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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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贴费和许免证费也类似。这些办法仍不能供应时，只能以增发纸币对付。

　　　　马可。波罗眼中看来新奇之纸币，唐代即已出现。最初称为“飞钱”，乃是政府
特许之汇票，使商人能在四川发售物品，而在其他地区收兑物价，以免携带大批铜
钱来往之烦劳。北宋于公元1024年开始印刷此种可以划账之票据。其施用虽愈来愈
广泛，但其制造发行仍只不过偶一为之。此种纸币有如公债，每种都有其兑现日期，
通常为三年，收兑后此“界”即作废。南宋则以内地所征关税为担保；至1247年即
任此种纸币永久通行，不再收兑。而因其缺乏适当之存积金，其贬值愈来愈甚，因
之使民间蹙额，而货币贬值也增加政府本身之困难。这也是促成宋朝衰亡的一大原
因。

　　　　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民族一经统治中原，也模仿宋朝的中央财政，也以金融管
制为时髦。如此一来他们即丧失了农业社会之单纯性而同样遇到技术上的困难。女
真建立的金，外表上是赵宋王朝的死仇，内心却深切地仰慕南朝。自天文占测至编
制历日和宫廷音乐，他们一意模仿。而当他们印制纸币时，甚至创下了一种空前的
纪录：其贬值为6000万比1。

　　　　　　　　　　　　　　　　　　　　　　　　　　　　　科技的进步

宋朝是一个科技进步的时代。活字排版在公元1086年有了文字上的证明；天文时钟
在公元1088至1092年之间装设于开封；以磁针决定航海方位曾在一部书中提及，书
上之序注明为1119年；宋代之海船有四本至六本之桅杆，上装风帆12张，船上有甲
板4层；火焰投掷器上装唧筒在1044年之前出现；以人力脚踏发动之轮船开始于匪徒
杨泰，他在公元1135年用之和岳飞作战。岳乃用腐朽之木材和野草投入其轮中，防
碍其机制作用；公元1161年则有了投掷榴弹的弩机出现。

　　　宋朝的经济不能用以改革社会，无法否认的，是导致以上发明不能作有系统增进
的一大主因。从西方的经验看来，必须商业的影响力远超过农业生产的影响时，上
述的突破才能发现。中国在现代历史初期，谈不上符合所需要的准备程度。宋朝的
商业虽说从当时世界的标准看来数量庞大，可是平铺在亿万农民头上，就为效至微
了。军事行动既由边疆推至腹地，双方都要控制农地和操农业人口，于是数量重于
质量，均匀一致超过不同的名目花样，而持久性比昙花一现的智能要有用得多了。
这种种条件都无助于开展各种发明以推广其成果之用心设计。

　　　大多数的小自耕农使中国长期保守着传统的性格。这在有关王安石新法的争执时，
即已揭露无遗，因为即使小本经营，农业工资也被限制而压至最低度。再因频年的
战事产生了一批游民，免不了有的为奴为仆，于是以上的局势更不能打开。即由张
择端图上也可以看出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宋人有解决技术问题的能力，却无
寻觅节省人力的动机。

　　　　　　　　　　　　　　　　　　　　　　　　儒学复兴不是文艺复兴

　　既然如此，他们的智能则朝另一方向发展，哲学上的检讨成为宋人精神上最大之
出路。他们构成一种共同的趋势，将儒家的伦理搁置在佛家及道家的宇宙观之上，
而称为“理学”。与汉代从美术化的眼光看世界不同，宋儒认为宇宙之构成包含无
数之因果关系，而人之能为善，与自然法规（他们称为天理）相符。这种说法造成
一种新的社会心理：一方面这批哲学家畅谈个人观感之性与命，另一方面却又在集
体生活中并不感到被拘束。当然宋朝的国事与这种立场有关。从知识上的“宗谱”
看来，宋代的理学家都受到一个称为华山道士陈搏的影响；以个人来讲，他们却都
曾卷入当时的政治纠纷之中。在北宋时，程颢程颐与周敦颐要不是直接反对王安石
就是间接地与反对新法的人士接近；在南宋朝中，朱熹首先反对与女真人议和，后
来又改变立场与主战的韩tuo胄作对；陆象山因为一本向皇帝的奏书大言不惭而被参
劾。因此无一例外，他们都因对时局的意见而受到检举，他们所提倡之个人道德性
格包含着一种“反对派”的意义，只是他们以含蓄的态度表现，不公开活动罢了。

