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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

超新星纪元超新星纪元(上)-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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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照他的话做了,门外没有什么失火的迹象,但一摸电梯门我大吃一惊,门很烫手!记得以前发给每个住户的防火小册子上说:高层建筑底层失火时,电梯井就像一个火炉上的烟囱,迅速把火抽向上层。我跑回房间里,再从窗子向下看,发现底层刚刚冒出了一大股黄烟,紧接着,二三层的窗子中也有烟冒出来。我急忙抓起电话:
  “告诉我,怎么下去?!”
  “电梯和楼梯都已无法通行,你只有从消防滑筒下去。”
  “消防滑筒?”
  “消防滑筒是一条带松紧的长长的布筒,通过一条特制的防火竖管从楼顶垂到楼底,大楼失火时楼上人员可通过这条布筒滑到楼下,在进入布筒向下滑时,如果速度太快,可用手臂撑住布筒的内壁减速。”
  “可我们的楼中安装了这东西吗?”
  “安装了。在每层的楼梯口,有一个红色的小铁门,看上去像垃圾道,那就是滑筒的入口。”
  “可……你肯定那是滑道吗?要真是个垃圾道,我爬进去不是烧死就是摔死!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也是从公安局的计算机中吗?”
  “不。公安消防部门的计算机应该存有这方面的资料,但我查遍了那里所有的数据库也没有找到,我又接通了设计这幢住宅楼的市建筑设计院的计算机,查阅了它存贮的图纸,看到确实安装了滑道。”
  “那么楼下呢?别的小朋友呢?!”
  “我正在给他们打电话。”
  “等你一个个打完电话我们的楼早烧成灰了!我下楼梯去叫他们!”
  “不能去,危险!其他的孩子我已全部通知到了,你呆在家里不要动,拿着电话,等我通知你时再进滑道。这时下层的小朋友们正在从滑道下去,为了安全,滑道中的人不能太拥挤。不要害怕,十分钟后毒烟气才会到达你那一层。”
  三分钟后,我听到了他的通知,从那个红铁门钻进了滑道,顺利地滑到底层并安全地从消防门中出去了。在外面,我遇到了一起出来的二十多个孩子,他们都是在来自北京的那个声音的指引下脱险的。底层住的孩子们告诉我,火是十分钟前才烧起来的。
  当时我被吓坏了,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事实:那个北京孩子检索了两台计算机的资料(有一台还查阅了所有的数据库),并同二十多个孩子通了电话,仅用了不到十分钟!
  ……长这么大我从未这么痛苦过:肚子痛、头痛,眼前绿乎乎一片,不停的呕吐几乎使我窒息。我已没有力气站起来,就是能站起来走出去,现在外面也不会有医生。我挣扎着向写字台爬过去,去拿上面的电话,没等我的手碰到话筒,铃先响了,话筒中传来一个男孩子的声音:
  “你好,我是中央政府,我在帮助你。”
  我想告诉他我的处境,但什么也没说出来就哇地一声又吐了,这次能吐出来的也只有一些水了。
  “你胃难受,是吗?”
  “是……是……我难受……你怎么知道的?”我喘着气艰难地说。
  “我在五分钟前刚刚接通市自来水厂的中心计算机,发现水净化控制系统的一个监控程序由于无人值守而出现错误操作,水量减小后仍按十小时前的水量通入净化用氯气,致使现在市区东半部自来水中的氯含量比安全标准高出97倍,现在已造成很多孩子中毒,你就是其中一个。”
  他一说我想起来了,我就是因暖瓶中没水,喝自来水后开始难受的。
  “等一小会儿将有一个孩子来看你,这之前不要喝你房间中的水。”
  他的话刚说完,门开了,一个陌生的女孩子走了进来,她一只手拿着一个药瓶,另一只手提着装满开水的保温瓶。她带来的药和水使我很快好了起来。我问她怎么知道我病了,甚至知道该拿什么药,爸爸是医生吗?她说是中央打电话让她来的,至于药,是另外几个男孩子给她的,那几个孩子的爸爸也不是医生,是中央让他们到医院药房去拿的。中央打电话从家中找到他们,他们都在医院旁边住。当他们走进药房时,中央也正好把电话打到那儿,药房中的电脑终端还显示出了药名。他们仍找不到,接着电脑终端竟显示出了药瓶的彩色外形!中央让他们把所能找到的药都放到三轮车上,用电脑给他们打印出一长串地址,让他们去分发。那几个孩子在路上又遇到了两组从其他医院出来的孩子,他们也带着大量同样的药。孩子们有时找不到地址,街道两旁所有的电话机都响着铃,他们随便拿起一个,就听到中央在给他们指路……
  (选自《孩子和人工智能——全信息化社会的无意识尝试》,吕文著,科学出版社,超新星纪元16年版)
  超新星纪元第4个小时
  信息大厦顶端大厅中的孩子们惊喜地发现,大屏幕上全国地图上的红色开始减退,其减退的速度越来越快,好像是一场遇上了大雨的森林大火。
  超新星纪元第5个小时
  全国地图上的红色已由块状变成了点状,这国土上的红点也在很快减少。
  超新星纪元第6个小时
  全国地图上仍有很多红点,但来自数字国土的国情报告宣布,整个国家已不再处于危险状态。
  超新星纪元初,人类社会经历着有史以来最剧烈的变化和震荡,划分时代的标准已由公元世纪的几十年或上百年变成几天甚至几个小时。超新星纪元初的六个小时就被以后的历史学家们看成一个时代,被称做悬空时代。
  筋疲力尽的孩子领导者们走出大厅来到阳台上,一阵清新的凉空气使他们打了个寒战,这清凉的空气进入肺部流遍全身,他们的血液仿佛在几秒钟全被换成了新鲜的,呼吸和心跳都变得欢畅起来。太阳还要等一会儿才能升起来,但外面天色已亮,能看清城市的细部。火光和烟雾已消失了,路灯都亮着,表明城市供电已恢复。但建筑物中的灯光并不多,大街上空无一人,城市很宁静,似乎刚刚进入安睡;地面上湿漉漉的,反射着清晨的天光和路灯桔黄色的光芒,那雨还是在公元世纪下的;一只什么鸟儿在清凉的空气中飞快地掠过,留下一声短短的啼鸣……
  东方曙光渐明,新世界将迎来她的第一次日出。

