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西风凋碧树-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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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遭丧乱往往盗贼蜂起，本朝自宣和末年以来就祸起萧墙，频繁发生民众揭竿而起的事情，国家的败亡加剧了这一现象，使之愈演愈烈。保守估计，南渡前后的盗贼土寇乃至溃兵，至少在一百万左右，其流窜劫掠的危害，对帝国的稳定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幸运的是，大敌当前的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统治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裂痕，使一致对外共御敌寇成为普遍的道义所在。在招安方面，宗泽、李纲甚至马扩就早已有过成功的尝试，屡逢打击、穷蹙无奈的帝国天子和政府采取了安抚包容的策略后，也收到了意外的效果。南渡以后成长起来的几大将领都参与了收剿行动，并通过收编壮大了自己的部队。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韩世忠、刘光世部各有四万人，张俊部三万人，岳飞部有二万三千人，王部有一万三千人，另外御前军的数目也有三万余人，其中不少都来自于盗寇、流民。叛军、溃卒经过整编后，也有相当的战斗力，对刘豫的军事胜利就证明了这一点。
帝国军事上的策略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对武将同样采取优厚的待遇。在一定的范围内，不仅许其割据，各自为法，发展自身的实力，甚至默许他们参与政治决策。这与太祖以来的原则似乎有些背道而驰，但国家目前正当用兵之时，所以尽管有不少人反对，就连天子本身一直也有尾大不掉的担心，眼下也还只能如此。
兵力的增大自然带来财政问题，绍兴二年的每月军费在二百五十万缗左右，这个数字还在逐年递增之中。南渡以后的局面是强敌未去、百事凋敝，不可能腾出手来发展民生而渐得其利，因此朝廷此时完全以重税重赋来解决财政困难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也是天子惟一可能的选择。战时经济的成败取决于物质基础，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帝国也许要感谢穷追不舍的金军，正是敌人的猖狂才使朝廷最后落脚到帝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否则的话，要恢复国防不仅不可想像，就是支撑政府的日常开销都是个问题。
当然，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政治因素。
挽大厦于将倾绝非易事。帝国从东京败覆后一泻千里，业已丧失了原有国土的大半，在敌骑狼奔虎突的冲击下，百年基业早已摧毁殆尽。在近四年的时间里，虎口余生的朝廷只能在躲藏退避中保持着名义上的完整，以延续赵氏国脉作为逃跑的遁词。即使金兵因内部的困窘而暂时收敛了锋芒，但在土崩瓦解几乎不能自保的情况下，重整山河——哪怕是东南一隅的半壁之地——又谈何容易！
严格地说，高宗天子并没有进行任何拨乱反正的政治变革，除了固守求和的一贯想法外，在主观上也缺乏挽回颓势的强烈动机。他只做了些修葺恢复的工作，出发点不过是让帝国这架疲敝的战车能够载动他的皇位而已。高宗在越州时正式宣布尊崇元祐，把败亡的责任推卸到蔡京甚至主安石的身上，也不过是为父兄的过错和自己的退避望和寻找借口罢了，这种做法符合天子的一贯作风。南渡后的帝国之所以能得到四方臣民的拥戴，并使天下之心渐渐来归，这种凝聚力和感召力追究起来还是本朝百多年来的培育养成之功。
第三部 半壁河山第8节 委曲求全
中国伦理的核心在于“忠”、“义”二字，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强烈责任感。本朝崇尚文治、讲究仁德的一贯努力，终于在最严峻的关头带来了收益，这就是志士们没有忘记维护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崇高义务，怀报效之志而云集阙下，他们把高宗的登基看作是一场“中兴”，并对此寄予了莫大的期望。无疑，这才是帝国赖以继续存在的真正基础。高宗作为临危受命的最高统治者，他的成功在于以安抚的手法和优容的接纳政策使士大夫们大大舒缓了一直紧绷着的惊慌心态，能够从惊悸中定下神来聚集在天子的周围，从而在客观上起到了兼收并蓄的效果。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五月，尚在流亡中的帝国政府就已经开科取士；渡江以后更注重绥怀之方，强调以柔道御天下。比如对待滞留北方或不幸被俘而出任伪职的人，朝廷不仅不予责难，相反还善待其留在南方的家属，以此召唤他们回头反正。所有这些都是使天子的号召力得到了进一步提高的原因所在。一切夷狄之辈都往往低估了中国文化的巨大潜能，他们从没有真正地意识到，这种无形的力量是任何刀剑都无法斩尽杀绝的。
