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另一个中国-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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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江湖确实存在
“江湖”是确实存在的，我们可以从文化史上第一次透露了“江湖”存在的《水浒传》的许多描写中看出这一点。例如林冲发配到了沧州，在路边的一个酒店里，店主人向他介绍说，“俺这村中有个大财主，姓柴名进，此间称为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唤作小旋风。”“小旋风”是柴进在江湖上的绰号，只能用于江湖。如果他遇到江湖上的朋友，只要一亮“小旋风”这个名号，大多会有个照应，可能会给他带来许多方便；如果在主流社会中，柴进与人交往，比如说他去拜客，其拜帖上决不会写上“小旋风”三个字，这个绰号仅属于江湖。
在主流社会的人们看来，有了绰号（特别是江湖上的绰号），绝非善类。清风寨的知寨刘高抓住宋江以后，因宋江不肯吐露真名，只承认叫张三，刘为了把宋江坐实为土匪，上报其名便写的是“郓城虎张三”。
江湖上互相联系有秘密语，或者称之为黑话。《水浒传》中就有“剪拂”（下拜）、“塔墩”（跌坐在地）等，不过当时江湖秘密语还处在初期阶段，到了清代，江湖的秘密语就十分发达了。江湖上不同的行当和不同的组织都有独特的秘密语，彼此不能相通，把圈子划得很小；其词汇也十分丰富了，如天地会（洪门）的秘密语中有独立意义的词汇就在千个以上，掌握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江湖上的黑话也仅仅是在江湖上用，不会进入大雅之堂的（现在有些电视节目主持人满口黑话。一些洋人学中国话，把黑话当作中国民间语言的精华去学习，是很可悲的；有的洋人在中国生活很长时间，学了一口流氓话回去，他还以此自炫，也是很可笑的），它的使用范围是十分明确的。
江湖还有属于自己的舆论，有属于自己的道德评价标准。例如“智取生辰纲”故事中，吴用劝诱“三阮”参与，当“三阮”感慨梁山好汉占住了水面，使他们很难捕到大鱼时，吴用激他们上梁山去捉“这伙贼”，立功领赏。阮小七说如果捉住了他们到官府那里领赏，“也吃江湖上好汉们笑话”。这里不仅反映了江湖游民与官府天然对立的倾向，也可见江湖人的行为受到江湖舆论的制约，这种道德舆论的评价是与主流社会截然相反的。
江湖上还有自己的信息渠道，有了事情很快就会在江湖人中传扬开来，例如林冲上梁山后受到寨主王伦的排挤，江湖好汉们马上就知道了，好像有专门报导江湖新闻的报纸和记者似的。又如，一些非游民想在江湖上投些资，救助一些游民，他一这样做，不仅受惠者感激，而且其他江湖人也很快就知道了，使得这些人在江湖上“扬名立万儿”。而且江湖上还能自然而然地形成自己的领袖，有了事江湖人就会去找他。如《水浒传》中的晁盖，《说唐》中的单雄信。
上述这些信息使人们感到江湖虽然是无形的，但它确实是实有的。江湖人都能够感受到它的存在，因为这个江湖是游民奋斗和活动形成的。游民是江湖人的主体。
说江湖（3）
二、江湖因江湖人而存在
1有江湖人就有江湖
如果非要让笔者指实到底哪里是江湖，那么我说，江湖在城镇，也在乡村；在热闹繁华的市井，也在荒寒闭塞的山野和波光浩淼的湖海。也就是说哪里有江湖人的身影，有江湖人在那里为生活而奋斗，哪里就是江湖。这正像“电场”是因为有电子的流动而存在一样，江湖就是因为有了江湖人的活动而形成的一个“场”。
例如《水浒传》中，东京的桑家瓦子里，有说话人在那里说《三国志平话》；郓城县的勾栏里，白秀英在演唱诸宫调；渭州街头，打虎将李忠在那里打把式卖膏药；揭阳镇上，病大虫薛永在那里使枪棒献艺……这些大中城市、乡野小镇的瓦子勾栏和市场街头就是江湖。在这里，江湖与市井是重合的。乡村古柳，盲翁作场，荒途僻野，流浪艺人在这里打野诃；江湖艺人深入山村水甸作艺，那么乡野农村就是江湖。至于茶楼酒肆，是三教九流聚会之所，江湖人在这里联络感情，交流情报。江湖中许多秘密组织常在这里设置眼线，观察官方和江湖动向。这种公共场所仿佛是江湖的神经结，许多江湖人的活动从这里播散开去。《水浒传》中多处写到人们在酒楼饭店里获取江湖信息，林冲得知柴进对江湖人热情款待的消息是在酒店，石勇遇宋江、戴宗遇石秀都是在酒店。梁山酬报宋江，刘唐与宋江密谈，也是去了酒店。可见其功能。不过有些僻野地方的酒楼饭店也很危险，这是江湖人开设的黑店，是不法的江湖人杀人越货、牟取暴利的场所，它们自然更是江湖；其他如远离城市的桃花山、少华山、二龙山、黄泥岗、对影山、饮马川等等，都是强人做无本买卖的地方，如浔阳江上，有做“稳善买卖”的张横、李俊、童威、童猛等，那么这些山川江河就是江湖。人们说江湖险恶，有时就是指这些政府很难管到、非法暴力泛滥的地方。
总之，从空间来说，市井、乡村、道路、湖海都可以是江湖，也都可能不是江湖，关键在于，它是不是江湖人活动的场所。
江湖人就是江湖人，不是生活在城镇的市井细民，更不是蜷缩在乡村的宗法农民。其根本的差别就是，江湖人是流动的，正如走江湖的说书人一首开场诗所说：“一块醒木为业，扇子一把生涯。江河湖海便为家，万丈风涛不怕。”他们是“处处无家处处家”的。而市井细民、宗法农民是不流动的，不会听了书看了戏就跟着艺人走了（个别的追星者也有）。长期生活在稳定不变的宗法社会中的人们，只要控制他也保护他的共同体对他不起作用了，他为生存而流动起来了，就必然会产生与宗法人不同的思想意识和性格。宗法社会、自然经济的小农社会，其重要特征就是稳定、固定，缺少流动性，宗法人的思想和性格特征受到这种社会存在的影响，而人们一流动起来，这个社会存在发生了变动，自然就会影响他们的思想意识和性格。
