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历史研究--玉搔头中短篇集-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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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宪宗遇弑。
当被宪宗远远地贬黜到边地的刘禹锡数年后再一次回到长安，他看到的，是桃花净尽菜花开，是繁华散去后的百丈红尘。
二、流水无情草自春
唐穆宗和春天似乎有着不解的缘分。
父亲的死亡使元和十五年的春天苍白而寒冷。穆宗是顶着这早春的料峭寒气走向他憧憬已久的帝位的。但这也许不是一个属于他的位置。连《剑桥中国隋唐史》也说：“大致可以这样说，如果雄才大略而猜忌成性的宣宗能直接继其父宪宗即位，九世纪朋党之争或可和缓得多，或者甚至会使中国人不知朋党为何物。”人们通常认为，中唐党争的根苗萌生于元和三年，或元和十年。可终元和一朝，没有爆发大规模党争。这不能不归功于宪宗的手段。可穆宗是没有宪宗或宣宗那样的能力来平衡文职官僚集团日趋激烈的派性斗争的。
长庆元年，也是一个春天，他没能阻止一次牵涉众多高官和望族的贡举舞弊案演化为历史上最著名的党争。平心而论，穆宗对贡举舞弊案的处置没有什么明显的失误：接受朝臣控诉、咨询翰林学士、举行还算公正的复试以确定责任、最后罢黜渎职的考官……一切都按部就班。穆宗为人所诟病的，不在于个别举措的失当，而在于表面的中规中矩下掩藏着对事态发展的无能为力。结果，官僚们“皆挟邪取权，两相倾轧。自是（著者注：长庆贡举案）纷纷排陷，垂四十年。”
在元和朝我们看到的是君主英明；文职官僚集团在被驯服后表现出高度的智慧与效率；藩镇势力面对长安咄咄逼人的进取态势相应地萎缩了。元和宫变后到长庆二年春的两年时间内，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反向过程：英武君主的死亡和继任者的昏暗；文职官僚集团的派性斗争因缺乏制约而失控，导致长安丧失智慧与效率；长安权力的瘫痪也就意味着河朔三镇的重新崛起。
河朔三镇不同于帝国其他州郡之处，不仅仅在于中央统治力嵌入程度很低，还在于无论经济基础、权力结构，还是文化心态它们都已经胡化了——“山东奥壤，悉化戎墟”。长安不仅要将自己的权力之手重新伸入河朔，更是一元化帝国的全面重建。前者只不过是后者的最初步骤。元和年间的征战完成了这个步骤，更艰难的后续步骤宪宗还没有来得及着手。穆宗的朝廷肯定误以为他们不过是在做扫尾工作。长庆元年二月，宰相萧俛、段文昌建议削兵。在藩镇屈服于宪宗武力的情况下，确实需要一项从根本上削弱藩镇的政治方案；府藏告罄的长安也必须逐渐摆脱军费剧增的困境。但削兵是被当成孤立简单的一项政策加以推行的：强制遣散的兵卒何去何从；如何消除节度使们的抵触情绪；如何安抚嚣张的牙军……长安竟一无长策。被强行散去的军卒转身遁入山林，落草为寇；还没有被裁撤的在发现自己对朝廷恭顺却反被无情地推到了前途未卜的境地后，从内心疏远和敌视起长安来了。最终，朝廷接二连三的错误导致河朔复叛：
