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齐北魏纷争史版-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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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博闻强记，凡事过目不忘。刘裕很喜欢这个儿子，宋王的治所在寿阳，入建康受禅时，他就把刘义康留在寿阳镇守。刘裕若能再多活几岁，改立刘义康为太子也是很有可能的。现在王弘推荐他还朝辅政，刘义隆也表示赞同，这都是看中了他超强的处事才能。
刘义康入朝为政后，表现果然不让人失望，史载他“性好吏职，锐意文案，纠剔是非，莫不精尽”。可以说是朝中大小事务，皆决于他。王弘也乐得退居二线，把事情委托给他，避开旁人的耳目。而且他的“运气”也不错，死的时间“选”得好，享了三年清福，就在元嘉九年（公元432年）去世了，成为参与那起废立事件的主要人物中唯一得到善终的一位。
王弘死后，刘义隆朝中的侍中，就只剩下殷景仁和刘湛两位了。刘裕时期，手下是猛将如云；刘义隆前期，手下猛将是数不出来了，但文臣还是有那么些的。到了这时候，被杀的被杀，病死的病死，朝野的有识之士，真是少得可怜。殷景仁被宋文帝任命为尚书仆射，刘湛在外为官，殷景仁又向宋文帝请求征召刘湛入朝。不久，刘湛也被任命为尚书仆射。
刘湛博览群书，自比管仲、诸葛亮，还没当官时就以才气闻名，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回避当地政府的征召，简直比当初的诸葛亮架子还要大。直到刘裕当了太尉，征他出来当自己身边的参军，他才勉强出山。不过，他出山以后的表现证明，他不但比不上管仲、诸葛亮，而且连“小诸葛”之类的美称都不配，完全是个眼高手低的人。
（其实那个年代眼高手低、目中无人的人还真是不少，而且多为士族之后，这可能源自东晋以来文人放荡不羁，思想自由的一种潮流吧。元嘉年间被刘义隆征召为官的谢灵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应该说，从文学修为的角度来看，谢灵运的确是一个大家，他开创山水诗派，自成一家。他的诗歌意境颇似陶渊明，乍读起来，都是隐士的风格，所不同者，一为山水隐，一为田园隐。然而，陶渊明一生的所作所为，称得上是真正的大隐，其不与浊世同流合污的气概，为后人所称道。谢灵运的诗歌虽然轻灵自然，却只停留在字面而已。诗背后现实中的谢灵运，是个一心想要大展宏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趋利小人。他与刘义真结交，目的就是想帮助他夺权篡位。宋文帝欣赏他的文采，让他做秘书监，整理藏书，又命他编撰《晋书》（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本《晋书》），这也算是人尽其材了。可这个谢灵运却一个劲地想着被重用，看不起分配给他的任务，也看不起宋文帝亲信的三王、殷景仁等人，愤愤不平，整日里要么请假不上班，要么消极怠工。结果，《晋书》没写成，宋文帝也看不下去了。宋文帝想，你这种人，还是自己回家逍遥自在去吧，于是就暗示他自己解职。谢灵运便上表，告病还乡。回乡之后，他依然故我，终日游山玩水，留了不少诗，也得罪了不少人。先是在地方上与有司发生冲突，兴兵拒捕，犯了死罪，刘义康坚决要杀他，宋文帝惜才，免了他的死罪，把他流放到广州。其后又有人告发他在广州参与谋反，这才被宋文帝下诏斩首。诗才横溢的大文豪，却因为过于猖狂，终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同样是尚书仆射，殷景仁很为宋文帝所器重，刘湛便看不过去，甚至一度想暗杀他，宋文帝闻得风声，下令把殷景仁的府邸迁到皇宫附近，保护起来，刘湛才放弃了阴谋。刘义康镇守豫州时，刘湛曾任长史，关系很密切，于是这两位打成了一片。如此一来，朝廷里面殷、刘两个尚书仆射的争斗，便演化成了宋文帝和刘义康之间暗中的较量了。
