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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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入哈佛孚德神学院（图）
随后，我成为朋布洛克郡哈佛孚德神学院的一名学生。入校后，我引进了首调唱法体系，并介绍到浸礼会和朋布洛克郡的其它教派。我在校期间，曾发生过一次课程革命。学生们团结起来，要求以对活的语言即近代语言的学习，取代希腊语和拉丁语研究；要求以囊括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在内的世界通史，取代单纯的欧洲史；学生们认为讲求实用的现代科学比空泛的形而上学和神学研究更有意义。我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了课程改革的请愿，并同其他同学一起做好了被开除的准备，即使被开除，也不愿意继续接受一门内容落后于时代两个世纪的课程。使我们吃惊和欣喜的是，校领导居然同意大规模地修改课程，而不是召集一个委员会讨论如何处理这次严重的学生闹事。然而，学校当局却又规定，所有神学学生都必须通过严格的希伯莱文考试。就是在这门课程上，我赢得了一笔奖学金。十五年后，我来到母校参观，发现新开设的课程完全被取消了，一切又恢复了旧规章。特别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在我后来的整个传教生涯中，我一直力图需求更有成效的方式和途径，而不是墨守不合时宜的陈规陋俗。 当我在同学面前作第一次布道演讲时，大家批评我抄袭了贺拉斯·布什内尔。按照规矩，学生们从低年级到高年级轮流进行评论。在高年级的学生中，有一个同我一起寄宿的舍友，轮到他发言时，他说，他认为关于抄袭的指责其实是一种高度赞扬，因为他确确实实知道，我从来就没有看过一眼布什内尔的书。然而，我的第二次布道却遭到了完全不同的命运。教授们给予的批评是如此严厉，以至于在此后的两三天里，我简直不好意思跟同学们见面。 幸运的是，在哈佛孚德神学院的最后三两年里，G·H·罗斯博士成了我们的古典文学教授。罗斯博士是伦敦大学的金质奖章获得者，曾去印度传教。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很糟糕。校长戴维斯博士，使我们拥有了威尔士最优秀的神学家；而罗斯博士前来执教，则使我们拥有了威尔士最杰出的古典文学专家。我们在校期间建立的友谊在我离开英国去中国传教、在他为了传教事业重返印度后，仍然保持着，并且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终结。他打算用来给印度学生上课的一个小册子《如何通过伟大的考验》由我的夫人译成中文，在太原府乡试期间广为散发。 我在哈佛孚德神学院时有一个同学叫切维尔（），通常我们两人的考试成绩不相上下。各自不同的人生规划却使我们在1897年不期而遇，那时离我们毕业分手差不多已经有三十年了。那天，我正要取道纽约返回中国，听说浸礼会牧师互助会正在一个教堂里举行会议，完全是一个陌生人，我去了，去听牧师们做的工作报告。宣布会议开始后，主席说：“很高兴看到切维尔博士又回到了我们中间。从他的报告里，我们将高兴地了解到他在芝加哥的工作取得的进展”。主席话音刚落，一个恰巧坐在我前面的男人站起来，走向讲台。他告诉我们，他的目标是，通过他所掌管的一个期刊，把南部和北部各邦的年轻人团结为一个全国性的浸礼会组织，结束在一个国家内有两个浸礼会协会各自为政的状况。当他回到自己的座位时，我把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问：“还记得提摩太·理查德吗？”他端详了我一眼，立即站起来，对主席说，与会者中间，有一个在中国待了近三十年的人，是他在威尔士时的同学。他确信与会者很愿意听我讲几句话。于是我走向讲台，简要地向听众表达了我的感受：我被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震撼了，来自小小的威尔士一个偏僻角落里的两个学生，追寻着上帝的召唤，在相距万里的不同国度，各自承担起了引导信徒皈依圣教的神圣工作——切维尔博士在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浸礼会年轻教徒中拥有广泛影响，而我则工作在疆域辽阔的中华帝国的信徒之间。我由此得到的教益是，人在卑微未显时不应当绝望，在上帝的引导下，一定会成就伟大的事功。 在从神学院毕业之前，我应邀每月一次定期去一个教堂服务。去中国传教前夕，曾收到两份聘我担任牧师的邀请，一份来自朋布洛克郡的一座教堂，另一份则来自格拉玛干郡。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向中国内陆传教的开始
