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历史研究--玉搔头中短篇集-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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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十三年八月的某一日，我们确实已无从知道是哪一天了，壬辰或者癸巳日，当左神策军中尉王宗实与副使亓元实满腹狐疑地推开咸宁殿虚掩的门，发现李忱不知何时已一视不暝，尸首向东静静地躺着。
船山先生“有唐之亡，亡于宣宗”的提法，窃以为持论过苛了。李忱到底没有走到明朝崇祯皇帝的那一步——我一直是将那个在阒无一人的空城里徘徊、在煤山的枣树枝头摇荡的一幕看作历史最悲怆的定格——尽管无论人物自身的性格缺陷还是外部环境，李忱与朱由检均不无相似。是没有走到那一步，但宣宗李忱的死亡又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一个王朝的死亡，意味着长安的死亡。
曾几何时，长安就是一切，一切就是长安。长安的话语就是天下的风云。可是，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老朽不堪的长安越来越自说自话、自悲自喜、自鸣得意又自怨自艾起来了。连温婉柔媚如女子一般的南方也开始对长安这个久癃之夫流露出不耐烦的神色了，象一个长事病榻的侍妾表现的那样。文宗、武宗到宣宗，三次同属无望的努力对老迈的长安而言委实太多了。在反反复复的消耗中，长安的活力有了一个幅度非常明显的衰退、枯竭，枯竭了的长安终要衰变为行尸走肉。李忱之后所谓的历史，不过是一次冗长的葬礼而已。
由此看来，李忱倒的确是一位与太宗遥遥相对的人物——一个精心地宣告开始，一个刻意地标志结束，联系起来正好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
从元和宫变算起不到三十年内，李忱是第三个死因与炼丹术有关的天子了，而他对伏火丹砂的迷信尤其值得玩味。时值晚唐，内丹术与不重符箓斋醮重心性的上清派正逐步成为道家的主流，而滥觞于前汉、大行于盛唐的外丹术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的实践后已不可逆转地趋于式微。人们对铅汞毒性和虚妄的尸解谬论有了更为理性的认识。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理性精神鹤立于末世的李忱却别有深意地选择丹炉寄托他的灵魂。简单地将这个选择与先前诸帝对金丹的一贯嗜好一体看待，是不能很好地诠释其中的深意的。李忱御极的时候年届四旬，唐朝不少帝王都没有能活到这个年纪。就是他自己，其实也已步入生命的黄昏了。一个狡猾的术士在预测李忱的帝王生涯到底有多长时，故意混淆了他的自然生命和政治生命，诱使他产生错觉，错以为他有足够的时间去避免王朝走到山穷水尽。
说不清李忱是渐悟，还是顿悟。不过十三年的时光已经足以使他看穿方士的语言伎俩，并且在此之前就已经看透官僚的颟顸和局势的糜烂。单纯的集权作为一种救世的方案并无验效，而重新设计和实施方案的信心更早在此前就消磨殆尽了。更遑论，李忱可能根本没有那种素质超出细节去把握百弊丛生的全局。情况就是如此，谁又能从容面对满目狼藉？可以想见，一个曾经参禅悟道的沙弥，会昌灭佛后重兴释教的法力无边的护教者，是带着怎样落寞的表情转过身，跌坐在铜釜前，背对那一步难似一步的境况。
