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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

发现另一个中国-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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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类人),鲁迅称之为“隔膜”。乾隆皇帝把明代投降了大清的官员都编入《贰臣传》,但是他也不喜欢当世有忠臣。他认为自己是“天纵之圣”、是“有道明君”,在明君之下只能有“良臣”、“能臣”去努力做事,而不能有“忠臣”尽忠。昏君之下,国乱之时才显忠臣,而现在是明君当道,这样即使有个别的士大夫想尽忠也不可得,因为尽忠就等于批评皇帝昏聩。
  没有了忠臣,“士节”也无由表现,清代是士节的全面低落时期。士风的颓靡完全暴露出来,这在小说《儒林外史》中有深刻而生动的描绘。但这不能全怪清代,而是两千多年来专制制度发展演变的结果。没有士节的士大夫是卑琐的,他们之间热衷于官场的可以抠抠八股文;惑于名场的弄弄诗文;朴学考据也恰成为官场、名场的点缀。没有士节的士大夫只能沉醉于卑琐无聊之中,决不会出大才。龚自珍就激愤地感慨社会的平庸,官场里没有了“才相”、“才史”、“才将”;学校里没有了“才士”;民间没有了“才民”、“才工”、“才商”;甚至街巷中也没有了“才偷”,江湖中没有了“才盗”,一片浑浑噩噩。如果有一位“才士”、“才民”出现,那么就会成为成百上千的“不才”之人诋毁的对象,众起地来束缚他、围攻他,直到灭了他为止。龚自珍还说,消灭有才者,不是用刀锯,不是用水火;一些人的学说文章、道德舆论、音容笑貌,都是杀人的刀斧。这段话说得真是深刻。
  士节的低靡,也很少有忠烈之臣。清末许多官僚以忠烈自诩,可是清朝亡了,他们没有一个以身相殉的,只是搬了自己多年辛勤搜刮来的金银珠宝住到天津或上海的租界里,以“大清遗民”自居,过着优哉游哉的闲散生活,有的还要从清室那里领点儿津贴。
  四、从士节到公民意识
  当然,清末也不是完全没有坚持士节的士人了,最典型的如为变法自觉献身的谭嗣同,和稍后一些的自立军领袖唐才常,以及清末许多献身于反清的烈士如徐锡麟、秋瑾、邹容等等,都是“敢将热血写春秋”的英雄。说他们没有“士节”,恐怕读者难于接受。但这些人士已经有意识地在摆脱传统了,连谭嗣同这样的改良派人物,也曾在变法中酝酿结束专制统治。他们的思想中还有力图摆脱君臣关系的束缚,并主动接受西方的民主共和思想的一面。所以他们表现出的高尚的节操和轰轰烈烈的献身精神,已经不能用“士节”来概括和解释了;虽然人们在叙说他们的事迹和勇气时,用的还是歌颂士节的语言,如“望门投止”、“党人”、“张俭”、“杜根”之类,但其内容却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
  自海寇西来,欧风东渐,传统的宗法制度开始解体,士农工商这种传统的社会分层也已动摇,这样有别于士人的新型知识分子逐渐出现。尽管新产生的知识分子还是带着士人的深刻烙印,但他们已经不是依附在皇权专制制度上讨生活的官员或准官员了,不再是依附在专制国家这张“皮”上的“毛”了。他们是国人中最早意识到自己是国家和社会中一分子的人们,也是最早思考自己权利和义务的人们,是有了初步独立公民意识的人们。


说科举(1)


