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氏三兄弟-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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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来的机遇，贺子珍十二分地珍惜。她把孩子略作安排，收拾一下随身衣物和洗漱用具，便只身来“红大”报到了。她被分配到“红大”第一科学习（第二科离此四、五里，第三科远在甘肃庆阳县）。这个班的学员，当数二十六岁的贺子珍最大，因此大家都礼貌地喊她“大姐”。
“红大”的校舍除了石洞以外，什么样式也没有。这些石洞好似蜂窠一样，不知哪个朝代开凿的。大的高宽各约一丈，深约一丈四尺，小的不过高宽各约六尺，深五尺。毛主席为学校规定了“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它陶冶着红军干部的情操，又通过这些干部传播和贯彻到全军和全国。
贺子珍一投入到这个集体，就以忘我的精神进行学习，那种在毛主席身边的孤独感立即消失了。她严格要求自己，凡是学校规定的纪律她都严格遵守。比如出操和队列，她都一课不拉。皮带一扎，绑腿带一打，英姿焕发。
她离毛泽东的住处很近，只有二里，只坚持星期天回去过礼拜。其他时间，她都坚持与学员同吃同住同学习。尤其是劳动课，贺子珍更是积极参加。
为了开辟校园平坦的道路，党支部订出了一个计划：开辟一条横贯校门的大路和三条交通大道的支线。这项任务由大家动手去完成。
大家劳动热情很高。有的拿镢，有的拿铲，有的用锄，有的用钩。同学们自动地、极有风趣地互相鼓励着。这虽是较吃力的体力劳动，但在这些血气方刚的学员看来，都是那么一回事！既然他们要改造世界，建设新中国，现在改造自然，修几条路又算得了什么！
工作完毕后，贺子珍的手磨起了水泡！数一下：六个！其他的同志也都起泡了，大家拿手来比较。贺子珍手上的六个泡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
晚间贺子珍躺在石炕上睡觉时，手、脚、腰脊骨都有些酸痛，心想：重体力劳动的确不简单，但比起过去多年的斗争中———饥饿、生病、负伤、流血和爬雪山、过草地、走野林的生活来，真是算不了什么苦了。因为疲劳，心中又愉快，很快就睡熟了。
第三天，她再次在工地参加劳动时，突然眼冒金花，天旋地转，昏倒在工地上。同学们及时把她抬进医院抢救，才脱离了危险。经过诊断，贺子珍患了严重的贫血症，需要好好的休息。她只好辍学回家休养。
辍学回家，无疑是对贺子珍一个很大的打击。看来她要实现自我人生价值已成了泡影。
她开始埋怨自己不争气的身体来。这时期，恰巧毛主席接连召开几个会，非常繁忙，连回家的机会也少了，无暇顾及贺子珍。贺子珍的老病再次爆发了，性情变得烦躁，烦躁中又使她生出种种疑虑和不安来……这是一种可怕病态。
在那些日子里，她想得很多很多。她想到了自己的身体，太不争气，要想多做些工作，却往往力不从心。那些该死的弹片，使她经常处于难以忍受的痛苦之中。她多么想动次手术，把这些弹片取出，使身体早日恢复健康啊！可是延安动不了这个手术。她决定到西安去。从那里赴上海，取出弹片。
就在这个时候，她发现自己又一次地怀了孕———加上那股火气，这更坚定了她要出走的决心。过密的生育影响了她的健康，影响她的学习和进步，她要离开毛泽东一个时期，调养身子，读一些书。她与毛泽东共同生活了十年，怀孕生育了六次，几乎是处在不断地怀孕、生育的过程中。她自己说，我生孩子都生怕了。
第十八章 延安新生活贺子珍负气出走，毛泽东实心相留
开始，贺子珍出走的最初的动机是因为当时的延安，没有医院能取出她体内作疼的弹片。听说西安、上海或者苏联莫斯科的医院能做这种手术。
她翻来覆去的想来想去，最后主意拿定，不如先到就近的西安，然后是去上海，还是莫斯科再定。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一好百好。
在一个月高风急的傍晚，主席开完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回到家的时候，贺子珍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毛泽东。没有思想准备的毛泽东根本就不同意她到外地去治病。耐心地劝导她说：“不是不同意你去看病，上海的形势不明朗，苏联又太远，你现在又怀孕，身体本来就很虚弱，不适宜长途旅行。我们之间的争吵你不必计较。我还是过去的毛泽东，我也非常爱你。有时争吵时我也不大冷静。想起来也很内疚。”
贺子珍面目表情麻木。毛泽东见她不动容，接着又道：“我这个人平时不爱掉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地要掉泪；二是跟随我多年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过泪；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毛主席这番真情和肺腑之言是铁石也能融化，然而贺子珍却无动于衷地说：“我已经决定了！”
“决定就不能改吗？”无论毛泽东如何挽留，都难于留住她的心。这个外表十分脆弱的女子，内心比钢还硬。去意已定，就让她飞吧！飞不动再回来吆。这便是毛主席当时的想法。
“不能！”贺子珍拿出当年不顾一切的劲头，坚持要走。她把孩子托付给保姆，收拾起简单的行装，这只行装里，只有几件换洗的衣服和洗漱用具，终于一个人出走了。
当她只身来到西安时，已到1937年底，恰在这时，打了数月的“淞沪之战”已经结束，大上海沦陷，被小日本占领。到上海治病已经不可能。贺子珍被困在西安，住在中共驻西安办事处。
