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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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杰尔曼那家寄宿学校两姊妹当中的一个答应坐火车到伯桑松车站，投寄这封信。
我采取这个行动，是试图让潘维茨相后我已经远离巴黎，从而放慢搜捕，而特别是如果盖世太保在电台的文件中找不到我的报告，莫斯科情报中心就可以继续进行“大赌博”，我逃跑了也无所谓。
乔琪马上并且以很大的勇气设法同法共取得联系。事实上，我有可能同法共的领导接触，办法是拨某一个电话号码，然后留下口信说： “让先生动了手术，需要药品……”
一收到口信，法共就应该派联络员到所有四个预定的接头地点去，一个在巴黎的东面，一个在西面，一个在南面，一个在北面。乔琪打电话后两天，一个少女在西郊的维西内同她见面。乔琪替我向她要身份证，毒药和朱丽叶传递那份报告的消息。第三天，她带回来了我所要的证件，还有一片胶囊氰化毒剂，到了绝路时，我就吞服它。同时，我得到了一个完全出人意料的消息：里昂地区的法共电台只用来传送宣传材料到别的地区，盖世太保只缴获了一些传单，一点秘密内容都没有。当时——我是以后才知道的——雅克·杜克洛认为我委托朱丽叶交给情报中心的报告太重要了，不应用电波发出。这报告是由专门的信使带到伦敦，然后经由外交途径，送到莫斯科去的。因此，我的逃跑显然毫无用处。如果我是在13号而不是在17号知道这些事实，无疑我还会留在纽伊。别动队根本没有可能发现“大赌博”的秘密。
更严重的是：我的逃跑有破坏“大赌博”的危险，而“大赌博”是情报中心十分重视的。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活着落到盖世太保手里了。放在我口袋里的毒药重新给了我力量和信心。但是……就在把它放妥的第二天，我差一点点就把它吞下去了。
这天早上，乔琪把外面的门关上，每次她离开这座房子时都是这样做的。百叶窗是整天关上的。我们采取这种起码的预防措施，造成这种印象，好象房子是没有人居住的……有人长时间地按了两次铃。我是警觉的，准备好逃跑，但是，来访者并没有继续按铃。这是一场虚惊。
这样的玩笑第二天又来了一遍。我们在睡梦中给猛烈的敲门声惊醒了。我急忙穿上衣服，看看我的胶囊药片在不在。
我已经跨上窗台，准备在大门打破时，马上跳出去。但是声音停止了。我听见房东向乔琪解释说，已经好几天了，他想让新的房客看看房子，看到门窗都关上，便决定在送奶人送奶的时间，碰碰运气。
由于这双重的意外，我们更急于采取行动了。情况刚刚证明，我们随时都会因别人多嘴多舌而受害。到别的地方去成为必须的了。但是从下决心到采取行动，中间隔着一条鸿沟，对于兽性大发的盖世太保猎犬尾随着的人来说，这是难以逾越的。走……走……但到哪里去呢？ 我们考虑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最后决定请奎里一家人收留我。乔琪的儿子帕特里克便是寄宿在他们家里。他们住在徐雷纳，在一座别墅里。他们的母亲住一个小套间，地点不错，就在附近一个近似花园的住宅区。她要外出几天。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于是，我就不客气了。
这样，我就赶在别动队前头好几天采取了行动。但是尽管我十分小心谨慎也不应抱太大幻想。潘维茨的人肯定设法通过乔琪找到我的踪迹的，他们早晚会从圣杰尔曼追到维西内，从维西内追到徐雷纳。事实上，一个星期以后，他们便查出了圣杰尔曼的寄宿学校。潘维茨再一次不惜工本，他们逮捕了和监禁乔琪的许多亲友，有比较亲的，也有比较疏的。
在布鲁塞尔，她的父母亲和好几个朋友受到惊扰。他们很可能就是通过这种办法得知乔琪的儿子寄宿在巴黎附近。有一条消息对他们帮助特别大：他们得悉乔琪曾经在克利希广场的一个舞蹈学校学跳舞，便到了那里，从她的一个女伴丹尼丝那里知道帕特里克在圣杰尔曼。
盖世太保越来越迫近了。我可以肯定这一点；我在徐雷纳还不到三天，便接到那两姊妹的电话，告诉我来了一个人，说想把什么东西交给温特夫人（ 乔琪） 。从她们的描述里，我认出这是肯特。他成了别动队的褐色军师，在调查的所有紧张关头，我都将发现他。过了三天，又有一帮“好奇的人”来到寄宿学校。他们当中，还有卡茨！ 我逃跑以后，潘维茨马上把全部力量用在卡茨身上。别动队队长梦想通过卡茨就可以追踪到我这里。因此，在伸出爪子之前，这个恶魔试用诡计：他让卡茨打电话给他妻子，约她在巴黎紧急会面。赛西尔明知道她丈夫从1942年12月便落在盖世太保手里。她也知道自己不断受到监视，如果不干的话，就会遭到报复。剩下来只有一条路，·就是把电话接了。
她在一家咖啡馆里同卡茨会面，发现有个陌生人同他在一起。可以猜到，卡茨只能按潘维茨的指示办事，但是仍然想出办法把我的情况告诉了赛西尔，他对她说：“我的朋友们对奥托的命运很担心，他们等侯着他马上回去。”
