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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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变法维新的过程
8 变法维新的过程 在我回国休假期间，变法维新的愿望迅速弥漫了全中国。林乐知先生——他的《中东战纪本末》一书风行一时——被邀请担任将在上海开办的一所大学大校长，但他拒绝了。不过，他同意起草一份建立现代国际教育体系的章程，并以大英政府在印度建立的教育制度为主要底本，精心准备一个实施方案。 变法运动像巨大冰川的消融，像阿穆尔河（黑龙江）坚冰的破裂，阻碍水流的巨大冰块被裹挟着，冲进大海。 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报纸，叫《时务报》，作为改革派的喉舌。报纸一开始就取得了极大成功，在从南到北的整个帝国激起了维新思潮的涟漪。它得到了驻节武昌的总督张之洞的和其他一些官员的大力支持。它的写作风格介于高级的文言（一种属于古典文学的高级文体）——只有相对较少的学者才能理解——与白话之间，后者一般的苦力都能理解。它的内容很纯粹，博得了每一位学者的推崇；它的风格很朴实，每一位读者都能明白。甚至湖南省，曾因它对基督教的卑鄙下流的诽谤而使帝国蒙羞，也在1897年邀请梁启超到长沙——它的首府——担任一所改革派开办的学院的校长。很多湖南人成为改革的热心倡导者。他们还邀请我的秘书蔡尔康先生——在上海时他协助我做一些文字工作——为他们举办讲座，被蔡谢绝了，他说，所有新观念都是外国人的，而不是他的。 维新变法运动大有希望的一个迹象是，人们开始认识到，由来已久的对外国人的仇恨是不公正的；与外国人的友谊应当得到培养；中国古老的教育制度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必须引进西方的学问。有一些改革者甚至走得更远，声称儒教过于功利和世俗，大胆地主张采用基督教为国教。这个时期大有希望的另一个迹象是报纸的突然增多：在三年之内，由19家增加到70家。 9 中国女学 1897年底，我又回到了中国，发现变法维新运动正风起云涌。一所女子学校在上海创办，倡始者是中国电报局的局长（总办）和其他一些改革家。学校坐落在去江南制造局的路上，距圣凯瑟林桥不远。我的妻子理查德夫人应邀推荐一位年轻的中国女孩，条件是在美国新教圣公会接受过培训；另外推荐一名外国妇女，教授英文课。这个职位她推荐了林乐知博士的女儿。她自己则被要求至少每月巡视学校一次，检查一下有什么做得不到位。 1898年2月，强学会在上海出版了《时论新编》（）其中四十四篇文章是梁启超写的，三十八篇出自康有为之手，而我的文章则有三十一篇被编者选中。陈炽——曾帮助我修改、写定献给翁同和的改革草案——也奉献了一些文章。 10 光绪帝令人吃惊的变法诏书 这时，康有为已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的秘书，对皇帝很有影响力。张荫桓，前一年曾作为特别使者观光维多利亚女王在位六十年纪念典礼，既是内阁成员又是总理衙门大臣，也加入了变法维新派。内阁里的低级秘书们 对改革充满热情。年轻的皇帝很快就表示了他对改革派大信任，把他们的改革建议付诸实施，其结果就是相继颁布了一系列不同凡响的变法诏令： ⑴废除已经实行了500年的八股考试制度； ⑵在北京成立一所大学，研究西方科学； ⑶将所有庙宇转变成从事西式教育的学校； ⑷成立一个翻译委员会（译书局），负责将西方的学术著作翻译成中文； ⑸成立专利局，鼓励各种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新式发明； ⑹保护基督徒，使之不再受任何侵犯； ⑺将改革派的报纸《时务报》确认为政府的政治喉舌； ⑻废除中央及各省无用大机构； ⑼鼓励年轻的满人学习外语，并到国外观光学习。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对改革派的第一次打击