炼丹术，包括整个道教的道德态度都是构建在个体主义伦理基础上的，依靠个体的绝对宇宙化、自然化去实现其追求，而非立足于现实社会结构与社会目标之上的。所以，由禅入道，其实是李忱将普渡众生的若大情怀置换为寻求个人超脱的狭隘追求这一深刻转变在宗教信仰上的体现罢了。连这种追求多少也是消极的。与其说李忱想从炉火香烟中找寻一条羽化升天的路径，不如说他用铜釜炼就了一个在死亡之前就可以撒手不管的理由，炼就一枚不能致人长生便能致人死地的伏火丹砂。我不知道李忱在服药瞬间是否带着一丝“求仁得仁”的快慰，但看起来他是准备将孤独进行到底了——就如海德格尔道破的那样：“死总是自己的。”
经历了九曲十八弯的艰难后，他还是永远地放弃方向而得到解脱了。难怪《庚溪诗话》会把“瀑布联句”视为谶语：一种奔向大海百折不回的豪迈，终归还是换做一腔心事付诸东流的无奈。
水声石响，一句“终归大海作波涛”在冥冥的时空里飘来荡去。倾听者芸芸，意会者寥寥——风光不在了。
宫阙一空，长长永巷里足音跫然。风穿过闶门，层层叠叠，似乎一整个时代都在狭长空间里化作长久的回响。那是李忱所钟爱的《菩萨蛮》曲终人散的时候。老去的宦官仇公武仄步走入了那个已经成为回响的时代。若多年前，也是这个时分、这个地点，李忱被人堵在逼仄的永巷里。四个揎拳捋袖的宦官粗暴地把他揪到掖殿西厕。他从凶光毕露的眸子里看透了宫廷政治的险恶。照他的侄子武宗的意思，李忱将人不知鬼不觉地死去。据说就是他——仇公武，救下了李忱。他昏花的双眼仿佛又看见一架运粪的驴车正辚辚地穿过仄道、驶过宫门。宿守的护军不知道洿泥下藏着未来的天子。仇公武仿佛看见李忱就这样佗发跣足、污手垢面地走出污浊的大明宫，走向宫庭以外更为广阔的青山绿水，以一个出走者的潇洒形象结束一个王朝的全部经历……如果是那样，我的陈述将会有一个浪漫的结尾。有时候，仇公武会莫名其妙地觉得，他送走的那个人，在山水间缁服飘飘、衣袂生寒的那个行者既然已经远去，就应该象一曲蒹葭苍苍，在山高水长中缭绕、消散。再回来做什么？回到高处不胜寒的权力之巅，拖曳着一个孤独的、沉重的自己，就象拖曳自己投在地面上的影子一样。
永远在懵懂与参透间踯躅的仇公武只能扪心自问，这一切真的象《续皇王宝应录》所讲的那样，发生过么？
不能追究，不必说破。
我们用臆测和没有缘由的内心确认来补充历史的缺失部分。对于只剩下残章缺页的大中朝历史，这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因为矫补不仅使我们的叙述更加的完整、情节跌宕起伏，还完善了我们叙述的主题。但是，要我们提供更确凿的证据来证实李忱，是无法做到的。
只有那一条似乎没有尽头的永巷笔直地延伸在萧萧秋意里，作为一个证明，又什么都证明不了。卷地风中的纷纷飏尘使所有不能汩灭的印象看起来亦真亦幻。种种传说象苍耳，依附于一切可以附着的媒体上四处传播。就连我所在的城——当时几乎还是人迹罕至的化外隅陬——也有不少关于李忱的传说：在后溪镇苏营村的水井旁，供奉飞天大圣的简陋庵堂外，还有夕阳山的荒草野树间……
就如我的叙述，姑妄说之，姑妄听之。
唐代历史研究——玉搔头短篇集
出众风流旧有名——长孙皇后传
上苑桃花朝日明，兰闺艳妾动春情。
井上新桃偷面色，檐边嫩柳学身轻。
花中来去看舞蝶，树上长短听啼莺。
林下何须远借问，出众风流旧有名。
就是这一阕《春游曲》，婉转、清亮地唱响了唐朝女性的最初声音。作为七律，它似有失粘的瑕疵，但反过来说，也可以理解为形式上自由——格律尚未最终定型，一切都是那么的无拘无束，充满了萌动时的盎然生机。桃色的面颊、嫩柳的腰身、律动的春情……短短的诗行里写满了一个时代的无限春意——那是乐府的流风余韵，那是尚未褪尽的民间情趣。