刘义康人虽聪明，却不识大体，按现在的话说，属于那种“智商高而情商低”的人。他觉得兄弟至亲，不需要在乎什么君臣之礼，常常率性而为，毫无顾忌。面对宋文帝这样一位靠着诛杀大臣巩固皇位的皇帝，他的这些行为便是大忌；试想王弘战战兢兢、一步一个脚印地退居二线，才保住晚节，你一个位高权重且能力超强的皇弟，怎能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二 自毁长城（2）
刘义康私自豢养了六千多家奴，并不上报朝廷。各地进贡的特产，一等佳品都到了刘义康府上，皇帝那里只能收到二等品。皇帝不知道也就罢了，可有一次，宋文帝品尝进贡上来的柑，对刘义康感叹说：“今年的柑形状味道不行啊。”刘义康一想我吃得就有好的啊，便回答：“今年有好柑呢。”赶紧让人去府内取柑，拿来一看，竟比宋文帝吃的大出三寸。宋文帝当时也不言语，心中与刘义康之间已有了裂痕。
明争暗斗的第一颗苦果很快产生了。宋文帝一向身体不好，年纪轻轻不到三十，就时不时得场大病。（靠武力一点点打下江山的皇帝，似乎都有这种传统，就是儿子质量都很一般，尤其身体素质比较糟糕，比如刘邦的儿子刘盈、朱元璋的儿子朱标，等等。刘义隆大概也是给英武老爸害的，小时候这个根儿不够强。）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宋文帝久病不愈，眼看着是要病危了。刘义康和刘湛背后一嘀咕：恐怕要出大事。
他们担心的正是拥兵在外的大将檀道济。檀道济在历城之战后全军返回，得到宋文帝的嘉奖，镇守在寻阳（今江西九江西南），是整个宋国威望最高的武将。他手下统领的，也是北府兵的最后一点余脉。他不仅自己牛，几个儿子也很有才气，薛彤、高进之两员副将更是勇武无敌，时人比作张飞、关羽。
刘湛对刘义康说：“皇上一旦驾崩，我们这些人哪里制服得了檀道济？”刘义康一想，没错，就向宋文帝进言，说檀道济的坏话。宋文帝的处世哲学，便是“天下无人可信，除了我自己”，当皇帝的寂寞，也多半伴之而生。次年，他乘着还有一口气，就下诏将檀道济召入朝中。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檀道济这个人政治头脑不足，哪里想过谋反。倒是他的妻子颇具见识，十分担忧：“功名盖世，必遭嫉恨，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朝廷无事相召，恐怕大祸临头了。”
檀道济耿直地说：“我领兵抵御外寇，镇守边疆。我不负国家，国家怎会负我？”（千古忠言，掷地有声！）于是坦然赶往建康。
檀道济在建康呆了一个多月。宋文帝屡次在病榻召见他，两人基本上只谈了一些勉励之言。宋文帝身体渐渐好转，疑心病自然也就轻了不少。最后也不想对他怎么样了，毕竟是一员虎将，还得留着对付索虏呢，便让他回去继续上任。
檀道济松了一口气，带着随从上了回寻阳的船，准备出发。正在这时，忽然岸上来了朝廷的廷尉，对檀道济宣读了最新的逮捕令。原来宋文帝病情忽然加剧，刘义康就假传诏书，以私散财物、图谋不轨的死罪逮捕檀道济。
檀道济闻听此言，目光如炬，一把摘下头巾，狠狠地摔在地上，大吼道：“你们又搞这一套，这是毁坏自己的万里长城啊！”（檀道济在这一刻大约想起了当年的战友王镇恶、沈田子、王修等人因内讧死在关中的情景吧。）
