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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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威廉臣创建同文书会
1 威廉臣创建同文书会 1887年，于1884年创办于格拉斯哥的“中文宗教书籍会”（）宣布解散，继而成立了同文书会（），继承了原来的印刷厂和其它一些由“中文宗教书籍会”的发起人慷慨捐助的资产 。 同文书会的创办者是法学博士威廉臣牧师，初到中国在烟台时，我就认识他了。他为学会确立的宗旨是：在中国以及她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广泛传播基于基督教原则的西方学术，在熟悉当地人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以中国人的立场著书立说，使之适宜于引导和提升民众，尤其是通过影响其更有知识和领导能力的阶级，引导和提升民众。1889年，在中国的新年期间，一份名为《万国公报》（又称《时代观察》）的月刊开始发行，同时出版的还有一份中文的《儿童报》 ；前者的主笔是林乐知（）博士，后者则是D·S·莫瑞（）先生。 1890年，由于缺少经费，同文会放弃了她的印刷厂，把它卖给了汉口的“苏格兰全国圣经会”。 1890年8月，威廉臣博士在烟台令人痛心地辞世。“威廉臣先生那魁伟的体格正是他多方面的卓越智能的标志。从他那令人眩晕的高处，他的视力似乎到达了他所渴望的遥远的尽头。他希望广学会 的成功成为他漫长一生的荣耀的王冠”。 这是广学会托管财产管理人之一、贾丹－马克森有限责任公司的约翰·麦克格莱特（）先生所作的评论。 2 在广学会开展的其它方面工作 在1891年10月我到来之前，沪港银行的C·S·阿迪斯先生（现在是查尔斯·阿迪斯爵士）是广学会的代理干事。直到1909年离开中国，他一直留任协会的副会长。他那富有睿智的建议和积极主动的工作热忱使广学会受益非浅。从1888年起直到1911年去世，罗伯特·赫德爵士一直担任会长。 在我进入广学会的时候，会里只有我一个人全职从事文字工作。《万国公报》（《时代观察》）的主笔林乐知博士是美国南方监理会开办的英华书院（）的院长，只能将他的业余时间用于这份月刊的编撰。正是从这份刊物里，中国的知识分子获取了大量有用的知识。对中国人来说，在有关他们社会进步的任何事情上，他都是一个善意的忠告者；而不论《万国公报》传播到哪里，都会普遍引起对传教士和外国人的友好感情。他逝世于1907年5月。 1911年，美国监理会他们继续同广学会的合作，准许A·P·伯驾博士拿出部分时间从事广学会的文字工作。 当威廉臣博士在上海刚刚开始同文书会（广学会）的工作的时候，他就得到了一个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博士——的帮助。花之安是中国文学的最卓越的学生，用德文、英文、中文撰写了多种著作。他体形魁梧，富有那种不动声色的幽默感。在1890年召开的第二届基督教全国大会上，他应邀撰写了《中国古典的基督教解释》一文。多年以后，一个朋友问他：“很多人都希望拜读你的《中国古典的基督教解释》，这篇文章在哪里呢？”用一种缓慢、低沉而又严肃的语调，他答道：“在墨水瓶里”。当有人问他从事什么工作的时候，他回答：“我忙于同中国人的心灵交谈”。近年来，花之安独立主持广学会的工作。1899年秋，他在青岛英年早逝。他的主要作品《自西徂东》是一部论述人类文明的巨制，意义重大。在书中，他对基督教文明和中国文明进行了比较。该书出版于香港，经花之安先生同意后，由广学会重印。 1893年，独立传教会的安保罗（）来到中国，参与了花之安先生的工作。他还被纳入了广学会的委员会。在1895年秋到96年初我在北京期间，以及在96－97年我休假期间，他实际上是广学会的总干事。他受过良好的教育，热情洋溢，永远有满脑子的改进工作的新点子。非常遗憾的是，他的身体一直不怎么健康，因而不得不过早地提前退休回家。 从1895到1898年，南京基督教差会的卫理（）博士接手了《中西教会报》，卫理夫人在文字工作上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第一个工作计划