11 对改革派的第一次打击 与此同时，慈禧太后及保守派也没闲着。他们非常警觉地注视着改革思潮在全帝国的迅速蔓延，并且，为了防止改革派的任何突然袭击，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已在实施之中。原来担任陆海军大臣的恭亲王于6月份死去，若论资排辈，应该由曾担任恭亲王副手的翁同和接替这个职位，但慈禧太后任命了她的亲信荣禄，而翁同和却被撤职了。慈禧太后的这一行动，尽管发生在通常所说的维新变法运动之前三个月，是对摆脱她的控制没多久的皇帝的第一次打击。翁同和被免职后，慈禧太后向高级官员们发布训谕，命令他们有事直接向她汇报。 在皇帝发布变法诏令期间，保守派抱怨皇帝异想天开的改革方案将把中国引向毁灭。他们请求太后把所有权力抓到自己手里。她发布了一道旨令，将于秋天在天津检阅军队。皇帝担心在检阅的过程中，慈禧太后会大权独揽而把他晾在一边。维新派督促皇帝先发制人，把慈禧太后软禁在颐和园，以此结束保守派对维新变法的一切干涉。相应地，皇帝传唤荣禄部下的将军、也是在荣禄支持下发迹的袁世凯，让他秘密带兵入京，包围太后居住的宫殿。在得到袁世凯誓死效忠的庄严保证之后，皇帝特别任命他主持军队的改革。给予他这种权力，是为了使他有能力实现皇帝的改革计划。 12 应邀担任皇帝的顾问 就在这当口，我到了北京。夏天时，康有为曾经向我咨询改革的方式方法问题，并建议说，鉴于伊藤博文已经使日本变成了一个强盛的国家，对中国政府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请伊藤博文担任皇帝的顾问。过了没多久，康有为邀请我进京，担任皇帝的另一位外国顾问。乘坐同一艘轮船的旅客中有两位很有意思的人物。一位是袁昶，在稍后的1900年，因为敢于抗议对外国人的谋杀，因为通过把朝廷电报的措辞由“驱逐洋人”改为“保护洋人”挑战慈禧太后的权威，而成为英雄人物；另一位实际上是一位美国公民，因为已加入美国国籍，叫容闳，他曾把第一批100名学生送往美国留学。 9月中旬，我抵达北京后，与康有为见了面。他告诉我局势已变得很危险，他打算马上去上海。详细情况将由皇帝的师傅孙家鼐和谭嗣同等与皇帝接近的人告诉我。 我和伊藤博文侯爵住在同一所旅馆里，并同他的首席秘书津田先生进行了长谈。津田先生后来成为东京的《日本时报》的主编。在后来，伊藤博文任朝鲜统监时，他仍然是秘书。梁启超当时也在北京，他经张之洞总督推荐，也在政府内获得了一个职位。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保守派发动政变，康有为的逃往
13 保守派发动政变，康有为的逃往 听说皇帝对袁世凯的任命后，慈禧太后很担心皇帝在他的帮助下，将剥夺她的一切权力。于是，她给荣禄下达了旨令。电告荣禄董福祥将军带兵入京，保卫太后的安全。与此同时，太后命令皇帝逮捕康有为，说他毒害了皇帝的心灵，教唆皇帝与太后作对。同一天，康有为收到了皇帝的信件，敦促他立刻离开北京，赴上海接受任命。康有为从信中读出了皇帝的用意，乘火车去了天津。慈禧太后听说康有为逃走，立即密电烟台和上海的官员，要他们逮捕康有为，就地正法。当康有为在烟台登岸时，电报已经到达了。但道台有事去了高桥（），随身带走了密电码，他的秘书没法翻译电报的内容。而康有为那时正在租界的街道上闲庭信步，沿着海滩拣拾贝壳。上海的中国官员高度警戒，等待缉拿康有为。但在吴淞口，在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的安排下，康有为被转移到了一艘英国海轮上，然后送往香港。 这时，皇帝继续颁布他的改革诏令。孙家鼐来通知我说，皇帝陛下打算9月23日召见我。但这一天还没有到来，政变就突然发生了。袁世凯，在最后一次接受了皇帝的召见后，向荣禄告发了维新派反对太后的计划。 根据当时流行的说法，在最后一次觐见皇帝时，皇帝命令他在带兵入京前除掉荣禄。所有的外国报纸也都是这样报道的。但贝克豪斯先生（）和布兰德（）先生在他们的著作《慈禧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中，提到这次觐见时确定无误地声明：“采取了所有的预防措施，以防谈话的内容外泄”（第205页）。因而，如果这是一次秘密会谈，根据精通这类情况的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