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臣之鉴-第5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向东直捣俄罗斯的后院中亚五国。此外,从进几年来世界石油市场的走势来看,如果谁能控制高加索,谁就能掌握里海的石油流向,在这场经济领域的较量中美国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基于这样一些原因,美国一定要在车臣问题上同俄罗斯纠缠,其途径很可能是先争取车臣问题国际化,以便堂而皇之的公开插手,然后,再将俄罗斯排除在外,实现车臣独立。2004年9月,别斯兰事件发生后,美国和西方政治家几乎异口同声地批评俄罗斯的车臣政策,主张俄军队撤出车臣,由国际维和部队或北约取而代之,维护高加索地区的稳定。美国还公开表示要与车臣分离主义分子接触。
同样在别斯兰事件发生后,在普京发表反恐八项措施后,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称其中有些条款是“民主改革的倒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鲍彻也在9月14日表示,美国在反对恐怖主义行动中坚定地同俄罗斯站在一起,但重要的是,要在反恐和国内改革及民主进程之间保持正确的平衡。
从美国的这些表现可以清楚地看到,不管俄罗斯的态度如何,车臣分裂分子与外部势力之间的联系都有可能逐步公开化,高加索问题也将进一步国际化。最后,车臣非法武装的行动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被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
关于这一点,俄罗斯本身也十分清楚。别斯兰事件发生不久,普京在一次讲话中明确指出,俄罗斯的一些敌对势力企图使某些地区从俄罗斯分裂出去,而这种做法得到了其他势力的支持。他说:“他们的想法是作为核大国之一的俄罗斯仍对他们构成威胁,所以必欲除之而后快”。2005年2月16日,俄罗斯联邦政府内务部长拉希德·努尔加利耶夫在内务部与其他执法部门联席会议上,将俄罗斯的这种看法说得更加清楚。他说:“影响俄罗斯内部犯罪情况的主要因素仍是国际恐怖势力挑衅。恐怖策划者大大利用了种族和宗教差异,目的是加强在我国境内的违法活动,使俄罗斯发生有利于西方国家的改变。”“而俄罗斯境内国际恐怖主义背后的默许支持者是西方国家。”这是车臣走向“独立”的最大隐患,也是俄罗斯面临的最大危险。
第五部分居安思危(1)
这是一部令人心情压抑的作品,因为它充满恐怖、凶杀和让人透不过气来的硝烟。特别令人痛心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同一个国度,发生在兄弟民族之间。到头来,战争的创伤要自己去医治,摧毁的城市要自己去重建,亲人的遗体要自己掩埋。
俄罗斯的不幸给了我们深刻的启迪,让我们意识到当身边还是蓝天、鲜花和红旗的时候,就要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对于历历在目的车臣问题至少有以下这些教训值得借鉴:
1在历史的长河中化解民族积怨
车臣问题尽管是由多种条件诱发的,但车臣与俄罗斯两个民族的历史积怨是一个主要原因。其实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在历史上都会有一些恩恩怨怨。不敢正视民族矛盾的客观存在,或者让某个民族的后代为历史承担责任,显然都是错误的。
民族矛盾的产生有多种原因,但使其化解的办法却很少,除了制定和执行能够为各民族认同的民族政策外,最有效的还是让历史的长河将其淹没。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几个少数民族都曾经统一过中国,在他们对中原的征讨中,与汉族的矛盾可想而知,否则就不可能产生文天祥、岳飞这样的民族英雄。随着岁月的流逝,现在,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这些民族相处得非常友好,这就是时间和历史的功绩。但是在这个漫长的、化解民族矛盾的过程中,至少有两点需要注意:(1)各民族政治家都要有海纳百川的气势胸怀,善待万物。记得一位哲人讲过这样一段话:“宽恕一词散发着神秘的气氛,蕴含着温暖与力量。它象征着理解、松弛,一种友好的行动,具有抚慰、愈合、重新结合以及重建关系的力量。”可以说,如果政治家们能够将这种精神应用到处理民族问题上,民族矛盾至少不至于激化。(2)要充分认识到民族问题是个火药桶,为此,任何人都不能利用它谋取政治或经济利益,甚至不要轻易去触碰民族矛盾的伤疤,否则必将玩火自焚。在这个问题上,俄罗斯的教训是相当深刻的。可能与俄罗斯人的性格、文化及苏联时期的国体有关,从苏联到俄罗斯的领导人在处理政治、民族、国际和其他问题时,总是给人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感觉。这种感觉从他们对待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对待斯大林、对待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等许多问题中都有深刻的体会。
由于中苏两党、两国在20世纪五十年代的特殊关系,苏联的作风对中国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毛泽东在其晚年习惯于运动式治理国家的作风,在理论上讲与斯大林是一脉相承的。但是,我国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在处理诸如“大跃进”、“大革命”的后遗症时却采取了完全有别于俄罗斯人的方式,其效果是在纠正个别领导人所犯错误的同时,使党的正确路线、方针、传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这种政治上“软着陆”的成功已经引起了许多国家的关注。几年前,俄罗斯的《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过尤里·别洛夫的一篇文章,文章写道:“在当代中国,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新的发展经济的方针政策下逐步被克服,而毛泽东的民族和国家独立的正确思想得到维护。在伟大的中国人民长期寻求独立的过程中,毛泽东的作用是巨大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国的政治家们找到了不对毛泽东搞人身攻击的聪明的办法,捍卫了人民的历史丰碑,没有割断时代的联系。”文章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在处理这些问题时表现出的常人难以想像的政治素质和聪明才智,将中国领导人处理这些遗留问题的做法称之为宝贵的经验。