檀道济和他的儿子们，以及薛彤、高进之等勇将没能在战场上与敌人拼到最后一刻，却被自己人所枉杀。世人但知岳飞、袁崇焕，却很少有人知道在岳飞之前七百年的另一个宋朝，也有一位如他一般伟大忠诚的武将，死于渺小自私的同胞。历史的教训，常常被人扔到角落中，一幕又一幕悲剧，总是重复着上演。檀道济的死，令亲者痛，令仇者快，消息传到北魏国都平城，拓跋焘手下的将士们击掌相庆：“檀道济一死，南方的那些鼠辈不足惧啦！”
三 崔浩一语定凉州（1）
北魏平定了关中和陇右，但其统治并没有预想的那么稳固。这些地区半个世纪以来都是前后秦和夏国的势力范围，大量匈奴人、氐人、羌人聚居在这里，与入关后的鲜卑人冲突不断。北魏延和年间（公元432年至434年），陇右地区的匈奴休屠部人和羌人屡次起兵，令拓跋焘十分头疼。拓跋焘调用强将守卫重镇，前往镇压，仍不足以平定乱况。皇帝本人于延和三年（公元434年）领兵亲征，勉强将势力并不十分强大的休屠部人制服，这一带各地镇将的相互攻伐才告一段落。
（关东自前燕以来，除却前秦苻坚短暂的十几年统治时期，一直是鲜卑人称大，至此已有八十多年，所以拓跋氏即使是统一了北方，其统治重心也没有离开过冀、并、幽这几个州，关东的人口与重要程度也远大于关中。关中的问题，崔浩早就对拓跋嗣分析过，即“华、戎杂错”，民族矛盾远较关东复杂，如果说北魏在关东需要重点解决的是鲜卑人与汉人的对立问题，那么在关中不但要解决胡汉之间的对立，还要解决各胡之间的对立，十分头疼。关中成为北魏统治的薄弱环节，一直到一个世纪后北魏分裂、东西魏争战时期也没有改变。有趣且略带讽刺的是，南北朝的最终统一却反而是由来自于关中的军事势力完成的，此乃后话。）
关中之外，匈奴人还有一个主要活动区域，那就是山西的并州地区。刘渊的汉国当年从此起家，一百多年后以前的匈奴人已经散落中原各地，在他们的大本营最为活跃的，是所谓“山胡”。
山胡，也称稽胡、步落稽，是一支族源比较难考的胡人。按照正史的说法，山胡是刘渊南匈奴五部的苗裔，但也有人认为他们是春秋时期就活动于陕西北部的山戎、赤狄的后人，还有人认为山胡中可能还夹杂着西域人种，血统非常复杂。北魏时期，山胡在今天的山西、陕西两省的北部部落繁多，居住于山谷之间，一度是北朝内部的隐患，北魏末年更是掀起了大规模起义。由于他们的活动区域较大，且易守难攻，北魏统治者对付他们并不轻松。
拓跋焘在解决了关中诸胡之乱后，移师隰城（今山西汾阳），想乘胜把山胡也给摆平。他命阳平王拓跋它督领大军进击山胡首领白龙，自己则带了几十骑登上附近山头观战。山胡虽然不是什么正规军，但却熟悉地形，也懂得擒贼擒王的道理。白龙在山中的十几处险要之地埋伏了部下，拓跋焘的小队伍一经过，就忽然杀出，围攻拓跋焘。拓跋焘坠马，几乎被擒，亏得贴身侍卫挺身而出，与山胡人展开肉搏，连杀数人，才保护拓跋焘脱身。这也使得拓跋焘不敢再轻视这些隐蔽在山中的敌人，北魏军队与山胡仔细周旋，终于大败山胡部众，斩杀白龙。
搞定了这几场内部的小乱，拓跋焘又要率领大军北伐柔然了。
柔然在吴提继位可汗后（参见《元嘉之治》），军事力量一蹶不振，主动遣使求和，拓跋焘正忙着对付其他的外敌，也不为难吴提，同意双方和亲：拓跋焘把西海公主嫁给吴提，吴提则送来了自己的妹妹，到北魏宫中做左昭仪，同时还让自己的哥哥秃鹿傀献上两千匹好马，拓跋焘龙颜大悦，也赐给柔然不少东西。
友好的关系并没有持续多久，仅过两年，吴提就单方面断绝关系，举兵犯塞（也不管自己妹妹死活了）。拓跋焘无比震怒：柔然果然是头白眼狼，只能靠拳头来教训他。太延四年（公元438年），拓跋焘亲率大军从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