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戈壁-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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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只有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爬在已经死去的母亲胸前，寻找母乳。　
　　——这，就是马仲英第二次进入新疆之前的哈密。　
　　与在黑戈壁占山为王的黑喇嘛相比，哈密的省军在“苦水”“七角井”的作为，更象土匪。　
　　马仲英再次进入新疆的时机正在逐渐成熟。　
　　返回酒泉前后，马仲英在当地招贤纳士。河西走廊原来就“人才密集”，用不了多少时间，他的参谋部与政治处、秘书处，成了无所不包的庞然大物。其中有中共秘密党员，著名的中共脱党人士，有国民党的骨干，有日本间谍，有来历不明的土耳其军人（还不止一个）。最绝的是，这些人不管在别的什么地方碰面，一定会立时打得你死我活，可在“尕司令”的“智囊团”里，却始终相安无事。　
　　比如，马仲英的“少校参谋”于华亭，谁见了也说是日本人，关于他是日本特务的“谣言”一时甚嚣尘上，可他自己并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他的绝活是译电，据说当时还没有发明出他破译不出来的密电码。据说（又是据说），马仲英几次绝地反败为胜，都是因为他成功译出了对方的军谋布署。　
　　土耳其军官凯末尔——“国民革命军新编36师中将顾问”——则更绝，谁也不知道他从何来，来干什么，甚至他到底是谁？可他在马仲英麾下颇为自适。他的房间从不请人进入，房里没有什么秘密武器、兵谋战略，只有一个河西籍的小脚女人，40多岁，整日端坐在炕上。他一句中国话不会说，她一句外国话听不懂，他们平时用什么语言交流呢？每当凯末尔“中将”高兴，他的庆祝方式就是：将小脚女人扛在肩头，在房间里、院子里“游行”。可他是真正的军事家，就是他教的马仲英把骑兵当作坦克使用。这招曾将苏联刚刚组建的机械化部队（“塔尔巴哈台军”）打得丢盔卸甲。　
　　参与马仲英核心机密的人当中，除了他的家族成员，还有甘肃现代史的名人，比如吴应祺、张雅韶，他们刚刚从苏联回国，曾是中共的骨干，不但投入马仲英幕下，成为他的谋主，甚至将马仲英兄弟也介绍加入了CY（共青团）。另外，河西著名的脱党的原中共党员比如蔡雪村、葛霁云，另外还有甘肃哥老会辈份最高的堂主赵福臣……都在麾下为他效力。就凭这个，年仅20的马仲英就不能不令人刮目相待。　
　　1933年4月。马仲英第二次入疆。　
　　这次与上一次的最大不同，是有备而来。实际上从退回河西，马仲英一直用一只眼睛紧紧盯死新疆。——另一只眼睛他始终是盯着他的堂兄弟们（马步芳、马步青、马步康……）的。他显然认为，要想有大的发展，只有进入新疆，占据天山南北。河西、酒泉只是暂时栖身之地。　
　　第二次进入新疆，马仲英部队传唱着另一个“军歌”7：　
　　打了一仗又一仗　
　　仗仗不离机关枪　
　　三八式专用来打老乡　
