儒家那里，这个精神实质是没有受到重视的。杜甫虽然没有发明这个词，但他的创作里是贯穿着“民胞物与”这个精神的。杜甫认为大自然养育了人类万物，对此他满怀感激，在《北征》诗中写道：“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大自然仿佛是万物的父母，不择好丑，一律加以护持。美丽的河山也是向人类敞开胸怀的：“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后游》）。同样，人类特别是圣贤应与天地同心。在《过津口》一诗中说：“白鱼困密网，黄鸟喧嘉音。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他自己也是这样做人的：“枣熟从人打，葵荒欲自锄。盘餐老夫食，分减及溪鱼”（《秋野五首》）。大自然赠与我们的东西，本应与万物分享。诗人认为应该这样理解自然，所以他写道：“易识浮生理，难教一物违。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秋野五首》）。杜甫体会到人应该与万物同体同在：“物情无巨细，自适固其常”（《夏夜叹》），万物都有生存的权利。而现实生活中却不是这样，《早行》一诗中写道：“飞鸟数求食，潜鸟何独惊！前王作网罟，设法害生成。”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对于动植万类、特别是对其中不能抵御弱肉强食的弱小者，杜甫是充满同情的。这在《观打鱼歌》和《又观打鱼》二诗中有充分的描写：“小鱼脱漏不可记，半死半生犹戢戢。大鱼伤损皆垂头，屈强泥沙有时立。”诗人对食鱼者说：“鲂鱼肥美知第一，既饱欢娱亦萧瑟。君不见朝来割素鳍，咫尺波涛永相失！”你刚刚吃下去的鱼，如果不被捕获，也许正相忘于江湖呢！用生的欢乐与死的残酷作强烈对照。
杜甫有时也有矛盾。这在《缚鸡行》中有深刻的表现：
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家中厌鸡食虫蚁，不知鸡卖还遭烹。虫鸡于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缚。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
鸡和虫都是生命，不是这个死，就是那个亡，究竟哪一个更重要呢？诗人为这个解不开的矛盾而痛苦。在今人看来，杜甫是庸人自扰，因为打鱼养鸡无非就是供人口腹的，这是天然合理的。今人还会指责杜甫的同情是虚伪，客气的会说有些迂。《易传》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儒家的传统就是重视生命的，认为生命是天地的恩惠。儒家伦理观念又是感性的。因此，人为地终结自然界中的任何生命都会激起儒者的恻隐之心，并认为是有悖于恕道。在孟子看来，这点初始的“不忍之心”，虽然细微，但很重要。它是人们能够接受儒家思想意识和“仁政”学说的基础。在现代伦理学者看来，人类的同情心和些微的善念都是具体善行的出发点，是值得珍视的。杜甫不仅有这样的情感和意识，更重要的是他还用如花妙笔把这些转瞬间产生的、也可能转瞬间消逝的情感和意识记录下来，用它去打动千秋万代的无数读者。
实际上，这些一闪即逝的善念，我们这些普通人也可能有，但是我们没有发掘它、珍视它，更没有用符号把它记录下来。因此它也就很难在我们这里转化为行动，更不会产生影响他人的效果。这些善念很快地就会淹没在尘俗的现实生活之中，而不会得到升华。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有句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在实践家看来，这种“空论”有什么用？郭沫若更说，“如果那么多的‘广厦’真正像蘑菇那样在一夜之间涌现了，诗人岂不早就住了进去，哪里会冻死呢？”（《李白与杜甫》）这种批评是很可笑的。杜甫不是住房部长，他要表现的也不是一种许诺及其实现，而是在困难之中自己的情感和想法。有人说这种想法可能很多人都会有。是啊，这就是人的善根之所在，然而，即使古往今来的亿万人都有这种想法，但是有谁把它表现了出来了呢？正因为这种推己及人的想法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诗句才能激起一切善良人的体验与共鸣，才能感动人。更重要的是，杜甫把人人皆有但又不被人们关注的善念——仁爱精神用充满感情的诗句揭示出来，把它固化下来，并传达后世的读者，用以培植人的善根，使人灵魂得到升华，这是诗之不同于其他一些揭露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