绍兴初年的形势虽然看起来与建炎时期一脉相承，都在为应付外寇而疲于奔命，但客观上却无疑有了一个重大的转变，那就是高宗的退守自保路线终于成为惟一可行的方针。从物质条件上说，二十余万的兵力虽已与前几年不可同日而语，但与敌虏相较，根本不成比例；财政则更为糟糕，应付军队和日渐增多的各级官吏都已经捉襟见肘，更谈不上保障大规模军事行动。就原则而论，最好的反击机会早已被一而再、再而三的丢失，事到如今，除了卧薪尝胆徐图恢复之外，哪里还会有更好的办法！
委曲求全是肯定的，但如何去达到最后的目标呢？
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宋廷南迁后，金军一方面南下追击高宗，一方面加紧肃清淮河沿线的宋军残余，九月底，攻破江南东路的楚州。十月初二这一天，离楚州不远，位于淮水东头的涟水军驻地孙村，突然来了一艘身份不明的船只，船上有五男二女，为首者自称是前御史中丞秦桧，自东京陷落后为金人所执，金人东进，强随以行。楚州失陷时，携妻王氏，仆婢两人及御史从官翁顺、高益恭及水手孙静，乘敌不备而逃出。
巡逻者大多是乡民出身，不晓其说，遂执缚秦桧等人送入水寨，但寨中将官们也半信半疑。确实，两军对峙，全家安然脱归，哪有这么方便的事？事情蹊跷，未可遽定，便将秦桧一行送至主将寨中。
统制丁禩也不甚相信秦桧的自述。此刻他正巧患病，于是借口不出，由手下的几位将领陪同秦桧。秦桧见众怀疑沮、敌意甚重，无奈回到舟中住下。过了几天，丁禩经过一番斟酌后，还是派参议王安道、冯安义陪同，护送秦桧转赴天子行在。当时陆路已经不通，一行人由海道前往浙中，十一月初五抵达越州——这个天子驻跸之地此时已升格为“绍兴府”。
秦桧再一次向朝廷陈述事情经过说：靖康元年东京沦陷，因不愿拥立张邦昌，为金人拘执北去，至于中京大定府，同行者妻王氏，奴砚童、婢兴儿以及御史台街司翁顺数人。金人提兵南来，命秦桧以随军转运一职偕行。因与妻王氏密谋，故用反语，激敌酋完颜昌同意家属随行。楚城陷，乘金人争趋入城、纷纷不定之时，密约舟人孙静俟于淮岸，自己以催发钱粮为名，与妻王氏等数人于当夜乘舟而去。行六十余里，宿于丁家寨南，次日，为涟水军统制丁禩逻者所得。入寨后，诸将颇不信，复有一刘靖者欲杀桧而取囊橐，幸为桧当面折之，事寝不发。
但朝中大多数人对此表示怀疑。
确实，事情的疑点甚多。当初与秦桧同时被拘者还有何、孙傅、司马朴，他们三人下落不明，惟独秦桧得脱虎口，此可疑者一；自中京大定府至燕京有千里之遥，自燕京再至楚州又将近有二千五百里，敌人一路之上岂无防禁，而容你秦桧轻易逃脱？此可疑者二；金人若无放归之意，则必然于命其随军之同时质其家属，绝无使王氏等同行之理，此可疑者三；最令人疑惑的是，秦桧自称随军至楚后，定脱归之计于顷食之间，借催粮之名匆忙而奔，照情理言，绝不应携带囊橐之物。则如何又有抵达涟水军后，军将因觊觎其行囊包裹而图谋不轨之事？！人们有理由认为，秦桧的南归确有不明不白的地方。
但这些猜测却被朝廷宰执们所否定。宰相范宗伊、同知枢密院事李回一向与秦桧友善，此次更是站在了秦桧的一边。特别是范宗伊，此人不仅一贯主和，而且曾经一度出任过张邦昌的伪职，因而对秦桧的逃归便持有一种天然的肯定态度。两人授意秦桧先谒见诸宰执大臣，以期首先打消朝廷重臣的疑虑。初六，秦桧来到政事堂，在范、李两人证明下，大家果真接受了秦桧的说法，并上报天子。
除了范、李两人的力保外，秦桧早年的名声也是使宰执们消除怀疑的一个原因。秦桧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进士及第，先补密州教授，后又中“词学兼茂科”，出任太学学正。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攻汴京，秦桧上书言事，其大略云：金人贪得无厌且奸诈无信，朝廷至多只可割让燕山一路，同时东京守御绝不能缓。因言论不符哲宗之意，疏入不报。那时的秦桧虽不比李纲等主战派，但至少是与朝廷上下惊慌失态的衮衮诸臣确有不同。后来的廷辩中，赞成割让三镇的人有七十人，而反对者只有三十六人，秦桧即是其中之一。肃王入质金营，秦桧是随驾奉往的大臣之一，金师退兵后回朝，正是因李回之荐入为殿中侍御史，寻迁左司谏，一直做到御史中丞。金人再度来犯二帝被囚后，金人传意立异姓为帝，众臣皆失色无语，身为御史台之长的秦桧进状请存赵氏帝脉，因此而为金人要执。这段事迹虽谈不上轰轰烈烈，倒也有目共睹、臣庶皆知。对这一点，幸免于难的诸多南渡大臣心里是有数的。
然而一个人早年的表现并不能证明日后的一切。单凭秦桧这点过去的忠诚，就对他陷入敌手后四五年的经历不加审查，显然也悖于事理。不过，这也是此刻政治环境的产物，国家新遭丧乱，百废待举，尤须以广大包容之心接纳故臣旧民，这是既定的国策。国家正当用人之际，事贵从权一切不问，更是天子内心根深蒂固的想法。对僭逆事敌的张邦昌都可以不咎既往，又何况千辛万苦奔回故国的秦桧？！从现实的角度上讲，此际弃家别土从敌占区内辗转南来的士绅庶民数量极大，也不可能一一加以甄别。所以秦桧从海上来到行在的第三天、谒见宰执后的翌日，高宗就予以召见。
毫无疑问，自从他决定从金地脱逃之时起，秦桧就一直盼望着这个时刻的到来。这天上午，秦桧是踌躇满志地走进天子行宫的，他为此酝酿已久，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对自己的未来抱有必胜的信心。他也知道，自己一定能够打动人主之心。这是建炎四年十一月初七，公元1130年12月10日，帝国历史上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
秦桧对皇上道：
“如欲天下无事，须得南自南，北自北。”
这就是说：南方归于南方，北方归于北方，双方各成一家，互不相涉。言下之意，不仅金人的吞并两河能够承认，就连刘豫的僭伪也是可以默许的。
很显然，秦桧已彻底放弃了本朝百年廉耻礼义之训，对祸变危迫既不以为忧，对败衅迎降更不以为耻，