　　在第二次进入新疆期间，马仲英打遍天山南北，连乌鲁木齐也几乎陷落于其手。他的对手仍然是苏联，但这次归化军（原白俄）已经不是个儿，与他死拼的是“新疆王”盛世才重金请来的苏联红军，只不过名字改为“塔尔巴哈台军”8。这支“塔尔巴哈台军”坚车利器，锐不可当。但个人装备比马仲英的部下还差。一则目击记说：在北疆的苏军（塔尔巴哈台军）哨兵，舍不得让靴子站在在雨雪泥泞中，就站在砖头上，砖头踩在烂泥中，用一截铁丝将靴子与砖头绑在一起。穿着这种“花盆底”，根本不能打仗。可飞机与装甲车协同作战的威慑力，击穿了马仲英所部的心理墙壁。败退途中，他劫持了斯文·赫定的车队，同时他也想将这个国际知名的探险家扣作人质。最终不知是马仲英吸引了斯文·赫定，还是斯文·赫定感化了马仲英，反而互相萌生了敬重感。但，最终谁也想不到的是，1934年7月，马仲英在吴应祺、蔡雪村等陪同下，由喀什噶尔西北的伊尔克斯塘边境口岸，进入苏联境内。为了避难，也为了寻求支援。这如果不算是与虎谋皮，那也是将头探入虎口。从此，一去无回。　
　　马仲英在苏联到底出了什么事？　
　　一种说法是，在参加西班牙内战时英勇战死；一种说法是，在学习驾驶飞机时因飞机失事身亡；一种说法是，在斯大林“肃反”时期，死于冤狱……这就与黑喇嘛的遭际颇有几分类似了。使人奇怪的是，时至今日这几种说法不管哪种是真的，其实都用不着死不承认。除非是没有一种沾一点边。在斯大林的“肃反”中，还有什么级别的阴谋，什么档次的冤狱，说出来会叫人吃惊呢？　　　
　　《黑戈壁》九（3）　　　
　　一开始，马仲英在苏联的活动还相当公开，其实是苏联方面有意为政治作宣传。他被安置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苏联报刊不停报道他在工厂、集体农庄参观，他的随员陆续进入苏联军校、航校。他也在学习俄文、日文等四种语言。苏联特意为马仲英派了一个顾问，叫梅斯诺夫。其他留在新疆的部属，还派专人赴苏联向他汇报。1935年冬，苏军为马仲英设立了参谋处。这也许与当时中国国内的形势有关。当年中国工农红军开始长征，西路军进入河西。人们传说，共产国际打算利用马仲英与盛世才联手，打通“国际通道”，将进入河西的工农红军接引到苏联。这计划可能是真的，但是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政治家有多天真。就算是人们能成功地将猫与老鼠安排在同一个饭桌上就餐，也不可能让盛世才与马仲英同室而眠。　
　　从1936年以后，就再也没有丝毫关于马仲英情况的消息传出。实际上就连他的身边人也一个都没有了：全部从人间蒸发了。　
　　关于马仲英，最后的消息是：他的旧部马彦良1938年10月来到延安，面见毛主席时，毛主席曾对他说：“马仲英现在仍在苏联，你们以后可以见面。”9　
　　马仲英是步黑喇嘛，力图尽快填补地缘政治空间的第一人。可他也是在黑喇嘛之后，第一个永远离开内外蒙古、甘肃、新疆中间“三不管”的黑戈壁的“好汉”。　
　　马仲英在30年代初两次进入新疆，都与新疆哈密的强势人物尧乐博斯有关。如果说马仲英的下落之谜，使人想起了黑喇嘛丹毕加参；那么尧乐博斯的身世，则颇有点像黑喇嘛的“简化字版”。　
　　据说（关于尧乐博斯身世，随时用得上“据说”两个字），尧乐博斯1889年出生在巴楚县（玛喇巴什）的维吾尔族乡村。父亲当地的“水官”。他是父亲在路上捡来的弃婴，并为他起了个名字“尧乐达巴斯”，意思是“路上捡来的孩子”，他长大成人之后，被顺口叫成“尧乐博斯”——老虎。在尧乐博斯5岁的时候，他的姐姐吉娜斯提汗被驻喀什喀尔的道台强娶为妻，为此，在病中的父母先后都去世了。那个道台“姐夫”因为处理塔什库尔干等地的划界事物时获罪，被撤职回到北京。吉娜斯提汗与尧乐博斯也随他前往北京。道台被朝廷追究责任法办，他们流落在北京街头，乞讨为生。哈密王沙木胡苏特去北京朝觐，他们姐弟就随哈密王返回了新疆，定居在哈密。他的姐姐最后改嫁给哈密王的亲戚伊布拉音伯克。尧乐博斯在哈密，一是懂汉语，二是熟悉内地情况。而当时的哈密，是通往内地的大门。这两点都用得上。尧乐博斯很快就得到了重用，并得到了在清末民初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哈密王沙木胡苏特（著名的“沙亲王”）的器重，步步高升。做到保安大队长，有了自己的庄园产业。　