  第十四章 视察

  悬空时代彻底打破了世界试运行时一切顺利的幻影,也摧毁了孩子们在那时建立起来的信心,他们终于明白生活远比他们想象的艰难。但不管怎样,孩子国家还是蹒跚起步了。
  在新纪元的头两个月里,孩子国家致力于恢复悬空时代的创伤,并努力使一切进入正轨。几乎所有的工作都困难重重。为了了解国情,三位孩子领导人到全国各地进行了两周的视察。
  孩子们是坦率的,每到一地,各个行业的孩子都向他们吐露心声,由此了解到的社会状况让他们暗暗吃惊。现在,大众的心态就是三点:累、无聊、失望。
  在视察的第一天,天津的一个孩子给华华看了一张他们的日程表:早上六点起床,匆匆吃完饭。六点半开始上文化课,是小学五年级的课程,主要靠自学。八点半上班工作,直到下午五点下班。吃完晚饭后,十九点开始上专业课,学习与自己工作有关的知识和技能,直到二十二点才能结束。然后又要上一个小时的文化课,到夜里二十三点,这一天才算结束。
  那孩子说:“累,真累!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一觉睡到世界末日!”
  在上海,小领导人视察了一个保育院。在孩子世界,养育婴幼儿成了社会工作,保育机构的规模都很大。一进保育院的门,三个小领导人就被一大群女孩儿保育员拉住了,非要让他们照看一个小时的娃娃体验一下。尽管随行人员和警卫极力制止,但女孩子们人数越来越多,最后有上千人。小领导人成了她们的人质,只好从命。他们在一个大房间里,每人负责看两个小宝宝。晓梦干得很好,那两个宝宝在她的照顾下似乎很舒服很开心,但一小时下来她也累得腰酸腿疼。华华和眼镜就惨了,他们负责的那四个宝宝不一会儿就大哭起来,喂奶也不吃,哄也不睡,就是大哭,声调之高像四个小火车汽笛。他们的哭声又引得周围小床上的宝宝们跟着哭了起来,然后整个房间里二十多个宝宝都大闹起来,到最后华华和眼镜觉得他们的精神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唉,现在才知道,妈妈把我带大可真不容易。”华华在对在场记者谈感想时说。
  一个小保育员说:“哼,你妈妈就带你一个,我们一个人要看两到三个宝宝呢!晚上还要上课,真要把人累死了!”
  “对,我们干不了这活儿,让男孩子们来干吧!”其他的女孩儿纷纷附和。
  给小领导人印象最深的是视察山西一座大煤矿时看到的,他们目睹了小矿工们一个采煤班的工作过程。刚一交班,割煤机就出故障趴窝了。在地下几百米深的黑暗狭窄潮湿的矿井中,修理那台卡在矸石缝中的大机器,是一件噩梦般的工作,需要极大的技巧、体力和耐心。好不容易把机器修好,输煤皮带又被从正中划开了一大段。把皮带上残留的煤都铲下去后,小矿工们已经一个个都变成了黑人,面孔上只有张嘴时的白牙能看清。换皮带是一项更累人的工作,换完后,孩子们已经没有多少力气了。快下班时,他们只采出了一车煤,但拉煤的电轨车只开出不远就出轨了。孩子们用撬杠和千斤顶之类的工具折腾了半天,出轨的煤车纹丝不动,只好把车上的煤全卸下来再复位,这又是一项要命的活儿,扬起的煤尘让人窒息。电轨车复位后,又要把煤重新装回去,这消耗的体力比卸煤时大多了。当孩子们终于下班时,都浑身煤尘,横七竖八地躺在更衣室的地上,连去洗澡的力气都没有了。
  “这还算好的呢!”一名小矿工对小领导人说,“至少今天没人受伤,你知道,井下有这六样东西:煤、石头、铁、木头、骨头、肉,数骨头和肉最软了,孩子的更软!”
  在孩子国家,为了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孩子们必须以成人的体力和精力来工作,这对大多数孩子来说是难以承受的。还不仅如此:能从事一般工作的孩子年龄要在八岁以上,而从事复杂工作的年龄要在十岁以上,所以劳动人口的比例比大人时代低,这就使得孩子们的工作强度比成人还大,加上他们还要上课学习,其劳累的程度是可以想象的。新纪元开始以来,几乎每个孩子都出现了头疼和精神衰弱这类症状,孩子国民的整体健康状况急剧恶化。
  但最让小领导者们担心的还是孩子们的精神状态:孩子们对工作的新鲜感已经消失,他们发现大多数的工作都是枯燥无味的。孩子们的思想都不成熟,很难系统地思考和规划自己的人生。同时他们并没有要为之尽责的家庭,这就使得他们很难理解自己工作的意义。在没有精神支点的情况下,繁重而乏味的工作对他们来说自然成了一种折磨。当小领导人视察一座发电厂时,一个孩子的话很生动地说明了这样一种心态:“你们看,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坐在这个控制台前,盯着这些仪表和屏幕,不时把走偏的参数调整过来,我对这工作已经什么感觉都没有了,觉得自己就成了这部大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唉,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
  在回北京的飞机上,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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