用明话来说就是我逃跑了。只有潘维茨一个人相信这种做法是有用的。他的这些活动没有半点进展，于是又决定采用他更为熟悉的办法（ 逮捕、酷刑） ，并决定最后一次活动，把他的特务同卡茨一起派到圣杰尔曼。在那里，卡茨又十分巧妙地对付过去。真是偷鸡不着蚀把米。他向乔琪和帕特里克提了几个无关痛痒的问题，在最后一刻，居然能在两姊妹当中的一个耳边轻轻说，“吉尔伯有生命危险，盖世太保在追捕他。”
英雄的卡茨，直到最后一刻，仍为我们的事业而战斗，为了拯救其他人，不惜冒生命的危险。
后来，就在巴黎解放的同一天，我在一个同志阿历克斯·莱索沃伊的陪同下，回到纽伊监狱。这座房子的法国看门人普罗多姆先生向我们叙述了卡茨遭受的苦难。在我逃跑十多天后，别动队经常在夜晚把他带到索赛街。每天早上把他带回来时，情况可怕极了。他的苦难愈来愈难以忍受，所受拷打不断加重。原来的伤口还来不及结疤，新的拷问又开始了。看门人利用给他送饭的时候，同他交谈几句，并收集一些关于他遭受折磨的情况。别动队的刽子手指责他为我安排了越狱，说他知道我藏在那里，就是不肯说出来，责怪他跟他们去圣杰尔曼查问时，给我通风报信。
普罗多姆先生记得很清楚那一天，卡茨的脸和手伤痕累累，他悄悄地对他说：“战争结束后，吉尔伯先生肯定会再到这里来。你一定告诉他，尽管酷刑和痛苦，我一点也不后悔，我很幸福做了我所做的事。你只须要求他照顾我的孩子……”
几个钟头以后，盖世太保的人把他带走了。
我们永远不知道卡茨是怎样死的。但是刽子手潘维茨知道，是他下令折磨然后杀害卡茨，也许搞了点假审判，也许连假审判也没有。我仍然看见卡茨，仍然看见这个模范战士。
对于他来说，英雄主义是当然的事，凡是自愿牺牲性命争取光辉灿烂的明天的人，都是这样。
在圣杰尔曼，别动队逮捕了那两姊妹。她们非常勇敢，不开口说话，一点也没有透露到过伯桑松，也没有透露关于潘维茨从我那里收到的信。第二天，盖世太保打到了维西内。
那群恶狗迫近了。几天之内，也许几小时之内，它们的吠声就会惊动徐雷纳。这样，又一次必须迅速行动，必须搭救奎里夫人，我说服了她离开家（ 她带了帕特里克躲到科雷齐她嫂嫂那里去） 。乔琪和我又一次得起锚转移。往哪个方向呢？ 我们思索着：我想到斯巴克，苏珊和克罗德他们那里。
我是1942年夏天才第一次见到他们的。这个时候，我到博乔莱街他们的住所通知他们的朋友索科尔夫妇被捕了。他们听到这消息，表现得很镇静，当时给我印象十分深刻。他们没有一分钟怀疑过索科尔夫妇，确信这两个人宁愿死也不会招供的。事实也是这样：索科尔夫妇的名字列入反纳粹烈士长长的名单，他们把这个秘密，同其他许许多多秘密一起，带进了坟墓。
我们彼此信任，这是我下决心的最好保证。于是，乔琪便到斯巴克家去，告诉他们发生的事情，他们向她保证想尽一切办法来帮助我。这是黑夜里的一线光明。克罗德到徐雷纳我房间来看我。我们知道我们并不孤单，这是多大的安慰啊I 眼前最急迫的是给我找个隐蔽的地方。我们一致同意，这必须是同抗敌人员没有关系的，第二个前提是必须同法国共产党恢复经常的联系。
首先必须找个藏身的地方，因为绝对不可能在徐雷纳再呆下去了。暂时要先躲起来，然后再到更可靠的地方去。乔琪在舞蹈班的那个朋友丹尼丝把夏巴奈街自己住的阁楼的钥匙交给她。我们便在11月24日晚住到那里去。我是勉强采纳这个办法的，因为总有点不放心，觉得丹尼丝不大靠得庄，觉得也许我们正好自己送上虎口。我在惊慌不安之中度过24号到25号这一夜，没有睡觉，注意听着周围的声音，每分钟都准备看见那些先生们突然在门口出现。
第二天—天亮，我们便离开这个可疑的地方到斯巴克家去，我们真正松了一口气。我的预感得到了证实。幸而我们匆匆转移了。因为，丹尼丝被捕后，倾箱倒箧，把什么都说出来了。她讲出了奎里一家的地址，于是马上得到了释放。
这时，潘维茨的确以为自己得手了。恶狗群扑到了那座别墅，但是太迟了。吹响合围号角的时间还没有到。虽然，当时奎里先生在那里受到了惊扰。
潘维茨又转移他的火力。他安排了一个圈套，寄以很大希望。他确信帕特里克是我的儿子，便想利用他来要挟我，因为他打听到奎里夫人带着孩子躲起来了。他就让一个所谓“邻居”给她打电话，说她的丈夫摔断了腿，她必须赶紧回去，但是这个圈套太显眼了些，奎里夫人猜到了危险，便留在科雷齐不走。
别动队队长并不灰心。就这样，他决定了，既然奥托的“儿子”不愿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就移樽就教吧。于是，他布置一次出征，去科雷齐把那个小帕特里克找来。虽然戈培尔博士在这1943年底高叫他深信第三帝国将会得胜，潘维茨并不把这些大言不惭和安定人心的话当真。他很了解科雷齐是在游击区，所以布置了一次真正的军事行动。塞满了武装盖世太保的车子出动了，目标是：“红色乐队”的一个危险分子，年龄四周岁。
任务完成了，潘维茨高兴得直搓手掌。他追捕我追捕了两周，现在自认为掌握了逮捕我的关键。他想，“大首长”
的儿子落在我们手里了，我们便可以顺藤摸瓜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