　　　　分析比较以上各思想家的理论属于哲学的范围，这方面已有不少中国、日本和
西方的学者从事，其研究结果也已载入各种书刊。历史家无从否定理学家增强了以
后中国儒生的正直观念和坚决的态度。可是他们讨论的范围纵使渊博，彼此间的不
同纵然多途，今日看来，他们的立场仍是过于单纯，他们仍无法脱离一种被安排的
环境，即一种大而无当的官僚组织治理一个大而无当的农民集团。在这前提之下，
他们的主静与主敬，和西方文艺复兴时的人物观感不同。后者自由思想之展开，与
当日趋向商业化的运动同时。但丁（Dante）抛弃了衰落贵族身份而参加了富豪政治
圈；乔叟（Chaucer）为伦敦一位关税监督所雇用；从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至伦
勃朗（Rembrandt），他们的赞助人或为教皇或为大绅商。与之相较，上述5位宋朝的
哲学家和他们无数的僚友全穿着中国官员之袍服，他们是官僚的教师。

　　　　然则中国缺乏商业革命，不能产生文艺复兴，乃是因为地理环境与技术因素，
而不由于意识形态。宋朝亘319年的奋斗，只证明了中国的南方虽富庶，仍不能在组
织上做到整体化，因此敌不过以简单与粗枝大叶精神所组成的北方国家。

　　　　　　　　　　　　　　　　　　　　　　　　　　　　　　　宋朝的覆亡

蒙古人最后一次对宋战争采取一种大迂回的战略。最初向今日四川南下的攻势贯穿
至越南，次期的战斗指向襄阳樊城，围城之战即历经4年多的时间，从公元1268年的
秋天到1273年的年初。这隔汉水对峙的双城陷落之后，忽必烈的元朝即未再遇到实
质上困难，他的军队一路顺着长江而下。

　　　南宋最后一个重要的宰相为贾似道，他是一个雍容大度而显有心计的人物，可是
他既无力作战，也缺乏实力讲和，只好以一切如常的态度使人民不致恐慌。在朝代
最终阶段，军需问题恶化，因为抽税与印钞两种办法都用到极端，贾最后采取了一
个方法，即由政府强迫购买民间私田，所收购的以每户超过200至300亩之外土地的
三分之一，实行的地区在长江三角洲上之六府，此处既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又近
在咫尺，仍受宋廷的确实掌握，所付代价只需少数现金，其他杂以各种不同的价券，
这恐怕与征用没收区别不大。虽说为公意所不直，有了皇帝的竭力支持，所有购田
的计划仍如案完成。而这田土收入使南宋朝廷又撑持了约12年。但最后贾似道仍向
忽必烈求和，只是没有反应。在1275年他亲往长江督师，因战局不利被撤职，最后
被谋杀。次年元军入临安。再三年之后，元水师与宋之水师交战于广东崖山海上，
此时宋主为一个幼童，因战局不利由臣下背负跳海而死。所以赵宋王朝亡于公元12
79年。

　　　　　　当时人多不明了技术上复杂之处，也有人对贾似道尽极口诛笔伐之能事，好
像宋朝之覆亡全是他奸险及政策错误的后果。贾似道确曾在主持国计时有支吾之处，
事在1259年忽必烈之兄蒙古主蒙哥死于四川合州，蒙军后撤，忽必烈北返筹措选举
大可汗事。贾似道在此时虚张声势宣称宋军大胜而居功。传统的历史家借着这错误
和其他小事指斥他为奸臣。其次，其为人可鄙之处，也被提出。贾似道年轻时喜欢
享乐，不时在西湖上张灯设宴。有一次皇帝看到湖上灯烛辉煌，便说，看来贾似道
必在潇洒自如。事实上也果真如此，不过这是他被派任为中国最富庶朝代之最高品
位官职之前。


