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79-共和国红镜头 :中南海鲜为人知的历史往事-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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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按按快门、调调焦距的摄影师,这点我很清楚。这不仅要求摄影技术的臻熟,更多是政治上的成熟。
第一节 正式担任周总理专职摄影师
中南海西花厅里周总理和邓大姐那富有感染力的笑声,至今都留在我温馨的记忆里。
北京的冬季寒冷异常。风很硬,像刀在脸上刮,连胡茬根都在颤抖。可是在这个不受欢迎的季节里,我们摄影记者还要去冰天雪地拍火热沸腾的场景。幸好那时人年轻,耐寒,不大把天气放在眼里,干得挺欢,照片发稿也多。
1960年元月,我正式接到新华社的通知,派我去中南海,跟随周恩来总理,专门负责拍摄他活动的新闻照片。和我一同确定为专职摄影记者的还有侯波、孟庆彪、张彬,他们分别负责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的摄影活动。记忆里这是新华社第一次明确分工跟随中央领导人的摄影记者。那年,我刚满33岁,已拍了16年的照片。
我走进了人们向往、世界注目的中南海。
中南海的摄影师绝不是一般按按快门、调调焦距的摄影师,这点我很清楚。这不仅要求摄影技术的臻熟,更多是政治上的成熟。
这天,中海和南海的湖面,一抹展平。晶莹的冰将所有的生气死死地封在底层,留着光洁却寒冷的美丽和太阳默默相对。
我到中央警卫局报到,转了组织关系。按规定,我们专职摄影记者的党组织生活由警卫局统一管理,侯波担任中南海摄影组的组长,我是副组长。
第一次走进西花厅,也说不清是紧张还是新奇,心里绷得紧紧的。我握了握手里的“莱卡”相机,尽量分散这种命运转变带来的不自然情绪,表现出轻车熟路、稳操胜券的老练模样来。
客厅在前院,是清代的皇家建筑,看上去似乎富丽堂皇,郁积着贵族的气息。定睛细看,就会发现,门窗檐柱上已油漆斑驳,露出了陈旧的木质,那骄横盛世的皇家气息已被岁月风化,变成了漫长历史演变的物证。室内简朴的陈设更将这种气息消弥殆尽,都是极普通的桌椅,沙发不仅式样陈旧还显得特别的笨重。
一会儿,周恩来总理走了进来。我正站在客厅的一边。我看见总理走上前和电影记者握手,就跨到跟前为他们拍照。连着拍了几张,总理走过来和我握手,刚握上手他突然调过头对别的记者说:
“嗳……嗳,我和老杜握手怎么没有人照相?”
我忍不住笑了:“相机在我手里,别人照不成啊!”
总理朝另外一个记者招招手。“我和老杜再握一次手,你们给照一下。”
我高兴极了,和总理留一张单独合影,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读者可能有点奇怪,整天和总理在一起,怎么照一张照片还那么难?
总理是一个和蔼慈祥的人,同时也是个严厉严格的人,到他身边之前,我就知道了许多“纪律”,比如不能抢镜头,不能主动提出和领导人合影等规定。那时的人也很老实,不让合影就不合影,决然想不到找机会单独合影。所以许多在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至今都没有一张和总理的单独合影。
总理和我单独握手后,看看我,若有所思。
“嗯……我以前看见过你……面熟嘛。”
刚才那一笑驱走的紧张又跟了过来,脸热良久,舌尖上也没能弹出一个音符。
以前见过?我脑海里迅速筛找记忆……
1945年我在延安见过周恩来,那时他从重庆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在机场上,我挤在人群里,紧张地抓着一部苏联老大哥的照相机,一会儿举起,一会儿落下,奔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满以为能拍下周恩来潇洒、沉静、健美的身影。还没等从成功的幻觉中醒过来,猛然发现镜头盖没打开。巨大的懊恼顿时像刀在胸腔里剜,剜得泪都快出来了。怎么节骨眼儿上就出岔子呢?年少气盛颇为自负的我差点没把相机给砸了。那次纯属摄影新手的常规错误,竟使毫无过错的苏联相机在我手里一生都黯淡无光。
那次机场上人山人海,我淹在里面,连个头顶也没有冒出来……这绝不可能算是见过。
以前见过?1954年从兰州调到北京分社,后又到中央新闻组,倒是常去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可……那些会议和活动往往场面较大,人数也多,尽管有时镜头离总理很近,但他都在聚精会神地讲话,怎么可能会注意我这个普通记者!