　　杨增新死后，新疆的动乱从哈密发端。这一系列的事件中，尧乐博斯却总是“如鱼得水”，日益接近了权力的核心。　
　　二三十年代之交的哈密，一直受到外蒙古势力牵制。其实从黑喇嘛死后，各方势力都急于尽快填补那个巨大的空间，但一时谁也没有能够取代黑喇嘛的位置。当时的农民领袖和加尼亚孜阿吉，就一再得到外蒙古的支援，仅一次，外蒙古就派专人运来了100支步枪，还有两吨铅（用来制作子弹）。这些枪械，都是几年前从黑戈壁“碉堡山”缴获的。为了防制为省军包围，和加尼亚孜阿吉曾将自己的主力移驻与外蒙古紧邻的地方恩岗。从那时起，这样一些民歌便流传在哈密民间10：　
　　沿着崎岖狭窄的山路，　
　　我们转移到恩岗。　
　　望着我们远去的身影，　
　　妻室儿女忧愁万分。　
　　来到恩岗已半载，　
　　只有篝火伴身旁。　
　　遥望远方的家乡，　
　　望穿双眼无所见。　
　　关于外蒙古涉入哈密事件，在当时并不是机密。以后才是。但就我们目前所知，其中有一个关键人物并不倾向外蒙古。他就是优游于各派力量之间的尧乐博斯。他不但在新疆省军、民国中央政府、草莽英雄和加尼亚孜阿吉、哈密王府之间从容往还，为各方接受，还是到酒泉请马仲英的谋主，两次都是。他亲自到过酒泉，当时刚刚移驻酒泉的马仲英使河西出现了一种“革命”的新气象。这一点给尧乐博斯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仅如此，在战火的间隙中，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与斯文·赫定1927－1928年，1934年，两次穿越黑戈壁进入新疆，在黑戈壁彼岸相迎的，都是尧乐博斯。　
　　所以，他既是巴楚弃婴——尧乐达巴斯，也是哈密虎王——尧乐博斯。　
　　在与外蒙古打交道时，最经典的一例是：尧乐博斯从邻近外蒙古的恩岗返回，当时哈加尼亚孜阿吉刚接收了外蒙古的军火，但据说其中的一部分被尧乐博斯私吞，就把尧乐博斯扣押在北山中的库塔利斯克地方，准备秘密处决。尧乐博斯的长子尼亚孜伯克得到消息，潜往库塔利斯克，杀死卫兵，救出尧乐博斯。这个故事延续到我在军马场放马的时期，这，以下我们还要具体作介绍。　
　　盛世才主政新疆时期，尧乐博斯曾久住“陪都”重庆，与国民党政府各方面有比较良好的关系。1946年，他回到哈密，出任哈密专区专员。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他仍然留任哈密专员兼保安司令。1950年初，已经解放的伊吾县形势逆转，当地的上层人物一直在酝酿起事。　　　
　　《黑戈壁》九（4）　　　
　　1950年4月3日，那是一个星期五。哈密专员尧乐博斯向专区机关说，自己要去三堡乡的坎儿孜村视察。到了坎儿孜村，他突然下令破坏了从哈密市开来的两辆小汽车，自当地劫获了马匹，带着老婆、儿子与部分随从，潜逃进入了巴里坤的北部山区，一去无回。　
　　“伊吾四十天”发生后，许多资料都说，那是尧乐博斯与乌斯满联手策划与指挥的。可这还有一定的疑问。因为，我们目前还没有见到关于这一点的具体内容；因为，可以推测以尧乐博斯这样的人组织这种活动当然顺理成章，可如果真是这样，必然会是里应外合，会作出更大的响动来，绝不可能如此“自生自灭”。也就是说，“伊吾四十天”似乎没有那样复杂的政治背景。　
　　随着“伊吾四十天”叛乱的平息，乌斯满经过黑戈壁逃亡到甘肃、青海间的阿克塞，尧乐博斯则带着家人、死党，通过青藏高原逃亡，1951年到台湾。在六七十年代，他曾是台湾名人，担任过“新疆省政府”“影子”机构的主席。他曾在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