卢龙节度使刘总辞官时曾建议将这个强藩一分为三，同时将都知兵马使朱克融等有影响且又非常跋扈的将领送到长安。他隔离骄兵悍将以消弭隐患于无形，同时也希望朝廷能礼遇这些边将，拉近藩镇武人和长安的心理距离。但是，朝廷没有领会刘总的意图，基本保留了卢龙领地，又在冷落朱克融后轻率地放虎归山。当接任卢龙节度使的张弘靖不能照顾该地域胡化的特殊性从而招致哗变时，朱克融取代了他。成德的反叛则与穆宗下诏各镇藩帅对调有关。这本是为了避免节度使长期盘踞地方而坐大的明智之举，可愚蠢之处在于朝廷把魏博节度田弘正派到了成德。在宪宗讨伐成德时，田弘正是绝对的主力，和成德结下了不解之仇。仅元和十一年南宫之役，成德就有二千多人阵亡。现在，他却被朝廷抛弃在如狼似虎的仇人中间。杀害田弘正的王庭凑强迫监军上疏请封。恼羞成怒的朝廷断然拒绝了他。随即，各路大军奉旨从四面向成德集结。阴云密布的天空中笔直升起的狼烟宣告一个值得怀念的年代正式终结了。
魏博和卢龙、成德本来就是三位一体的。在卢龙和成德相继作乱后，魏博动摇了。史宪诚逼死田弘正的儿子田布，取代田氏成为魏博的统治者。地方上的反叛如同瘟疫一般四下里蔓延开来，连河朔以外的武宁、浙西、宣武和昭义也感染了。朝廷必须要屈辱地妥协了，因为它没有能力同时与河朔三镇作战。元和中兴已到梦醒时分。
长庆二年早春的一天，史宪诚春风得意地接任了魏博节度使；仲春里的某日，昭义节度使刘悟突然囚禁监军；还是那年春，王庭凑得到了旌节，而响应朝廷号召去对抗他的牛元翼却不得不在暮春三月抛弃家眷只身突围；与此同时，武宁节度副使王智兴疯狂劫掠着汴河的春水里的进奉船和商旅；暮春时节，他驱逐了节度使崔群；几天后，朱克融、王庭凑加检校工部尚书衔……这是长庆二年的春天，这就是春天里上演的悲剧。
不久以后，穆宗中风坠马，在病榻上消磨掉自己的最后两年时光。病入膏肓的他大概已经真切地感受到岁月如无情流水，终将他的生命和希望，都一点一点地带走。那是长庆四年正月壬申。
——又是一年春来早。
三、日暮东风啼怨鸟
唐穆宗的过早下世是他的儿子唐敬宗不得不在一个对官僚制帝国和宫廷政治都还懵懵懂懂的年纪就开始了自己的帝王生涯。连《旧唐书》也认为“彼狡童兮，夫何足议”。两年的短暂时光就象是长庆一朝的自然延续，问题都是老问题，只不过程度更严重罢了：文官集团的倾轧更加赤裸裸地展开；藩镇更加跋扈；甚至市井，也嘲弄起朝廷来了——长安染坊的染工张韶竟然荒唐地聚众闯宫，将敬宗撵得仓皇逃窜……这是一个可笑和可悲的年代，落日下的长安暮色四阖。
这个少年最终死于暮色掩护下的一次谋杀。宦官刘克明怀疑自己与董淑妃偷情的丑事被敬宗发现，于是铤而走险，在一次唐宫夜宴的时候对皇帝下了毒手。
文官与宦官共同拥立唐文宗即位。他是敬宗的二弟，却比敬宗更懂得负起责任。文宗在深陷牛李党争的文官集团中寻找着自己可以信赖的势力。于是，文官精英们纷纷从天南海北回到了长安——牛李二党的参杂并进构成了那个时代政治的一大景观。
对比长庆元年，无论是李德裕还是牛僧儒、李宗闵，牛李两党党魁的根坻都更加难以撼动了。资历和经验，再加上多年苦心经营，使他们成为人们必须仰望的人物。随着党魁们相继成为宰相，更多的中高层文官身不由己地将自己的命运与李党或牛党结合在一起，板结成坚固的一块。文官集团派系日益稳固。即使按李德裕自己的估计，朝士中结为朋党的也达三分之一。更何况，李德裕口中的朋党当然仅仅是指牛党而已。从悉怛谋事件到杨虞卿、郑覃等人的人事变动，两党以硬碰硬，将自己最冷最嶙峋的一面呈现给对方。在整个太和朝，李德裕、李宗闵们双峰对峙，使文宗无法依靠他本来应该依靠的文职官僚集团和他们所拥有的政治资源来实现复兴的政治理想。除了颓然哀叹“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外，李涵还能如何？他开始更多地依靠权术去控制他的文官集团；他变得日益相信阴谋的力量，相信那些更加不值得相信的人：一个是翼城人郑注，一个是流人李训。