然而他确实记住了我,从他确信无疑的神态可以看出。
“我能到总理身边工作,一是组织的安排,二是……是我的运气好哪!”憋了半天,说出这么一句话。
总理盯了我一眼,那眼神叫我吃不准他是不是要责备我,心里不觉慌了起来。
“那哪能靠运气?工作要靠自己的努力嘛。你说是不是?老杜。”
刚才总理叫我老杜我就不自在了半天,他多大我才多大呀……
“总理,您就叫我小杜吧,这样合适些……”
不等我说完,总理摆摆手,“哎,我们都是革命同志,不分年龄大小,老杜小杜还不一样吗,没那么多规矩。”
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我看见总理也笑了,心才松弛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总理抬手看看表,可能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就拍拍我背着的充电器,说:
“挺沉的,先放下吧。”
那时用的闪光灯没有干电储存功能,靠充电器供电。一个充电箱起码五六斤重,背久了还真的压肩,木涩涩的。
“总理,这些机器都不能离身,这是规定。”
“噢……规定,规定就不要违反了。你们很辛苦,要背这么多的机器。”
总理不无同情地望着我们几位记者,个个脖子上至少吊着两部机子,再加上碗口大的闪光灯,一副五花大绑的样子。
我们告诉总理,习惯了,一点也不累。他感叹道,到底人年轻啊。用手搔了搔自己已经开始花白的头发。可我一点也不觉得总理是个花甲老人,特别是他那双浓眉下的炯目,使之容貌生辉,英姿勃勃。以前我只知道总理潇洒而庄重,练达而忠笃的风度颇为众人欣赏、称赞。相形之下,他内在的美德和海涵气度比外表更有征服力,一种深沉持久的征服力。这使周恩来的魅力经久不衰,子子孙孙仰慕不止。
会见外宾后,周恩来提议我们一同到后院坐坐。
后院是周恩来和邓大姐居住、工作的地方。
院子里有几株高大的海棠树,每年4月,粉色花朵缀满枝杈,阵风吹过,花瓣纷纷扬扬,漫天飞舞,壮观至极。
这天,我见到了邓大姐。她身穿深紫色的呢外套,披着雪白的纱巾,和蔼可亲地迎接我们。
我们落座后,邓大姐一一询问了大家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她听说我有两个女儿,眼瞳里跳出只有女性才会有的怜爱神情。连连说:
“女孩儿好,女孩儿好。女孩儿大了知道疼父母……女孩儿好。”
看得出来,这个庭院缺少孩子的笑声。邓大姐是多么喜欢孩子!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的孩子,几乎都到总理和邓大姐家里玩过,有时,邓大姐主动打电话让把孩子带过来玩玩。
十多年,我拍过不少总理、邓大姐和孩子在一起的开心镜头。
我离开西花厅后院时,邓大姐嘱咐我:“老杜,有时间带女儿们来玩玩,啊,一定带她们来玩呀!”
《共和国红镜头》第一部分第一章 走进中南海,走进西花厅(2)
第二节 邓大姐的终身遗憾
我们离去时,邓大姐一直相送到大门口才收住步,还亲了亲两个泪汪汪不想走的孩子,我妻子眼眶红了,移开视线……
后来我和妻子带着女儿们去西花厅时,我们的三女儿刚出世不久,我妻子抱抱又放下,考虑再三,还是放下了襁褓中的婴儿和一摞尿布。
“这是进中南海,你当去逛街呀?也不看看带这么多尿布雅观吗?”
我没好气地对妻子说。
两个女儿进了西花厅就乱蹦乱跳的,以为进了什么公园,不等我们拉住就撒开两条小腿不见了影子。邓大姐从屋里出来,一见,爱得跟什么似的,跑上前去,一手拉着大的一手抱着小的,眼睛还四下里寻。
“老三呢……小的那个呢?”
妻子朝我投来责备的目光,对邓大姐说:“孩子太小,一会儿就哭闹,怕……打搅大姐的工作。再说带小孩子出门,不……不方便,就尿布……”
“啊呀,那有什么关系呀。我就想看看这般大的奶娃娃,闻闻奶香,毛茸茸的多可爱。唉……”
她不无遗憾地用手比划婴儿的模样。
看到邓大姐这样喜欢孩子,我心里也后悔了。不该顾及这顾及那的,将小女儿留在家里,结果给邓大姐留下了深深的失望。直到我们再三保证:下次一定将毛娃娃带来!大姐的脸上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孩子调皮,又有个面慈心善的奶奶宠着,欢得恨不得上天入地,满地毯上打滚。我们在一旁又急又气,几次想上前去制止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们。
邓大姐不让。
“嗳,孩子调皮爱动,不是坏事。说明她们爱动脑筋,有个性。聪明的孩子往往是调皮的孩子,不要管得太严。”
时间真快,我们该告辞了。邓大姐笑眯眯地拉着孩子们,走到屋外,选好背景,搂住两个孩子合影留念,镜头里的热烈场景真让我感动也让我心酸……普天下的女性都能生儿育女,可我们的大姐选择革命的同时也选择了终身缺憾,放弃了儿女绕膝的天伦之乐,这高尚而高昂的代价,竟是这样的残酷……
我们离去时,大姐一直相送到大门口才收住步,亲了亲两个泪汪汪不想走的孩子,我妻子眼眶红了,移开视线……
两个小家伙走出好远,还不住地回首,望着向她们依依招手的邓奶奶。
“下次别忘了带毛娃娃来玩哪!”
春风从我们的背后送来了大姐的叮咛。
至今想起我都不能原谅自己。小女儿两岁我都未能兑现自己向大姐许下的承诺。这不难兑现的承诺竟在繁忙和顾忌中无限地拖延,如果不是在机场相遇,如果又没带小女儿……我真不知道会将大姐的愿望拖延到何时。
1964年夏季,我随总理出访。妻子携已由奶娃娃长成小娃娃的老三到机场送我。邓大姐在候机厅里看见了我们,连连朝我们招手,叫过去。孩子胆怯地望着蹲下身和她平视的陌生人,想哭。可邓大姐高兴极了,搂过孩子,对着小脸庞“叭”就是一口,拉住小手,说:
“啊呀呀……瞧瞧,我们的奶娃娃长这么大了。你这么一点大时,我就让你妈妈带你来玩……你妈就不带你来,你说,这是妈妈不对,是吗?”
孩子不再害怕了,而是扭动着头,冲着邓奶奶“咯咯……咯”傻笑个不停。
邓大姐“咯咯……咯”笑得更开心。
我赶紧抢拍下这幕洋溢天伦情趣的生动画面。
《共和国红镜头》第一部分第二章 第一次随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