对于中国人来说,比评价毛泽东和纠正他晚年所犯错误更困难的问题并不多见。可以说,如果能将解决这个问题的经验和方法用到解决历史遗留的民族问题上,56个民族一定会紧紧团结在一起,共同建设我们美好的家园。
2 将民族分裂势力消灭在萌芽之中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三股势力在世界各地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膨胀和发展,车臣的民族分裂势力及其建立的非法政权就是在这个时期的产物。
由于民族、宗教、地缘等一些原因,这三股势力也波及到中国,其中以“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为纲领的“东突”分子,就在我国新疆境内外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民族分裂势力。上海APEC会议期间,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朱邦造解释了中国官方对“东突”分子的定义。这位发言人说:确实有一批民族分裂分子想通过暴力恐怖的手段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建立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我们称之为“东突”恐怖分子。
2003年12月15日,公安部反恐怖局副局长赵永琛公布了我国认定的四个恐怖组织和11个“东突”恐怖分子。四个恐怖组织分别是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东突厥斯坦新闻中心。11个恐怖分子是艾山·买合苏木、买买提明·艾孜来提、多里坤·艾沙、阿不都吉力力·卡拉卡西、阿不都卡德尔·亚甫泉、阿不都米吉提·买买提克里木、阿不都拉·卡日阿吉、阿不力米提·吐尔逊、胡达拜尔地·阿西尔白克、亚生·买买提、阿塔汗·阿不都艾尼。
第五部分居安思危(2)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上述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为核心的“东突”恐怖势力在境内外制造了一起又一起暴力事件,严重危害了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据不完全统计,自1991~2001年,“东突”恐怖势力仅在新疆就制造了至少200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160人丧生,440人受伤。其中仅1997年2月5日制造的“伊犁事件”,就造成9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同年2月25日18时30分发生在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的3辆公共汽车同时爆炸的系列爆炸案,又造成了9人死亡、58人受伤。
尽管“东突”恐怖组织及其对国家安全的侵害已经客观存在,但是,多数国内外反恐问题专家都认为中国的恐怖主义还处于相当初级阶段,他们没有成熟的政治纲领,没有可供其发展的空间,而且这些恐怖分子出没的国家都明令限制其存在。“9·11”事件发生后,由于反恐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中国又与中亚国家共同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从而使“东突”分子陷入一片喊打声中。这就是说,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东突”分子不可能对我国的安全构成根本性威胁。但是,从“东突”恐怖分子活动的情况看,他们虽然起步较晚,起点却很高。现在,他们已经基本具备了与国际恐怖组织同样的心态和作案手段,而且有人还直接在阿富汗或车臣接受过训练。近几年我国公民在境外遇袭案件的调查结果,已经完全证实了这种判断。为此,对这些刚刚萌生的民族分裂势力必须高度重视,斩草除根。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闭幕会上对这个问题有过精辟地论述,他说:“西方一些敌对势力与我国一些分裂主义势力加紧勾结,利用民族、宗教问题,不断挑起事端,就是企图在我国打开一些缺口,进而实现其‘西化’、‘分化’中国的政治阴谋。我们千万不能麻痹大意。我们要高举起反分裂的旗帜,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对出现的分裂主义活动,要坚决依法处置,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一旦这种活动起来了,广泛蔓延开来,再加以收拾就不容易了。我们考虑民族、宗教工作的任何问题,都必须坚持从有利于维护各民族的大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和繁荣这个大局出发。这是一条大的政治原则,全党同志和全国各地都要认真遵守。”《在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第378页。
3 让民族之花在中华大地绽放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它包容着56个民族的文化,是由各民族人民共同装点起的一个五彩缤纷的大花园。虽然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艰难险阻,但是,各民族兄弟携手走在建设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的景象,确实让中华儿女感到无比自豪,让世人称颂。
但是,由于文化、风俗、经济状况和发展进程的差别,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必然会遇到错综复杂的问题,这种状况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都可能存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不回避这些问题,同时认为民族问题是社会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是革命和建设总问题的一部分。认为民族问题只有在社会总问题解决进程中,才能得到解决。如果在整个革命建设中重视民族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它就能对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起积极的推动作用。反之,如果忽视或错误地处理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