1866年，出现了一场有关中国的传教运动，对传教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就是第一批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向中国内陆腹地的进军。那时，哈德逊·泰勒（汉名戴德生）博士出版了一本名叫《传教指南》的小册子，介绍了他在中国传教遵循的原则：相信上帝会提供所有必要的帮助；对祈祷者即时给予明确指导的能力，比出国传教前接受特殊文化训练更重要；情愿深入内地，穿当地的衣服，住土著的房子，吃中国饭菜，随时准备过一种自我牺牲的生活，而不是安居在沿海商埠花天酒地——在大商埠的繁华场里，一些传教士在别人看来实在是自甘堕落。 这个运动在浸礼派传教士协会内部引起了很大共鸣。泰勒博士正是在它的资助下去中国传教的。摄政园（）浸礼会教堂的兰德尔（）博士，还有安德希尔（）博士——浸礼会的秘书，对这一新出现的运动进行了研究。前者认为，它所启示的方式和途径将有助于改善浸礼会的传教思路。安德希尔博士对这场运动的积极意义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在1868年的年会上，他附议了兰德尔博士的动议。兰德尔博士主张，浸礼会应当比照中国内地会制定的传教政策，拿出新的传教措施。这些讲话在协会内部引起了很大反响。在印度的传教士提出了抗议，认为这暗示他们缺乏献身精神。而那些在艰难困苦中奉献了毕生的传教士们则深感失望。诚然，中国内地会四十多年“亲身弘道”（）的运动中，涌现出许多富有献身精神和才能杰出的男女传教士，他们的工作得到了基督教总教堂的充分肯定。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平心而论，他们取得的成功与其它教会相比并不更加出色。事实上，在中国，其它教派的每一个牧师手下都有更多的皈依者。 8申请去中国 1868年，我听了魁丽斯夫人（）关于中国内地会传教事业的答辩演讲。 中国内地会那英雄主义的、自我奉献的传教计划吸引了我，在哈佛孚德神学院的求学生涯临近结束时，我决定参加他们的事业。由于我是个浸礼信徒，他们建议我向浸礼会协会提出申请。我照办了，并提出希望被派到中国的北方传教。在回答委员会关于为什么愿意去中国北方传教的提问时，我说，因为中国人是非基督徒中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当他们转化过来后，有助于向欠开化的周边民族传播福音，并且，欧洲人更容易适应中国北部地区的气候条件。当北方的中国人成为基督徒后，将会转化他们整个帝国的同胞。在启程前的最后一刻，他们问我能否保证在十年以内不结婚。这使我很吃惊，因为以前没怎么考虑过此类问题，只是曾想当然地认为，带着妻子进入中国内地——那时仍然像非洲洪荒一样罕为人知——似乎是一种冒险。我回答说：“到底是在十天还是在十年之内结婚，最好取决于工作的需要与否”。事实是，我结婚已是九年之后的事情了。 1869年春天，浸礼会协会批准了我前往中国传教的申请。在我经常布道的朋布洛克郡教堂，我有一个叫里斯的朋友，每次我布道后，通常都是他驾车十五英里把我送回哈佛孚德学院。他和他的妻子是一对琴瑟谐和的知音伴侣，听到我将前往中国的消息，他们非常感动。我们之间的友谊纯真无暇，他们曾发誓与我同富贵共患难。临别之时，我们相对无语，垂泪而已。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在英国的最后日子
1869年11月17日，我准备搭乘霍尔兹“蓝烟筒”轮船公司的“亚克利”号开始东方之旅。父亲来利物浦港为我送行。考虑到他没出过远门，不放心把他孤零零地丢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在上船之前，我坚持把他送上了返回威尔士的火车。在住宿的小旅馆里，我认识了一个将要移居美国的男人。他非常沮丧，因为钱不够了。他已给家里写了信，要家人把钱寄过来，但却发现要等到他乘坐的轮船启航一天后，这笔款子才有可能汇到。他请求同桌进餐的旅客把这笔钱垫借给他，等他的邮件到达后，再拿着他的信去邮局兑现。我把钱借给了他，但在匆忙之中却忘了记下邮件发送者的名字。正像那人所说的，第二天，邮件到了，我拿着邮件去邮局兑取。但由于我不能提供邮寄者的名字，这笔钱被没收了，作为政府收入上缴国库。 我在船上放的那笔债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