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算 (原著小说)-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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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母亲说:“不,我就要这样一条狗。”
大约一个月后,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和你母亲有一次重要约会,是在郊外一座被当地人用各种各样传说编造起来的神山上,整座山好似一枚巨大的马蹄形印章,人们说这是玉皇大帝掉在人间的一枚天印,故名天印山。三百年前,一位道士曾想在山上营造自己不朽的法场,但石砌的庙宇刚刚落成,一夜间便倾塌为一堆废墟。那天我们看到一顶破旧的尖塔和一个房屋的地基,这便是不朽的法场消失的最后一个象征。我们在历史的石阶上坐下来,头上顶着下午三点钟的灼热的太阳,周围是一片六月的芜杂的茅草,空气间弥漫着泥土的气息和野草的花香。在我们目极之处,城市散漫地座落在山水的环抱之中,不伦不类,龌龌龊龊,犹如一桌子狼藉的杯盘。
我已记不得那天以前的一个月来曾经发生过什么,也许什么也没有发生。有些时间可能什么都不会发生,而有些时间又可能什么都会发生,那天下午就是这样一个时间,似乎什么都发生了,起码什么都可能要发生了。
你知道,由于郑、毛两人的矛盾关系,我简直想不出任何办法完成老A交给我的任务,将你母亲插到敌人的心脏机构中去。但那天下午,你母亲告诉我说,她得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因为蒋介石对郑介民的不信任,为驾空郑,又不想让其觉察,毛人凤和蒋介石私下开设了一部无线电台,随时在进行秘密联络。这是保密局内的秘密,秘密中的秘密,偌大的保密局内也许只有毛与秦时光两人知晓。你母亲正是从秦那里探听到这一秘密,我马上激动起来,兴奋地说:
“这是一块敲门砖,你可以借此攀上郑介民这颗大树。”
“是啊,”你母亲说,“我也这么想,但光知道不行,我们应该弄到电台的频率、呼号、联时以及使用的密码,关键是密码,非弄到不可,否则郑在无法证实我们忠心之前很难器重我。”
我说:“那些东西怎么能弄到呢?”
你母亲说:“偷!”
“偷?”我说,“那太冒险了。”
她说:“我想过了,不可能有其它办法,只有冒这个险。”
我说:“去哪里偷呢?”
她说:“就在你隔壁的办公室里,秦时光的保密室里。”
那天我才了解到,原来秦时光整天钻在保密室里并不像我想一样在睡大觉、写情书,人们讨厌他,指责他,说他在处里纯属多余,嚷着要把他赶走,赶到下面去。然而这是不对的,因为——现在我知道,其实他比我们任何人都重要,都辛苦,一个人操劳着一个电台,既当收发员,又当译电员,劳苦功高,任何人也奈何不了他。这个秦时光,人们都误解了他,也小看了他。
分手前,你母亲交给我14把簇新的铝制钥匙和一部美国“利特”相机,说:
“我已约他今晚去我家作客,希望你成功。”
那天晚上对我来说就变得格外珍贵而惊恐了。你知道,我们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可能是最后一个,而我这次行动风险之大使它“最后一个”的可能性也增大到了极限。我要动一动毛人凤的心脏,那里面鬼知道有什么隐秘装置,也许只要我手里仿制的钥匙一插入锁孔,毛卧室里就会响起尖利的警报声。14把钥匙对我说无疑是太多了,也太新了,它们将给我开启的也许不是秦时光密室的门,而是我地狱之门。去冒这样的险无异于赌博,任何力量或心智都无法决定成败,成败只挂靠在“运气”两个字上。
然而上帝在那天晚上突然向我伸出了仁慈的双手,我是幸运的,没有一把锁(两道门,三只铁皮箱总共五把锁)不在这14把簇新的钥匙中,没有一次惊恐的经历让我持续得太久,没有一个动作注定我留下蛛迹,没有人看见起点,也没有人听到我无穷无尽的按下快门的咔嚓声——我觉得这声音像枪声一样震耳欲聋。当你母亲打来电话,通知我秦时光已离开她那里时,我怀着一种丧魂落魄的快乐告诉她:
“一分钟前我已把一切甚至连一滴眼泪一样的逗号都装在了你的镜子(相机)里。”
以后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可以想象的,你母亲捏着毛人凤的“尾巴”投靠了局长大人郑介民,被郑调至身边,表面上是他秘书,实际上是他第三只眼,是他的“秦时光”,每天的任务就是窃听“蒋毛”私语。这时你母亲的身份已神奇到这样地步:既“亲爱地”扯着郑介民的臂膀,又“恶毒地”捏着毛人凤的尾巴,两边都有她的视野和触角。就这样,保密局的两大世界被你母亲连贯起来,融为一体,那时候,保密局没有一个声音是我们听不到的,没有一个行动是我们不知晓的。我说过,什么事情恰恰都会发生在一个时间里,同样什么事情有时往往都会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你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什么不可能的事情都会被她不可想象地创造出来,她撑起双手,就把保密局的地下世界支立起来,而且这世界还相当发达。我们活动于此,游刃有余,一点也不感到局促,不感到封闭和危险;我们置身其中,既看到了遥远的星辰之外的奇观,也看到了深在海洋之下、地球中心的微妙。你母亲像是一面巨大的无穷无尽的镜子,保密局的一切细微、奥妙无不显现在她的镜子里。