3 第一个工作计划 在这里，把我在1891年广学会年度工作报告中所提到的战略规划方案作一个摘录，想必读者会感兴趣。 “在对赈灾的呼吁的应答中，中国内外的外国社团不止一次地表现了他们的慷慨；但是，鉴于导致灾荒的许多本可避免的原因由于人们的疏忽依然存在，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帮助中国的最好方法，就是推进广学会所追求的启蒙工作。我们不能梦想在整个帝国内建立起现代化的学校，那将是各个省政府的职责，当它们对自己的需要有所了解并知道如何去满足这种需要时，它们会有所动作；我们也不能企图结识帝国的所有高官；我们更是远远不能接触每一个读书人。然而，帝国最重要的行政官员、各省学政、县教谕、书院院长以及部分一般读书人，还有他们的子女等（估计有44，036人）” 下面是我设想的方案： 1开办一份针对高级阶层的期刊，像克斯尔公司出版的《大众教育家》那样，系统地涉及、讨论有关课题（幸运的是，林乐知先生可以承担主编工作）； 2发行丛书和系列小册子，揭示教育和宗教的发展对于工商业、对于国家所有领域的进步所具有的意义； 3设立奖金，授予中国人所写的、有关社会进步和民众启蒙的各种课题的优秀论文； 4呼吁、鼓励其它一些有益于民众启蒙的措施，如开办讲座，设立博物馆、阅览室等； 5在各个考试中心（省会）建立书报销售点； 6特别的，要在各个方面争取中国人的合作，使他们建立组织，从事于推进学术进步； 7在举行考试的每一个考场，广泛宣传我们学会的宗旨和目的，因为居住在遥远村落里的那些最优秀的学者都会参加考试。通过这种办法，使帝国的每一个角落都感受到我们的影响。 4 扩大影响的计划 1892年，我给在中国的一些有名望的传教士写信，请他们提供一些他们认为对中国人最重要的题目，以便用于翻译。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扩大和强化广学会的社会影响。根据大家的建议，我拟出了一个包括70个题目的单子。有二十多位朋友，都是富有学养的传教士，答应就其中的一些题目著书立说；英国驻上海总领事、乔治·哲美森（）先生，慷慨地承担了法律方面书籍的写作；我在海关的朋友也就一些专门问题写了文章。还有，广学会的各省委员会也组织起来，协助进行各种讲座的准备和推广。 1892年春，在北京举行三年一度的举人（硕士）考试 。在考场上，我们免费散发了小册子《中西四大政》。我自己的书《救世教益》作为礼物送给了18个行省中多数省份的高级官员。 1892年3月，林乐知博士回美国度假，而我们报刊的另一位干将艾约瑟（）博士当时正在欧洲，因而学会的所有工作都落到了我的肩上。我不得不自己编辑《万国公报》——一份以中国的高级官员和学者为对象的月刊——和《中西教会报》，同时也开始了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十九世纪史》）的翻译工作。 1893年，为庆祝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加考恩科乡试。克兰思牧师（）慷慨捐资1200元，用于在参加考试的秀才之间散发花之安博士的《自西徂东》一书。而在另外一些朋友的资助下，我们在其它考试中心共散发了各类出版物6万余册。也是在这一年，我们在北京、沈阳、天津、西安、南京、烟台等地开设了自己的书刊发售点。 来自台湾、山东等地的不断增加的订单，证明了《万国公报》的价值得到了人们的肯定。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中国政府官员对我们工作的肯定
5 中国政府官员对我们工作的肯定 在1894年，最值得一提的事是中国政府高级官员对我们的工作的关注。张之洞，中部中国的总督，捐资白银1000两；一位姓聂的道台从山东也寄来了捐款，数量相对少一些；上海轮船招商局的一位理事也给予了赞助，他后来买了100本我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分送给北京的高级官员。 过了几年，聂道台升任浙江巡抚。1905年，经他推介，当地官员和士绅向广学会定购了价值600两白银的书刊。1902年，他还寄来了1000元的一笔资助。他的妻子是大名鼎鼎的曾国藩的女儿，也是我以前在北京时的朋友、驻伦敦大使曾纪泽侯爵的妹妹。她富有文才，读过史木达夫人关于女人义务的一本书（当时东京的贵族学校以此为教科书）之后，她在中国女子学校采用了同样的教材。她的一个儿子成为上海的基督教青年会的领导人，另一个儿子在长沙是一名积极进取的基督教徒。她本人也在1914年前后加入了基督教。 1894年，托马斯·韩白瑞先生捐助了六百两白银，以此奖励在秀才中选出的最佳论文，征文的主题如下： ⑴中国应仿效日本，修筑铁路，铸造银币，开办邮政，以强国裕民。 ⑵中国应引进机器加工茶叶、缫丝，增加产量，提高质量，以便输出，与外国竞争。 ⑶中国近三十年的海关管理所取得的成就。 ⑷如果印度政府同意停止鸦片的产销，中国在境内是否能认真禁绝鸦片的栽种和销售。 ⑸如何同外国政府建立更有价值、更友好关系。 这一年，我把以前在《时报》上发的文章结集出版，以《时世评论》为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