　第十三章　　蒙古人的插曲

　　　　从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骑兵东征西讨，到忽必烈征服南宋，建立元朝，蒙古军队
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但是如何经营这个雄跨欧亚的大帝国，忽必烈及其继承
者仍是以“马上”得天下的精神治理这个国家，重武功而轻文治，以至于制度无法
上轨道，改革也无法落实。90年后，这个中国史上空前的大帝国被明朝取代，中国
历史开始新的阶段——第三帝国。

　　　　在旅游尚未成为一种有组织的事业之前，马可·波罗就已成了超级的旅游者。
他前往中国既没有作买卖营利的打算，也缺乏传教士拯救众生的虔诚。只因好奇心
发动，就使文艺复兴以前的欧洲大井眼界。根据当日的标准看来，他所留下的一段
不平常纪录，已经牵涉到全世界的任何角落。纵是他轻易地接受传说，本人又喜欢
夸张，可是他以亲身经验道出，就自然地打动了其他人的兴致，而使他们也欣然欲
住了。他经常在书中提到：“你不亲眼看到无法置信”，这样不断地挑逗读者，也
使他们必须将想像力一再延伸，去欣赏远方异域的各种离奇古怪的事物。

　　　　　　　　　　　　　　　　　　　　　　　　　　　忽必烈与马可·波罗

　　　　他书中的一代伟人乃是忽必烈，也就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年轻的马可进出忽必
烈朝廷之际，元朝的水师正集结准备于公元1279年歼灭南宋的残余舰队。此战役结
束，“大可汗’成为全中国唯一的统治者，这是以前异族入主的事迹中所未有的。
从此元朝创业之主和威尼斯之来客彼此以礼相待，建立了一段互相慕好的关系。马
可波罗从此仕元，他承应了大可汗之各种差使，也向他提供有意义之情报。

　　　　马可·波罗称中国为Cathay；南方的中国人为“蛮子”（manzi）。北京则成了
“堪巴禄克”（Cambaluc），即蒙古人所谓可汗之大都（Khanbaliq）。中国人通称
杭州为“行在”，马可·波罗稍一调整则成Quinsay。

　　　　这位欧洲来访者视中国之纸币为一大奇闻。石绵则出自高山之间，可以捶碎分
裂“有如树木之纤维”，然后“用作布巾”。煤则为“一种石块，燃烧时有如木材”，
从山上采出，烧之生热。

　　　　从马可·波罗的纪录中，我们可以从另一角度观察忽必烈这个人。显然的，他
作为一个领袖人物，既有慧眼，也相当机警。其志在战胜攻取，可是却也真心有意
使他治下的人民在最基本的需要中得到满足。他多少将宗教当作一种工具看待。信
仰既可以利用作为他统治帝国的凝固力，以增进团结；也可以被反利用为一种颠覆
破坏的号召力，足以使之解体。所以他对各宗派的容忍，视其对自己施政方略的影
响而有差异。马可·波罗对忽必烈的开明专制具有好感；可是应当批评时他也从不
含糊。他有一次曾说：“很多心存不轨的人，经常有谋反的趋向。”在另一处他又
提出：“所有的中国人都厌恶大可汗的政体，因为他所派的地方政府首长多为鞑靼
人，尚有更多的色目人，他们视中国人如奴隶，使他们无法容忍。”读者自此也可
以看出，大可汗以遗传的权利凌驾于中国之上的办法没有成功，只好以征服的力量
来控制。于是他对本土之人不能信任，也只好将权力摆在鞑靼人、色目人和基督教
徒的手里。这些人附属于他皇室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