以后你母亲就在郑介民的小洋楼里办公,每天上下班都要从我窗前那条石子路上经过。除了舞会上例行的联络外,有时候我们也紧急地联系,譬如说我在她经过我窗前时突然地启窗,或者她在我窗前悉心化妆,那都是我们有急事相告的暗号。我记得有天下午,她在我窗玻璃外面停下来,又是照镜子又是涂唇膏,动作十分夸张又持久。就在这天晚上,我第一次听到了杨丰懋这个名字。
真正的老A
我不知在前面有没有提及过杨丰懋这个人,这个人我是必须要提起的,还有那个真正的老A,他们都是跟你母亲有着非常关糸的人物,也是我们组织中的重要人物。我可以消失在你母亲的记忆中,但他们不会,永远不会。
现在你应该知道,你母亲是5月份到保密局的,6月份我们在天印山上约会,策划一系列行动的开始,到了7月,你母亲荣幸地成为郑介民的“秦时光”。然后在8月里,你母亲最重要的事情是和杨丰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婚礼。偌大一个南京城也许没有几个不知晓这场婚礼的,这场婚礼隆重、浩大得像一个战役。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一个战役。
我没有去参加他们婚礼,还不够格。但从报纸上,我看出杨丰懋是商界的一个知名人物,在水西门拥有自己豪华公寓。以后,你母亲就住在那里,那里一度成了我们地下组织的神经中枢,所有的情报最后都汇聚到那里,在那里变成电波,传播出去。
这个杨丰懋,我后来曾在我们舞会上多次见识过,给我印象是个蓄着络腮胡子的傲慢的人,或者说装得像个傲慢的人,高个子,长方脸,西装革履,头发油亮,抽着粗壮的雪茄烟,神色冷漠,气宇轩昂,既有绅士的非凡风度,也有水手的那种粗犷气概。有一次,你母亲介绍我们认识,我和他聊起来,谈到共产党人该不该接受和谈的问题,他的见解是当时美国人的见解,就是认为共产党接受和谈是明智的。
他夸夸其谈地说:“共产党只有两门火炮和三支鸟枪,他们也许可以在梦中无数次地击败我们,但在现实中永远不可能。趁着当今全世界都厌战的形势接受和谈,隔岸相治,在我看来,那简直是上帝给他们的礼物。”
这些都是当时报纸上的言论。
分手前他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印有四五个显赫的头衔,我只记得其中一个是:中华海洋委员会董事长。我所以独独记得住它是因为这个海洋委员会当时很有名气,是一个做着阴暗的非法营生却从来不遮人耳目的、从事军火贸易的秘密商会(像夫子庙的众多妓院),后台老板是美国议会一位官员。当时曾有不少知名人士呼吁政府取缔这个商会,因为这个商会干的营生无非是“拿中国人的家珍换来了些过时的废铜烂铁而已”。
不知怎么的,我自一开始就有种预感,觉得杨丰懋可能就是那个真老A。没人跟我这样说,也没这方面的征兆,但我就这样想,而且从那后我把自己对老A有的敬佩和仰慕都悄悄地给了杨及你母亲。直到半年多后,当我手上捧着真老A的人头像时,我才明白不是的。
我说过,自你母亲得到郑介民重用后,我们的工作做得很顺心,成绩也很大。跟所有耕耘者一样,收获给我们带来了古老而根本的快乐。但等过了年,到了1948年3月后,我们接连遇到了好几件麻烦和不幸的事,首先就是老A的头像被四处张贴,悬赏捉拿。
那张人头像也许是根据谁的记忆由一个蹩脚的画匠描制的,很大,有半米见方。在像上,老A戴一副肉色深度近视镜,天庭饱满,大包头,中分,脸型上方下圆,腮肉丰满,鼻子向前凸出,两侧有个明显的肉八字。总的说,也许是由于回忆者或者作画者的感情用事,把老A视为“狗特务”,过分地强调了头发的长又乱和腮帮上的几道横肉,因而显得有点怪模怪样,既有一个秘密组织头目的毒辣、刚毅的气质,又有山里土匪的那种蛮野劲。反正这是一幅极其拙劣的人头像,不论是回忆的人还是描绘的人,在创作中都溶进了强烈的主观色彩,因而极不真实是肯定的。我记得,刚到南京时就听保密局不少官员说起老A这个人,说他曾当过演员,擅长化妆术,经常改变相貌。这无疑也给回忆和画像者增加了难度。但不管怎样,杨丰懋和画像上的人绝不可能是同一个人,最差劲的画匠和最高明的化妆术都不可能将同一人演义成如此两人。这头像对我的意义就是这样,它让我明白了杨和老A不是同一人。
就是这张头像,后来复制出无数张照片和画像,四处传播,到处张贴。我相信,它在巡捕过程中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因为——照他们话说,老A擅长化妆术,那么他一定将由此把自己化妆得更不像画像上的人。我以为,那头像除了眼镜和额头外,其它都有些“生份”,那一定是回忆的不确切或者表达得不到家造成的。既然这样,我想只要把眼镜摘了或者换了(同时也会改变额头模样)就行了,而这是很容易的。
对此,你母亲不像我这么乐观,她指出,虽然眼镜确实可以改换,额头也可以通过眼镜和发型的变化而得到一定变化,“但鼻子两侧的‘肉八字’是不易改变的。”她这么说,使我以为她一定见过老A。但她又否认了,说只是见过他照片。
我问:“照片和头像相像吗?”
你母亲痛苦地点点头说:“像。”
可能确实相像,要不组织上不会作出让老A暂时离开南京的决定。作出决定是一回事,怎么离开又是一回事,因为当时的情况很糟,老A的头像铺天盖地,大街上随便捡起一张废纸看,都可能是老A的头像。再说南京这个城市不知你去过没有,完全是个古城,四周城墙环绕,城门就是出口,将城门把守起来,你就只为变只鸟飞出去了。我记得为了让老A离开南京,我们作了很多努力,但依然找不到一个绝对保险之计。最后想来想去,还是用了一个很老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