2为什么士人、商人的流动不能形成江湖
为什么同样有流动性的文人士大夫的游学、游宦，和商贾的流通货物中的流动性的经营，却不能形成“江湖”呢？
文人士大夫本身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统治者靠他们统治全国。交通不发达、宗法制度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本来是可以把中国分割成为无数独立小国的，但中国之所以常常能够建立起一统的王朝，而且行政能力无远弗届，政令能贯彻到数千里之外的偏远地区，这就在于有四处游宦的士大夫，他们像针线一样把零零碎碎的布头布块缝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中国。他们游学和游宦的目的就是实现中国的大一统，怎么会由于流动而构成一个与主流社会对抗的江湖呢？从他们所受的教育和职责来看，这都不可能。另外，更应看到“江湖”是游民觅食求生和受到统治者排挤压迫的产物，文人士大夫的游学、游宦则受到朝廷的保护支持和传统习俗的认可，它们的成就被主流社会引以为荣，这是与脱序的宗法人变成游民后的流动不能同日而语的。文人士大夫之间也有争斗，但主要表现在朝堂或官府，其手段也多是倾轧与排挤，与江湖人的争斗方式有很大差别。
游商虽然不能与游学、游宦相比，但商人为“四民”之一，他们的流动的经商活动在歧视商人的古代中国（各朝有轻有重，不能一概而论），不会受到有力的支持，但也不会受到特别的打压。而且他们的基本生活有指望，不必靠非法活动谋生。在这方面主流社会是放心的，统治者也不会像防游民一样去防备游商；商人也没有必要舍弃买卖不做，去和主流社会搞对抗。商人的目标是发大财，并用以收买官僚来换取他们的支持。
当然，这是就总体而言的。任何事情都有例外，士大夫中也难免有“游”而“不遇”（说白了就是不能做官）后，心怀不逞之志，堕入江湖的，如唐代的黄巢、宋代的张元，都是科场失利后走上与朝廷对抗的道路。特别是天下有变时，受纵横家影响较深、带有策士色彩的士人参与反叛活动，也是不罕见的。
游商赔了老本，由商人变成了游民，投入江湖更是很自然的事。《水浒传》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石秀就是因为跟随叔父贩羊马卖，叔父半途亡故，消折了本钱，还乡不得，遂成为游民，后来上了梁山。吕方也是“因贩生药到山东，消折了本钱，不能够还乡”，走上了抢劫的道路。梁山一百零八将中，有不少人是流动商人出身的。
但总的来说，士人和商人投入江湖是个别人的事情。
说江湖（4）
三、宗法人、游民和江湖人
1宗法人和游民
上面说到江湖因游民、江湖人而存在，那么在古代社会中，游民和江湖人处在什么位置呢？
这要从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说起。自周代以来，古代中国都是宗法社会，人们通过血缘关系组成宗法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对生活在其中的个体是又保护又控制的。一个宗法人，他的血缘、亲缘、职缘、地缘关系，都在他所属的宗法网络中。宗法人长期地蜷缩在宗法网络中，有家长、族长代表自己，不必自己面对社会，其个性是萎缩的，离开了自己所在的宗法就会感到茫然。儒家是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层面的表现，因此，宗法人基本上受到儒家思想的控制，这也是很自然的。宗法人是宗法社会的基础，管子称宗法人为“石民”，也是很形象的。这一方面说明他们不能或很少移动，另一方面也点明宗法人是社会的柱石。
所谓游民，就是由于各种原因而从宗法网络中脱离出的人们。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脱序”，即脱离主流社会秩序之意。游民虽然历代都有，但是游民能够形成群体，在城镇之间流动却是在宋代，所以江湖的形成大体上说也是在宋代。因此作为首次写到江湖的小说《水浒传》，其故事形成于南宋期间，也就是不奇怪的了。
游民从宗法网络中流离了出来，在宗法制度中他没有了角色位置，宗法制度所赋予他的角色意识不存在了，其在宗法共同体保护下所形成的萎缩的个性也要改变，否则就不能生存。所以游民与宗法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和思想意识。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我就游民思想倾向提出了四条：
①鲜明的反社会精神。一般说来他们希望社会动乱，因为只有在社会动乱中，才有可能改变他们的处境。如《沙家浜》中胡传魁所唱的“世乱英雄起四方”。
②主动进击精神。与宗法人的萎缩个性恰恰相反，他们只有以主动出击才能获取利益，争得生存，他们最懂得“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电视连续剧《水浒》的主题歌中所唱“该出手时就出手”，就是最为生动形象的刻画。游民出身的李逵就是“先打后商量”，其他阶层的人则不敢，动作之前要反复犹豫的。
③帮派意识很强。因为游民在求生存、争发展的过程中往往有所依附，对于其所依附者，游民有极强的向心力、凝聚力。他们往往是只讲利益，只讲敌我，不讲是非。《水浒传》中，凡是梁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