在家日日好，出门天天难。这时，贺子珍已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句教人的古训来。特别是从延安到西安，几经转车，到了西安住在办事处，还有诸多不便。如今带在身边的钱已经不多了。恰在这时，先是延安方面的电话打了过来，接着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又派人过来，当面传达主席的指示，请她立即回去，等形势好转后再说。并且有心的毛泽东还给贺子珍捎来一个精致的日用品的箱子及钱款。当时贺子珍曾感动地哭了，实际上从负气出门那天起，她无时无刻地不在惦记着丈夫和娇娇。人虽走了，心仍留在家中。她曾想到回家，可是她那倔犟的性格又不允许她这样做，这种念头很快又消失了。为了表示对主席的惦念，她想到毛泽东住的那个窑洞潮湿，便用自己积蓄的津贴费，跑到街上，买了一床新棉被，托来人捎了回去。
毛泽东见了这床新棉被，也感动了，但他更感动的是贺子珍这种宁曲不折的性格。
贺子珍在西安一连住了几个月，她看到共产国际的代表从苏联经新疆、西安去延安，受到启发：我何不到苏联呢，先取弹片后学习，何乐而不为呢！她决定到苏联去。在一个黄沙扑面的早晨，她乘上了一辆西去的汽车消失在漫漫的黄沙途中。中途路过兰州住了几天，尔后她又出现在乌鲁木齐市的街头，住在中共驻新疆办事处。在她焦急等待去苏联飞机的时候，毛泽东又一次托人捎来口信，请她不要去苏联，返回延安。此时贺子珍像是断了线的风筝，又没有理会这次召唤。
不久，驻新疆办事处收到中央的一份电报，要求所有在新疆候机去苏联的同志，全部返回延安。实际这也是主席见他的个人命令失效，而最后采取组织命令的形式让她返回延安。可是，这次好机会，贺子珍并没有珍惜再次错过了。在组织命令面前，作为共产党员的贺子珍再次屈服了自己的倔犟性格。显然毛泽东也是十分头痛的。一天傍晚，他与警卫员散步时，一颗流星从天体上划落，毛泽东望景生情、无不伤感地说：“我的织女星划落了！”
几个月后的一天，贺子珍坐上了去苏联的飞机。
然而就是因为她的倔犟，错误的选择，造成了她个人悲剧的一生。这时江青已经从上海到达延安，贺子珍的负气出走，客观上给江青造成机遇和条件。
1937年8月下旬，江青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来到延安。先是入中央党校学习。翌年10月，鲁迅艺术学院成立，江青担任戏剧科的教导工作。同年11月，与毛泽东结婚。这时江青24岁，毛泽东45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贺子珍真正认识到她抉择的错误是在“文革”的后期，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篡党夺权时，她才看清江青的嘴脸，后悔当初自己不该不听毛泽东的话，一意孤行，给毛泽东造成一生的痛苦，给国家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她说：
“我不怨毛主席，一切都怨我。我当时太年轻，太不懂事理。我一心只想出去把身体养好，再学习几年就回来工作，没想到事情并不是我想像的那么简单。”
当年驻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同志，在回忆这件事时，还不时地在责备自己，当初劝说贺子珍不力。他说：“要是知道后来‘文革’江青篡党夺权，我那时说什么也不能让贺子珍走。起码我还可以‘动武’么！”
1938年1月，贺子珍到达莫斯科。从此开始了她在异国漂泊的生涯。开始，她带着乐观而热烈的情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到她到苏联后看到的热火朝天的景象，没有提及他们之间的别扭。
毛泽东见信后马上发去电报，仍坚持请贺子珍回来。贺子珍想，既然来了，一方面治病，一方面学习，等过两年再回去。她用和解和诚恳的话语给毛泽东回了信。
第十九章 天山雄鹰天山下的新“客人”
在艰苦的岁月里，毛泽民鞠躬尽瘁，积劳成疾，得了严重的哮喘和胃病。泽民是个硬汉子，从不声不响，从不因为自己的身体影响工作。直到1938年，他的身体实在糟糕到极点，毛泽东劝说他到苏联治疗，钱希钧也陪同，他未能同意。后来，他又一次病倒，组织采取决定，毛泽民只好服从。
1938年2月10日，他们夫妇俩先到兰州，从兰州乘飞机到达新疆省城迪化。本来，他们在苏联驻新疆总领事馆办完手续，就可直接前往莫斯科。不巧，刚好此时新疆与苏联边境地区发生鼠疫，边境通道被封锁。毛泽民和钱希钧只好暂时停留在迪化，待机行动。
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是个多民族聚居地区，与苏联有着漫长的边界线。
新疆现任的统治者叫盛世才，辽宁省开原县人。1892年生于地主家庭，1917年赴日本留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18年国内“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曾作为留日学生代表回国参加声援活动，后弃学从戎，在东北军中供职，并再度赴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学成回国后，曾任国民党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参谋部上校作战科长等职。
盛世才是个有野心的人，1930年底到新疆谋职，被当时新疆省主席金树仁委任为督办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