  说科举
  一百年前,清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1905年9月2日)上谕,接受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六位大臣的吁请,“自丙午(1906)科为始,所有乡试、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也就是说实行了1300年、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影响极深的科举制度,就此终结了。
  1科举之废与晚清形势
  这个决定似乎有些突然,连主持科举的礼部对此也一无所知。礼部的官员刚刚费了好大的力气破除迷信,准备重修已经很残破不堪的贡院,没想到贡院从此就没用了(当时有个说法,修贡院不吉利,明代修贡院而亡国。实际上明代最后一次修贡院是在万历二年,离明朝灭亡还有八九十年。所以一直任其破败;庚子事变后简直不能用了,庚子之后,癸卯(1903)那一科会试是在河南开封举行的,原因很多,北京考场——贡院——不能用,也是原因之一。后来北京贡院拆毁最早,一进民国就成为居民区了)!
  废除科举是件大事,因为它面对的是上百万的读书人和一千多年深入人心的影响。戊戌变法时,康梁虽然也提出“兴学校”,但没有敢提“废科举”,那时只提“废八股”(也许这是个策略,因为学校与科举不两立,学校兴,科举必废)。“八股”已经作了五百多年,可以说连新的题目都出不来了(清代八股文题目都要用“四书”原文),八股文的“截搭题”(上句之尾与下句之头凑成的题。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可以截搭为“说乎有朋”)的荒谬,使得这种文体已经弄到人神共愤的地步。
  戊戌变法在老佛爷的干预下失败了,“新政”几乎被扫荡殆尽,但戊戌政变后仅两年就是庚子事变,经过事变、转危为安的老佛爷,性格有些改变,用唐德刚先生的话说就是,“气焰也低了,私欲也少了;年纪也大了,把握也小了。自此军政大事,也不敢乱作主张了”(《晚清七十年》),对于社会上的变革要求逐渐能够感应了。当时热衷新政、兴学校的地方官,都切实感到“学校养士”与“科举取士”之间存在着巨大矛盾(宋朝徽宗时,搞“三舍法”,以学校培养学生为主要入仕途径,也一度废科举)。庚子之后,朝内外大臣中主张废科举的人很多,如极有实力的袁世凯就是一个。但他不是科举出身,容易为人诟病。长期任湖广总督、科举探花出身的张之洞也是个积极分子,他首先提出要在十年之内废科举。当时的军机大臣是遇事模棱两可、人称“琉璃球”的王文韶,他在废科举问题上却态度坚决,持反对态度,而且毫不退让,并扬言“老夫一日在朝,必以死争之”;另一个军机大臣是荣禄,他是满人,非科举出身,不好表态。拖到1905年5月,王文韶因老病离开军机处,主张立即废止科举的袁世凯看准了机会,联合端方,又拉上张之洞等,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废除了科举制度。
  2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人员流动
  造成科举遗绪延绵不绝的原因很多,首先是因为科举历时太久,如果从知识阶层通过一种制度安排来有机会进入统治阶层说起,几乎近三千年。
  春秋以前,社会的管理层或说统治层,都由士以上的贵族构成。此时期,只有贵族才有资格进学校,拥有知识,具备管理技能。春秋以后,原来的贵族社会管理体系解体。以孔子为代表的学术下移,有教无类,使得一批不是贵族的人们掌握了文化,成为新的知识层人士,从而获得了进入管理层的资本。因此,《管子》中对社会制度管理层人员来源的设置就产生了变化。“士”之子恒为“士”,但农夫之子中的“秀者”也可以擢升为“士”(后来还有主张通过军功进入管理层的设计——法家的主张)。这就破除了社会阶层之间、特别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不能流动的制度藩篱,其意义是很大的。此时的流动是社会转型造成的,还远不是制度安排和设计的结果。
  汉代建立了“察举”制度,这使得社会成员之间的上下流动制度化了。后来“察举”腐败了,曹魏时改用“九品中正制”(由中正官主持的地方评议)。再后“九品中正制”也腐败了,于是,隋朝诞生了科举。
  科举制可分前后两阶段:第一,唐五代阶段,基本上是考试与推荐相结合,有点像“文革”中选拔工农兵大学生,开卷考试,其录取与否与其名望有关,而名望多来自有权有势者的推荐。进士科考试内容不太确定,一般说来比较重视对策和诗文;第二,宋代和宋代以后,采取密封、誊录制度(考卷经过誊录),基本上依照考卷决定去取。考试内容则以经义为主。明代以后,“经义”发展为严格的八股文。
  3向寒门开放的科举
  科举制度出现不久,就成为王朝官吏的主要来源。特别是宋代和宋代以后,其制度设计的精神就是把入仕之途尽量向社会下层开放。“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是一句空话,许多历史学家做过这方面的统计。例如,北宋能入《宋史》的官员461%来自寒门,从南宋两个年份的进士题名录来看,非官员家庭出身的进士一个占563%,一个占579%(转引自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就拿明清一直坚持的以八股取士来说,也可证明这是为贫寒人士开放考试之门。“八股”文的题目都来自“四书”,学做八股只要熟读“四书”就得之大半。如果考试以策论为主,就非要博览群书不可,那时没有图书馆,寒士到哪里去找书?《儒林外史》中写了一个匡超人,他没有发达时还是农村劳动青年,是一边干活,一边读书的。他读的无非也就是“四书”以及八股选本之类常见书,也能考中。范进是中了进士的人,但连苏轼都不知道是何许人,大家笑他无知,这正说明他的极贫困的家世,没有可能去涉猎广博的知识,但他同样也能中举、中进士、做官。而且其取中的概率往往比博览群书的士人还要大,因为他只懂圣贤书,只会做八股,不会被其他学问干扰。
  科举使得许多人一登龙门,身价百倍。这一点在《儒林外史》中有着生动的描写。范进在中举的当天连饭辙都没有,抱着一只鸡跑到集市上去卖。可是随着中举报单的到来,银子有了,土地有了,房子有了,奴仆有了,真是一步登天,这怎么能不激起人们的艳羡?就是“进了学”——考中秀才,这个科举中的最低层次的功名,在当时也是不得?


说科举(2)


  4加强皇权的科举
  科举制度的思想背景是“选贤任能”和选拔人材于寒俊之中。这种思想意识产生于西周和春秋时期,代表了沉沦下僚的士人们的期待。他们还编造了或改造了一些历史故事,来说明选贤任能的必要。如伊尹说汤,成为商的开国元勋,而伊尹只是个媵臣(陪嫁的奴隶);殷高宗(武丁)从筑城的奴工中发现了贤人傅说;周文王师事姜太公;齐桓公相管仲;秦穆公以五张羊皮换取奴隶百里奚而命为相等。这些有的是传说,起于春秋间,有的是把历史改造了,如太公望乃是姜姓部族,进攻殷商时姬周与许多部族联盟,姜氏是其中的重要的一姓,儒家把它改造为一个落魄的隐士成为帝王师的故事。
  这种拔擢下层人士进入最高统治层,其作用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增大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中国改朝换代频繁,最高统治者打天下时都要联合能够联合的力量,但坐天下后,以前的联合者必然要分享权力,成为最高权力的威胁者;太平时期也是如此,掌握权力过久的大臣也是最高统治者权力的威胁。解决威胁的最好办法,就是不断地拔擢小臣以取代权力日增的大臣。小臣被拔擢,则感激涕零,一定会兢兢业业地做好工作。小臣怎么来?西方一些统治者是提拔自己身边的亲信(包括一些侍从、奴隶),宋徽宗提拔高俅也与此类似。这不仅缺少规范,而且被选拔者的道德品行(不逢迎拍马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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