以我来看，《春游曲》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构成了一种隐喻。上苑桃花明媚鲜妍的意象和“出众风流旧有名”的自负自信，都指向盛唐宫廷里不老的红颜，她们以自己的明艳照亮了整个时代。所以，我才选择桃花下一个少女啭呖呖的天籁之音来作为一段叙述的开篇。
她就是长孙氏。
两唐书的后妃传的记叙起于太穆皇后窦氏，而不是文德皇后长孙氏。但是，窦氏早在高祖李渊被贬涿郡时就崩逝了。严格地说，她不属于这个由她的丈夫和儿女开创的朝代。她和这个朝代的联系是由祔葬、尊号等礼仪性元素构成的；再有，就是为人夫者、为人子者的无尽追忆了。长孙氏才是唐宫里为人记取的第一红颜。
长孙出自北魏拓拔氏，因为是宗室长，所以以长孙为姓，是真正的虏姓。自长孙氏的高祖大丞相、冯翊王长孙稚以降，长孙裕、长孙兕、长孙晟，累世显宦，但总体上家族的运势略有走低。长孙氏的父亲长孙晟在隋朝任右骁卫将军，长期对突厥进行分化、离间和策反，是葬送突厥霸业的第一人。不过，后人更多是记住了他在沙钵略可汗面前一箭双雕的英姿。长孙晟是听从他的兄长通道馆学士长孙炽的劝说将女儿许给李世民的。因为他们从窦氏劝抚突厥女的行为中看到了睿智与大气，相信这样的女人一定会有和与众不同的儿子——他们是对的。
严格地说，这只是《新唐书》“后妃传”的说法。两唐书的“高士廉传”都将长孙氏许嫁李世民归功于传主。在长孙晟去世后，由于异母兄长的冷遇，长孙氏和他的兄长长孙无忌跟着母亲投奔舅父高士廉。如果与李氏的联姻发生在大业五年以后，那倒确实多半出于高士廉的主张。也许这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不管怎么说，长孙氏是将永兴里舅父家当成自己的娘家，而不是那个不能给她们孤儿寡母以温暖的长孙家。两唐书都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说长孙氏归宁时，高士廉有个妾媵曾在她下榻的房舍外看见一匹两丈高的马，鞍勒皆具。高士廉请筮者推演，是《坤》之《泰》的卦象。对史书上记载的灵异事件我们大可以一笑置之。但是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筮者对长孙氏的论断：
坤厚载物，德合无疆。
我更愿意把这看作总结，而不是预言。这八个字与其说由推算得来，不如说是从长孙氏的生活中总结而来。因为她“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在兄弟阋墙渐露端倪的时候尽心尽力地去弥合日益扩大的裂痕；也因为她从不专横地干预政局，却又能很有分寸地对政治施良性影响；更因为她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那些即将和丈夫一起奔赴玄武门的将士得到了长孙氏亲切的慰勉；因为各种原因开罪于皇帝的大臣和宫人得到她的庇护；她将出生不久就失去母亲的豫章公主视同己出，甚至宽恕了曾经虐待过她的异母兄长孙安业……为所谓的灵异，不过是对长孙氏一生的事后肯定，并将其神秘化，或者说，神圣化而已——
那个桃花林里自由自在地放歌的灿烂少女很快就隐没在遮天蔽日的历史深处了。日渐清晰和明亮起来的，是厚德载物的母性形象，是使人如坐春风的端庄笑容。
我们不曾因先天的相貌丑陋而鄙视任何女性，那只能证明我们有远比相貌丑陋的内心。但是，当西晋皇后贾南风丑陋的脸上出现如此丑恶的表情时，我们意识到那其实是无可避免的厄运露出他狰狞的面目，我们必须在接踵而至的血雨腥风里去经历礼崩乐坏、家破人亡的苦楚。在眼前闪回的，是羊献容的无可奈何、冯妙莲的淫荡表情和潘玉奴、冯小怜、张丽华所谓的红颜祸水……即使是独孤伽罗写满妒意的表情也不能够为动荡的年代作一个经得起考验的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