他们是小人物，他们更是小人！因此他们没有道德上的禁忌，急于事功又不讲究程序。连续放逐三位宰相使他们声震天下；随后利用宦官派系矛盾，借刀杀人，在短时间内将高层宦官相当彻底地清洗一遍。可是，当他们在“甘露之变”中试图动用武力最后解决宦官时却失败了。被阴谋激怒了的宦官率领神策军对文官们进行了疯狂屠杀。在元和宫变中漠然地充当看客的文官们现在惊恐万分地发现：在宪宗被弑十五年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终于落到了他们自己头上。
《资治通鉴》所谓“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似乎值得商榷，宦官们在随后的会昌和大中两朝还要先后受制于李德裕和宣宗。但是，宦官们参政制度化的趋势将继续下去：一个以枢密院和中书门下政事堂、翰林学士院为中心的新决策框架稳定下来；护军中尉开始列席延英会议；宣徽院及鸿胪礼宾使、如京使、翰林使、学士使、閤门使和武德使等内诸司使已然建立起上下统属的职官系统，分割原本属于省、寺的权力。甘露之变并未成为宦官公开专政的开始。但是，将会有很长时间人们不会再象文宗那样，考虑以非常手段解决宦官问题了。
作为郑注、李训的同谋，文宗侥幸保住了他的性命和帝位。可是，生不如死的苦痛和无穷尽的哀伤将伴随他度过最后五年。
接替文宗的是穆宗的另一个儿子唐武宗。经历了文宗时代诸派参杂并进的扰攘后，王朝对一个坚强中枢的需要是如此迫切。武宗为自己选择强有力的合作者——李德裕。他给予李党以最大限度的信赖。所以，会昌一朝是李党秉政，对帝国的命运全面负责的五年。
作为历史上最能干的宰相之一，李德裕上任伊始就显示出卓越的才干。当十余万回鹘部众在黠嘎斯部落的驱逐下涌入阴山之南时，帝国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李德裕一方面试图使回鹘重返斡耳朵八里，另一方面从容不迫地着手规划即将到来的战争。会昌三年春，随着回鹘大军逼近振武，最后决战已经无可避免。河东、振武、卢龙大军与天德军、内地奉命驰援诸部及契苾、沙陀、吐谷浑骑兵在朝廷的协调下破回鹘于杀胡山。很久没有这样的胜利了；在胜利以外，杀胡山之役还别有一种鼓舞人心的东西：正如我们所见，长安正重新变得稳妥、有效率，并且十分坚强。在对王朝来说更加利害攸关的藩镇问题上，这种变化有立竿见影的表现。会昌元年九月癸巳，卢龙兵变。幽州局势风云姽谲时，李德裕耐心地作壁上观，静侯合适的人物和时机。朝廷战略性拖延不仅避免了短时间内连续变更任命的尴尬，而且使藩镇的将领们认识到：没有中央的正式任命，他们的统治将因缺乏合法基础而处在高度不稳定状态。态度恭顺的张仲武控制幽州后顺利地得到了长安的认可。作为回报，张仲武和他统治下的卢龙相当长时间里在灭回鹘、灭佛等诸多问题上给予长安弥足珍贵的支持。当刘稹试图把泽潞变成又一个可以世袭的领地时，李德裕果断出手，讨伐泽潞。就连河北三镇也被动员起来了。朝廷取得了对藩镇的最后一次胜利。
会昌五年武宗驾崩，使李德裕失去了最强有力的支持。五年里，朝政“皆独决于李德裕，他相无预焉”。他亲自承旨草诏，使号称“内相”的翰林学士沦为服笔札之役的风尘俗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